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纪念吴冠中先生的好文章 舒乙
吴冠中先生去世后，有众多悼念文章出现在报刊上。我的朋友叶武林也写了一篇，由网上传给我看。我读后颇受感动，以为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叶武林是吴先生的高足。他的故事朴实无华，在缓缓道来的叙述中将吴先生非凡的为人生动地刻画出来，很准确地道出了吴先生的与众不同，特别是他的正直和善良。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篇文章。
《太阳雨》 —— 怀念吴冠中先生
——叶武林
吴冠中先生是我的恩师，四十八年前他招收我做他的学生，其间曾发生了一件令我感恩终身的故事。
时光倒流三十年，1979年底，北京的老、中、青三代油画家，自愿结合、自荐作品，不设审查的同仁画会《北京油画研究会》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这是改革开放艺术民主的标志性事件。画家中最年长的是吴冠中，支持后援的人有艾青、江丰、朱丹等一些更高一层更长一辈的名人。开幕式后，参展画家和部分后援者去东四青海餐厅聚餐。这个不排座次，不讲排场的朋友式聚会十分热闹。席间有人回顾从艺的心酸往事哽咽的竟不能语，有人憧憬未来用诗一样的语言声称从此要做世界的自由人。在座的诸君都兴奋地像回到了青春的起点，仿佛自己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生命，并不记在自己的生死簿上。
突然，吴冠中先生站起来高声宣布：“我披露一件过去的秘密。”“叶武林曾经是我的学生，62年他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是我把他招进我们学院的，可是他们的校长却说：‘这个学生不听话，不要让他上大学。’我说不听话我不怕，我就是要降龙伏虎。谁知他到了我的班上，不听我的话，将我气晕倒地。”吴先生说罢哈哈大笑，在座的诸人不明究里地也随之哄堂大笑。只有我大吃一惊，方知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曾有过这样一段险情，吴先生待我还有这样的“救命”之恩。
时光再倒流十八年，1962年，时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毕业证书的全部成绩（除体育课外）都是5分（最优），却被排除在保送就读中央美术学院的名单之外。在那个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年代里，对于这种不公正，我既无维权的意识，更无维权的能力，几年的附中读书生涯备受政治歧视，我也习惯了这种不公正。我只想尽快地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寻找新的生活。
不在保送之列的学生可选择别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我选择了北京艺术学院，参加了他们的考试。口试时，第一次见到了吴冠中先生和赵域先生，从他们两个清癯的脸上的笑容中，我萌生了新的生活希望。
哪里想到，我敬爱的校长——附中的所有学生都这么称呼他，他总是笑眯眯地，以老革命的身份，慈祥地摸着每个同学的头——笑里藏刀地安排好了我最终的归宿，剥夺我读书的权利，回家务工。（老校长已故去，我也不想再陈述过多的细节，打扰他。）在那个年代里，以组织的名义，以一个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可有可无的“莫须有”式罪名，处理掉一个人，再没有比“不听话”三个字便捷通用，而不留痕迹的了。可是偏偏遇到了这个吴冠中挡横儿，一句话便顶了回去。初闻此事，我庆幸天降贵人佑我，继而细想我从“不听话我不怕”这六个字中真真切切地读出了先生的愤怒与同情。对强权者卑劣的愤怒，对弱小无辜者的同情，是吴先生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他在被“棒杀”的前半生，还是被“捧杀”的后半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边缘人，以自我疏离的方式保持人格的独立和清醒，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都是我最敬重先生的地方。
