故宫记（2）

2，时间  

然而，紫禁城不仅表明了空间的哲学，也暗藏着时间的秘密。今天走进紫禁城的人对于紫禁城的阅读是历时性的——他必须从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同时也是共时性的，因为每一座宫殿，都是时间叠加的结果，曾经的历史云烟、风云际会，都会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紫禁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计时器，记录着日升月落、王朝灭兴，每一个皇帝，都会出现在上一个皇帝曾经出现过的位置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宫殿里都可能重演，当人们走进一间宫室，面对一件器物，附着在上面的已逝时间就会不分先后地浮现。宫殿如同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钟，历史围绕着它，周而复始地运转。

接踵而至的帝王年号、历法，像钟摆一样，执行着计时、报时的功能，为宫殿提供着时间的刻度，整个世界，必须依据宫殿的时间表核准自己的时间，决定各自的行动。皇帝御门听政，常在拂晓前进行，整个朝廷的办公时间，都必须根据帝王的生物钟制定；帝国的时间表——科举、征税、征兵等等，决定着日常百姓的命运；钟鼓楼上的晨钟暮鼓，更把帝王的权威渗透到市井生活中。宫殿通过时间将政治权威合法化，将帝国的一盘散沙纳入一个完整有序的网络中，它对帝国的控制，比空间更加有力和彻底。

然而，帝王在通过时间来贯彻自己的权力意志的同时，他自己也处于时间中，接受时间的安排。他可以控制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却不能改变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高大的宫殿凸显了他的伟岸，而无边的时间却反衬了他的渺小。这应当是帝王最大的软肋。如同一把双刃剑，时间在将他的权力最大化的同时，也成为他永恒事业的绊脚石。紫禁城的每一座宫殿、每一件器物，都向他提醒着时间的存在，因为那些宫殿和器物，都是在穿越漫长的时间之后抵达他们面前的，有着无比复杂的履历。它们既指涉“过去”，也指涉“现在”，它们构成了对时间秩序的视觉表达，它表明，所有的“现在”，都将沦为“过去”，一切皆在时间的流程之中，而宫殿，则同时存在于“过去时”和“现在时”两种时态中。皇帝自己，也只不过是这一巨型钟表上的一个零件而已。每一任皇帝，尽管都是宫殿里过客，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于时间的超强敏感和持续渴望。这使他们变得无比焦虑。我想起王莽在公元3世纪建起的明堂——一座履行着计时器功能的奇特建筑，美术 史家巫鸿先生把它称作“古代中国创造的最复杂的皇家礼仪建筑，”它把“时间、空间和政治权威所构成的三角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有机。”[1]据说明堂是由远古时期的圣贤发明的，但这一古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周代以后的人们所遗忘。《汉书》云：“是岁，莽奏起明堂……”[2]于是，在这座我们已经无法目睹的宫殿的顶部，是一个被称作“通天屋”的观象台，底层围绕四周，是代表着十二个月的十二间屋室，皇帝每年都要从东北角的第一间屋（阳气源起之处）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每个房间轮流居住。不仅皇帝的空间位置，甚至他的一切活动，如政务、吃穿、乐（yue）事、祭祀等，都与月令相对应，他在空间中的辗转和漂移，也同时在时间中完成。他试图以此化解帝国政治与时间的冲突，完成权力与时间的同构关系。但是他们的和解只是暂时的，如今，当皇帝接二连三地在明堂出现和消失之后，明堂自身，也在时间中隐遁了，直到1956年，它的遗址才在长安南郊被发现，成为引导我们回溯历史的一个路标。

作为大明王朝的死穴，在紫禁城的正北方，景山见证了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死，朱棣的权力意志不能挽救他的后裔，景山也因此具有了墓地的性质——它不仅是崇祯的墓地，也是朱棣的墓地，是一切权力欲望的墓地。这一空间组合使紫禁城的隐喻性质变得更加明显——紫禁城是由帝王控制的超级时间机器，景山则陈列着帝王在时间中的尸骸。太和殿并非皇帝永恒的幸福之源，而只是他暂时的驿站，一个又一个的皇帝，在时间中从太和殿鱼贯而入，又排着队，奔往北面的超级坟墓。他们在时间中挣扎和躁动的心，只有在沉寂的墓地里，才能得到安宁和拯救。

2010年2月4日初稿

                                                                        2月5、6一改

                                                                         2月9日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