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较为关注的两件事皆与“学术”相关，一是被称为打工皇帝的唐骏注水“西太平洋”博士文凭事件，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抄袭事件，两位当事人一位是商界名人，一位是学术泰斗，闹出这般不堪的丑闻，其公众形象自然大为受损，于是一时间，关于学术风气净化和“学历”“能力”之争的讨论尘嚣甚上。其实，在这种强大舆论压力背后，是一种偶像崇拜的错误逻辑在作祟，而这种历史悠久的崇拜传统也是单纯甚至幼稚的部分公众和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脑袋笨到一起”的后果。
唐骏的大名源于他出任微软中国区总裁以及后来出任盛大总裁的经历，顶峰在于以10亿元的转会费出任新华都总裁，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打工皇帝”，这般华丽的转身其实已经足够，若是社会和他本人都秉承着“英雄不问出处”的淡定精神，估计也就不会闹出今天的丑闻，可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捧红这位皇帝的传媒都忍不住想要给这位事业有成的奋斗男添上一段精彩的生命历程，于是“西太平洋”这所半野鸡大学成了声名显赫的“加州理工”，出版社这么写，他也默认。
其实，学历只是神话唐骏的一小部分而已，尽管本人未曾看过他的自传也未曾听过他的演讲，但仅从各个媒体了解到的信息来看，他显然不是低调的成功者，而是一个类似于史玉柱般的精神教父，自传的名字叫做《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演讲更是极具煽动精神，总体而言，他和传媒一直以来都在传达着这样的暗示：像我学习，你就可以成功！
问题就在于此，当今中国社会浮躁的最突出表现便是“成功学”的泛滥，而要使成功学深入人心，必备的两个条件就是：有个成功的榜样，有可以模仿榜样的方法，于是，唐骏们成了榜样，唐骏们的自传（谁也不知道哪本是真的，哪本是出版商乱写的）就是练就成功学的“葵花宝典”。练习宝典是要自宫的，读者割下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力和自信力，这比自宫不是更可怕么？
突然想起我之前的文章里也时常提起这个观点：成功不可复制，并且也就是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写了一篇名为《大学生活该找不到工作》的偏激文章表达我对“克莱登大学”文凭的担忧，但一年以后真的出了个克莱登的文凭，以此纪念我的那篇得意之作诞生一周年么？真是讽刺。之前我也在日志里提到过，对所有成功人士的所谓励志讲座无动于衷，对所有成功人士所谓的励志自传深表不屑，理由不是我有多么自恋，而是很简单的常识：如果成功都是靠复制可以得来的，成功遍地都是，那么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在不久之前，我又写过一篇《思想的版权》论证独立的思考无论是否是一种创新，只要是自身得来的，就值得肯定甚至拿来自恋。所以，我的观点架构其实已经很清晰：独立是成功的前提，复制来的东西再好也是不值得歌颂的，自创的东西再烂也是财富，成功不是一个客观标准，而是一个主观动力。
让笔者感觉可悲的是，在“学历门”事件爆出之后，无数曾经的唐骏崇拜者（以奋斗中的年轻人为主）大骂唐骏欺骗读者，甚至到了“欺骗我的感情”的地步，其实这些所谓受害者何尝又不是自作自受呢？把所有的理想和目标集中在一个够不着的神化人物身上，岂不是一种悲哀？今天有唐骏，昨天有史玉柱（一个奋斗精神可嘉但没任何商业道德的人），中国有毛泽东，外国有巴菲特，我们似乎从来不缺少偶像崇拜的精神，就像一种可怕的癌症细胞可以无休止的复制产生，永不消退。
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偶像崇拜都是漏洞满天的伪命题，人无完人，哪有神一样的人物？唯一较为合理的解释便是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或者“光环效应”，其内在逻辑便是以偏概全、缺乏自信力的以偏概全。我还是得承认，曾经的偶像还是有价值的，比如钱学森和季羡林之类的国宝级学术泰斗，可恰恰这类真正的应该的偶像往往都是低调者，成功的传记寥寥无几，更不会以成功学的幌子去推销自己，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成功人士杜撰出的成功宝典跟无知狭隘的霸权主义有何区别呢——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别人，把思想的侵蚀说成思想的解放？岂不荒谬？
借用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句话：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玩这个（偶像崇拜）呢？谁都知道价值多元化是一个文明宽容社会的基本标志，但即使就在这个每天鼓吹个性另类的世界里，这般愚蠢的事情依旧经常发生，每个人都在膜拜，都在学习怎样成功，这种个性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这本就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因为没有创造信任的机制和赢得信任的大师，所以顺应的心态也应是“无需偶像”的独立精神，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学术环境乃至社会环境，与其迷信一个神化的名人，不如“迷信”自己的理想和毅力。
很庆幸，我家的书柜里几乎看不到成功者自传或者成功秘笈之类的书籍，否则现在的自己是没有思考力去写这篇文章的。也很庆幸，我会欣赏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喜欢很多歌手的歌曲，但从来没有一人可以左右自己的独立思想，更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去疯狂的崇拜模仿。少儿的最佳学习模式是模仿，但20多岁了还是靠模仿去进步，应该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吧？即便是把学习成功学当成一次投资，那么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吗？
没有偶像就活不下去吗？我想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