新的学期开始，吴先生给我们班上课。先生对我那时的画还是赞赏的，特别对那些有诗情的水彩画，先生是一张一张地点评的。不久，课程转入人体素描单元，吴先生教我们如何从人体的结构中看出形式的美感、节奏和韵律。而我想的却是如何把人体画的结实和充分。我在中央美院看到他们画的东德式的结构素描，非常合自己的口味，于是便在课堂作业上模仿。想必当时画的十分幼稚，十分糟糕，想必我那张素描比别的那些抄写模特的素描离先生教授的素描距离更远，想必太让先生的眼睛受刺激了，于是，平素很少动笔改作业的吴先生，从我手中掰走木炭条，并用抹布将我的画面掸净，唰！唰！唰！画了几根纵穿画面的大结构线条，然后让我继续画下去。我望着这几根线，不知如何是好。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现在不想按先生的意思画。如果我这时能够放下手中的炭条去和先生交流一下，谈谈困惑和想法，请他帮我疏导一下，事情的结局可能完全会不一样。可惜生活中没有如果。话转回来，先生在那个“兴无灭资，改造思想”的年月里又能多说些什么呢？那时在课堂上讲《印象派》都是犯禁的。讲比《印象派》更“反动”、更“堕落”、更“腐朽”的现代派，那无异于自砸饭碗。记得我在美院附中看画册时，翻到塞尚的作品，辅导老师批了一句“没感情”，便把塞尚从我的头脑中抹去了。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东西就不是艺术，是一堆资产阶级臭狗屎。
吴先生早年弃人物画而专注风景画，就是为了避开人物画中政治指向强的束缚。风景画有超阶级的包容性，他把对形式美的追求藏在有大众口味的风景画里面。即便如此，他的追求还是屡遭非难和排斥。作为艺术家他可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寻得解脱。可是作为教师，他有言难传，他无法向学生打开广阔的艺术视野和人类文化的宝库。他抵能通过转述自己的创作经验的狭窄通道，传授自己的艺术理念。以先生的见识和学识，为我解疑释惑是易如反掌之事，但他此时只能缄默无语。处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左右不逢源的两难之中的吴冠中先生，其内心的苦衷是当时的我无法体察的。于是我便做了一件蠢事，用抹布掸去了吴先生画的那几条线，刺痛了他的隐痛。未及片刻，只听身后咕咚一声，周围同学一声尖叫，吴先生仰面倒地昏了过去。一片慌乱中先生被抬走急救。全系上下为之惊动。吓傻了的我呆立在仅剩一片混乱痕迹的素描画板前，等候处理。
我没有受到处分。我去先生家当面道了歉，先生和师母都没有责备我，也没有提招生时发生的那件有恩于我的事情，按常理这是个时机，无论是告知我还是谴责我都是时候。过了将近二十年，先生当众公布此事后，让我惊讶的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谢和内疚之情。先生却挥手说：不提这事了，我是主张学生不听老师的话的，我上学时就经常不听我的老师吴大羽的话。我领受到了先生的宽容和仁慈。
吴冠中先生的侠骨柔肠的性情还表露在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吴先生辅导毕业创作课，一位李姓同学画了一幅“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画，作者以黑白二色为基调，画面形式感极强，充分表现了勇士出征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肃杀气氛。吴先生对此画极为赏识，欲给于优秀分数。但系里领导认为此画不符合毕业创作要求，要以不及格论处。吴先生大怒，争吵声都传及楼道走廊，先生要求组织院外专家评议……。结果自不必言，今夕是何年？1963年阶级斗争的弦早已绷紧，以小说形式反党的罪名已被钦定。幸好此事发生在北京艺术学院，最终结果虽不公平，但还是限于在学术问题的争论范围内收场。此事若发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在那批目透纸背的左爷眼里，说不定会惹出一场政治大祸。何人自比祖龙？何人胆敢刺秦？吴先生在政治上糊涂的可以，而艺术上又狂热到奋不顾身，单枪匹马地应对充满政治杀机的艺术挑战。在一浪险过一浪的政治风浪中，终于没有翻船，也算是时代的一个奇迹，我说不清楚这是基于先生的睿智还是先生的运气。从吴先生的自传《我负丹青》中得知，先生为这张创作的结局深感内疚，不仅自责未能给一张好画争得应有的尊重，甚至爱屋及乌地自责此事给爱徒带来了灾祸。多少年后，只要有机会，都给这位学生以补偿，这种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读来令我热泪盈眶。
吴先生对形式美的感悟有过人的天份，他那双猎隼一样的眼睛能从杂芜的乱丛中一眼就看见猎物所在。吴先生对形式美的追求也是他的信念，他多次扬言为此可舍出身家性命。信念与性格叠加就产生超常的言行，偏颇乎？执着乎？是见仁见智的了。吴先生对形式的火眼金睛与对形式外的事物视而不见，确也闹出过一些笑话。
