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强大？衰落？崩溃？
赵红军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同时见证了美国的强大与脆弱。2007年，我刚到美国，从对美国的不熟悉到熟悉，曾亲眼目睹并体会了美国企业的强大，美国制度的灵活，美国人才制度的足够弹性。2008年6月，在金融危机大蔓延的背景下，我曾悖逆经济形势写了“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经济学茶座》发表后，得到国内很多杂志、网站的青睐，它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进行着复制、粘贴和转载的革命。有的网友甚至留言批评说我标新立异，是个为美国摇旗呐喊的走狗。回国一年多来，经常看到报纸上、媒体上出现美国虚弱不堪，无奈向中国举债与求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甚至有国人连连不断揶揄美国沮丧表现的新闻或报道。每每听到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会置之一笑，因为我知道，媒体和记者多是大话和追风一族，他们的报道大多需要仔细分析以后才能接受。
最近我接连读到几则美国人讨论美国衰落而不是强大的文章，这让我感到意外，原因是危机之后，说美国衰落的外国人大有人在，可美国人大谈起自家衰落的却比较少见，看来，这两件事的确值得我们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讨论一番。
第一篇是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休斯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在这篇名为“瘫痪的帝国”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善良还是邪恶，帝国总会有兴起，也总会有衰落，关键是取决于这个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足够的弹性来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者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比如，奥巴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让医疗改革这项对美国有益的改革获得通过；小布什当年也试图通过一项合理的、明智的应对非法移民的法案，但最终无功而返；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曾长期试图推动竞选筹款制度改革却始终不能如愿，奥巴马总统最近每周都会说同样的话……作者最后下结论说，如果运用能否解决问题这一简单的标准来看，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病入膏肓，陷入瘫痪。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作者的说法与外国人说美国衰落的说法全然不能同日而语。也许外国人说美国衰落常常会有一种恨富、恨强的邻里心态，但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的真实意图却显然是善意的批评，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美国的衰落庆幸，而是以此挑拨美国人的神经，促使他们反思美国现有政治制度的缺陷，减少党派争斗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非效率。这与我在《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一文要传递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我的目的并不是在金融危机之际为美国的强大摇旗呐喊，我的真实意图只不过是说，如何虚心向这个强大的国家学习一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用的制度和政策，这样，中国才能早日走上美国一样的强大。只不过我的解说方法是通过赞美别人来反思自己，而伊格内休斯用的方法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质上，他和我都是十足的爱国主义者，而所写的两篇文章与卖国求荣、与走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并不完全认同伊格内休斯的说法。他说美国党派争斗、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已成为美国式政治制度的缺陷，其言下之意是这套争斗、讨价还价耗时耗力，结果很多颇富帕累托改进意义的改革措施难以通过。殊不知，这项缺陷也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因为凡事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美国如果没有这种党派政治，可能就没有美国式的民主了，如果没有了美国式的民主，美国的决策效率是会很快提高，但那样的话，美国就成了接近于它们所仇恨的集权体制的同类了。朝鲜就没有美国式的这套民主体系，决策的效率是高了，但是决策的质量有谁能够保证？在这里，我理解作者的真实意思，他只不过是说，这种党派政治的效率越来越低了，导致了有效率的政策和改革难以通过，他并没有全面打倒美国党派政治的半点意思表示。
第二篇文章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Ferguson发表在美国国务院《外交问题》杂志上的文章。作者认为，历史上的各大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最终都必然要面临衰落，因为这些帝国乃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军事、政治系统。在这一系统演化进程中，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这一系统的适应性变化。他举了罗马帝国的例子，举了明朝快速衰落、清朝快速胜利、法国波旁王朝、大英帝国、苏联快速衰落的例子，其目的不知过是借助复苏系统与国家崩溃说事，告诫美国的当政者，历史上帝国衰落的警钟应长鸣不止，特别是在当前美国恶劣财政表现出现的时候。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言道，也许金融上的赤字并不足以削弱美国的实力，但它却对人们长期以来对美国从容应对危机能力的信心的打击却不容小视。如果这一信心遭受了重创，美国很可能就会由于不过是小小的一击而轰然倒塌。
这篇文章虽口口声声大谈美帝国的衰落，但却同样是作者拳拳爱国之情的自然流露。除此之外，作者运用复杂系统解说帝国兴衰的观点对像我这样思考中国经济长期变迁的人也有重要启示。虽然在我已交给出版社的讨论中国经济长期变迁的专著《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中，还未来得及引用弗格森的这篇文章，并未言明我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理论者，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与弗格森观点之间的共鸣。
