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和陈凯旋，这是中国底层社会的两个普通人物，但他们又都因为遇到了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总理而成为知名人物，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重庆云阳县农民熊德明向总理反映了丈夫被拖欠工钱的情况后，不仅她的这一个人问题迅速解决，而且她被视为当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被各地请去当作讨薪代表，虽然未见她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但至少她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最新消息称她办了一个养猪场，日子过得还不错。

    熊德明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如今，7年过去了，又出现了一位熊德明式的人物。今年7月初，湖南宁乡县农民陈凯旋趁总理来视察的时机，主动找到总理向他反映了当地地质灾害的情况，引起了总理的高度重视，并请其带路到现场查看。但是，在总理结束视察离开湖南后，陈凯旋却陷入了莫名的恐慌之中，因为他所在的镇上风传派出所将要来抓他。他果然见到了半夜里来敲门的许多干部，惊吓之下，陈凯旋连夜翻墙逃走，并且干脆把自己开在镇上的一家小店低价盘掉了，准备回家种地。陈凯旋越过官方的安排向总理反映了当地的情况，但他没有像7年前的熊德明一样得到荣誉的加冕，而是像一个犯了很大罪错的人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地方官员半夜里寻访陈凯旋，目的何在？这个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官员说是为了向陈凯旋了解情况，但这种光明正大的行为放在半夜进行，这超出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既然现在事情已经被新闻媒体捅了出去，地方官员们自然要给这场夜半行动加上巧饰的说法了，抓人的事毕竟没有发生。看来，陈凯旋是有点庸人自扰了，他是轻信了镇上的流言，这一出有点荒诞的戏剧似乎可以落幕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场荒诞剧来欣赏，哈哈一笑就走出“剧场”，似乎又轻视了通过这起事件观察现实中国社会的价值。即使我们相信当地官员的说法，他们确实没有把陈凯旋抓进官府教训一顿的打算，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陈凯旋作出了向总理大胆陈言的行动时，他所在的镇上会出现官府要把他抓起来的流言？如果联系7年前熊德明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在这7年里发生的蜕变，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把陈凯旋抓起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谣言。但是，谣言固然捏造了事实，但是谣言从产生到在社会上流传，乃至让人们信以为真，必须有它合适的土壤。7年前熊德明见到总理后，民间舆论自然而然地把她当作了英雄，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培育出产生把一个向总理直言的普通公民抓起来的谣言的土壤。直到今天，虽然熊德明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那双与总理握过的手正在勤劳地喂猪而没有被送进博物馆，但她一直在享受着当年留下的余荫。但是，7年以后，当又一个熊德明式的人物出现的时候，社会已经不再把他当作英雄了，至少在地方官员那里，是将他视为一个不识时务的麻烦制造者来看待的，于是官府要将他抓起来的谣言便应运而生了。显然，这个谣言之所以能不胫而走，是与现实生活中地方官员积极屏蔽上下沟通渠道的社会土壤联系在一起的。熊德明可以借助当年向总理直陈意见给社会留下的正面评价开拓自己的事业，开办了一个养猪场；而今天的陈凯旋凭借同样的行动，不仅在官府那里已经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而且还把自己已经开办的一个小店也弄丢了。7年来中国社会的蜕变，以这两个人同样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后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其实，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向他授权的国家管理者反映情况，或者提出意见，都是其公民权力的体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公民见到官员却被当作一种荣誉，当作一种待遇，以至每一句对话都被精心导演，反映自己的困难、反映基层的问题被严格禁止在对话框之外。熊德明突破了这种程式，被视为英雄，这种结局虽然似乎有些皆大欢喜，却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官民关系相去甚远，只是7年前的官民关系还有一丝融洽，因此一切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熊德明没有因为自己的“冒失举动”遭遇不测。今天，陈凯旋突破了这种程式，其结局已经颇有一些当年杜甫《石壕吏》所描写的“古风”了，中国现实社会中官民关系的倒退，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再要说什么公民权力，实在是有点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