1980年《北京油画研究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第二展。展览前言写上了“谢谢中国美协的支持”字样。美协的领导说：“谢谢‘谢谢’，前言中，不要提中国美协支持。”不设审查改成由美协领导“把关”。吴冠中先生也是把关者之一。他走到我的自荐作品《小镇春秋》画前扫了一眼说：方框的构成形式很有意思。就去看别的画。随后，华君武同志走到我的画前，对方框之内的内容大感兴趣，据说看了二十几分钟。审完之后，美协领导与作者交换意见（之前之后的我所参加的展览从未有过这种民主形式）华君武一口气问了我十二个为什么？（据另一与会者的计数）为什么叫《春秋》？为什么画自由市场？为什么水乡有个愁容满面的干部？为什么新华书店无人？……为什么阁楼里有裸女放鸽子？为什么裸女乳房这么大？说真的，除了最后一问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还未曾想到在乳房大小上也可有文章好作，其他的为什么均句句刀锋，真乃是火眼金睛。与会者七嘴八舌地提修改主意，大多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妙招。吴先生说自己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还特意跑到画前又仔细地看了画面，回来笑着不语。最后，华君武同志面孔一沉说：“今天我不是以艺术家身份与你们讨论的，而是以官员身份向你们宣布，此画不能展出。”为了顾全《油画研究会》的大局，我就“自愿”撤出此画不展。二展之后《北京油画研究会》无疾而终，成为了历史。
只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批评与反批评都属正常的思想交锋。华君武同志这么关注我说什么，我还多少有些遇到“知音”的欣慰，虽说是不知好歹。我总想说什么，这是我十分执拗的创作动机。吴先生是不大赞同此点的，这也是我总想找机会向先生讨教的一个话题。
八十年代初，我去江苏甪直地区写生，恰逢吴先生带着他的研究生钟蜀衍也在那一带写生，钟是我附中低几届的同学，她来看我的画，若有所感的说：“吴先生不主张我们画房子的旧。”此话让我回味良久。吴冠中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是以老墙、祖屋、废墟、古树为描绘对象的，但在先生的笔下这些老物象并不是在诉说过去的故事，而是散发着当下的活力，无论是苍劲的墨团，还是飞扬的游丝，焕发的都是鲜活、灵秀、飘逸、随主家的现场心境而生发而消长，是无可重复，稍瞬即逝，随风而去的及时美。吴冠中先生是心灵的印象美的记录者，吴冠中的艺术是中国文人化了的印象主义。
吴先生的画作爱用“荼”字作签名，他说是取“如火如荼”之意。先生经常提及梵高对他的启示，先生也经常说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可是在吴先生的画中，很难感受到梵高式的“炽热”和鲁迅式的“酷毙”。我一直以人的多面性来看待这种不一致。但是，纵观吴冠中先生的一生，他的作品，他的文章，他的性格，他的言行，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是互为依托，互为补充，互为激励的，化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吴冠中。
有一年在广州碰见一场暴风雨，狂风突起，黑云压城，紧接着雷鸣电闪撕裂天空，一阵急雨砸下，转瞬间，太阳又从浓云中潜出，万道金光照射着未歇的大雨，雨滴闪烁着五彩，如流苏、如珠帘。他们告诉我，这叫“太阳雨”。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加人品犹如我心中的太阳雨。
吴先生的家与我家同在方庄，相隔几栋楼。我妻姚珠珠去公园散步时经常碰见吴先生和师母，姚为人爽朗热情，吴先生夫妇喜欢与她交谈，她时时地替我问候先生与师母，有时也带回先生的问好。有一天姚珠珠说：“吴先生说了，叶武林从来没有来过我家。”我知这是吴先生的玩笑之话，但也点中了我心中的尴尬之处。我总觉得先生在审视画作时对形式美是有“洁癖”的。他曾为一位有成绩的画家作序，说了很多优点，在谈到形式美时，用了一个尖刻的形容词“拖着鼻涕的孩子”。我知道我在艺术追求上有许多不合先生意的东西，我又很在意先生对我的评价。于是我就拖着，想等到有了让先生满意的作品时再去看望他。一句话，我不想拖着鼻涕见他。后来发现，我离先生越来越远，越来越觉得拿不出作品去见先生了。
不曾想，恩师走了，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见他的可能了……。
二0一0年七月七日
醒暑太息于草寺蓬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