比如，在这本书中，我的观点是说，学者们要想解说一个像中国这个绵延两千多年的大帝国的长期经济变迁，就决不可运用任何单一因素的静态解说法，因为那样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甚至还可能将人引向偏途。毕竟中国自秦汉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华大帝国实实在在地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如果某一个单一因素的解说有说服力的话，那它就必须同时解说14－15世纪之前中国相对于西方的领先，同时又能解说中国在此之后相对于西方的落后（这正是“李约瑟之谜”，“韦伯问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共同所指）。想象以下，在这么长时间的演进中，这单一的因素必然在演变，而其他的因素又何尝不会随之演变，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这单一因素始终具有解释力呢？很显然，我的观点与弗格森解说国家兴衰的理论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简而言之，我的解说可以这样概括，在14－15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先辈建立了一种适应于中华地理、生态、资源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形式，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农业生产效率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高水平均衡”上。在此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便摸索并建立了适合于小农经济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它依赖小农经济的高效率农业生存，依赖农民提供士兵和官僚阶层，依赖儒家思想驯化臣民，对私商或者其他可能对现有体制带来冲击的思想、力量或者产业保持了有效地制衡，于是封建国家的实力和科技创新优于西方长达1000多年。很显然，此时中国的领先乃是系统的领先、体制的领先，而不是单一因素的领先。但十世纪后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并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停滞的帝国”（【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版），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单是西方在15－16世纪以后前进与发达了，而是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这一复杂系统在经过千年的运转之后已造就了一种长久的惯性和制度均衡，其中的很多部件已经磨损，系统内的垃圾不断积聚，系统的散热性大减，系统运行的噪音大幅上升，它不是完全无效了而是已经老化、蹒跚和需要升级换代了。这不，在公元十四、五世纪以后，中国生态、气候、地理、人口密度、周边环境、与游牧民族的相对力量、与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思想和政府治理尝试已经难以生根发芽，结果，中国由之前的领先就转变为之后的落后。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有人对小农经济恨之入骨，将它归结为中国后来落伍的根本原因，也有人将公元十世纪以后的环境变迁当作罪魁，并不认为屋漏偏遇倾盆雨，而是这倾盆大雨恰好掀翻屋上瓦。更有人将中国政治的僵化当作元凶，对之口诛笔伐。其实，这些都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
在这里，我之所以拿这两篇讨论美国衰落以及我所写的讨论美国强大文章以及中国在历史上由先进变落伍的专著进行讨论与对比，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它们是在赞美谁还是贬低谁，重要的是，它们在促使美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思考自己未来时所具有的重大警示与借鉴意义。
如果单从目前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境看，它的确有崩溃的可能，因为所有帝国的崩溃都不可避免地与糟糕的经济状况相联系，但从严格逻辑推理的角度看，糟糕的经济困境并不是导致帝国崩溃的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否会成功地应付这次危机，并对其制度进行快速有效地再造。在美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的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的美元、石油危机，1982－1987年的金融危机，但美国不是都挺过来了吗？看看美国在这些危机发生之后的政策举措就知道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美国有“罗斯福新政”，有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1974－1975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新联邦主义的出现，1982－198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有里根时期的新经济政策。
同样，如果从美国国内企业的活力角度看，我们从美国不遗余力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投入巨资进行各种最新研究与开发，从其企业灵活的制度、政策看，它可能不会崩溃。别的不说，一个口中时常喊着创新、变革的少数族裔美国人，就堂而皇之地从一个参议员而走上总统宝座，在别的国家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至少没有那么容易。事实是否真如金融家巴菲特所说的那样——“把美国朝坏的方向估计，通常是不对的，因为美国有灵活的经济和适应性的政治制度”？
无论如何，我不完全同意伊格内休斯的观点，他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瘫痪，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布什当任，还是今天的奥巴马当任的时候，都有一些看似正确的事情难以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获得通过。在我看来，这也许正是美国民主体制的魅力所在，它不能保证好的制度得到通过，但却能保证一个坏的、偏颇的制度要想通过却比较的困难，这可能正是其相对于集权体制的优点所在。在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决策的效率非常之快，但错误的决策同样非常的快，结果，一招输，全盘输，苏联最终解体。在现在的朝鲜，权力同样高度集中，决策的效率也的确非常的快，但谁敢料到，一旦出现决策失误，不知道这个错误的决策会不会影响朝鲜的生存？
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终于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从意识形态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相对集权的国家，它有着决策高效的体制优势，但我们却一步步成功地在这个集权的框架中融合进了越来越财政分权的因素，于是，我们坐收了决策高效的优势，同时又坐收了分散决策灵活的好处。难怪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最新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乐观地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建立一种区别于西方的新的社会和管理体系，其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便是其中的八大支柱之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简直不知道，奈斯比特所预言的这个事实是否会在未来应验？但我知道，要想在这个集权与分权、决策高效与执行灵活之间维持平衡却如刀刃上的行走一样困难，关键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制度化的有效机制作为保证呢？
（Niall Ferguson,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2010, March/April. 大卫·伊格内休斯：“瘫痪的帝国”，《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9日。赵红军：“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5辑。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上海人民、格致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