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范 氏 口 传 文 学 家 族 解 读 武 当 山 民 歌（下）
《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
徐 永 安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湖北十堰 442002）
摘 要：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范氏家族和田畈村的社会背景及其口头文学传承状况的研究，从移民活动、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等方面，分析了范氏口传文学家族形成的原因，丰富了对民间文学传承规律研究的内容。同时分析了武当山民歌的内容构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特点。
关键词：范氏口传文学家族 民歌 歌手 移民 家族传承
社会传承
中图分类号：I27 文献标识码 A
三、家族成员成为歌手的微观因素
口传文学家族的延续当然要体现在一个个歌手的成长与更替上。前面所分析的宏观因素是产生歌手的背景和土壤，但是具备了这样的前提，范氏家族的成员也并不能都成为歌手，成为优秀的歌手更是不容易。通过对36位歌手的访谈和对个人及家庭背景资料的综合分析，影响家族成员能否成为歌手的微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家庭经济状况。
由于官山乡的整体经济水平不高，这里的开发是从离发达地区较近的西部由西向东渐次推进，因此，处于最东部的田畈村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明显低于该乡的平均水平，属于典型的穷困山村，一直是市、镇两级政府扶贫工作的重点。如此穷困之地的一个家族就涌现出数十名歌手，这说明了一个地方整体上的闭塞和穷困对歌手的成长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闭塞，少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干扰，口传文学的传统才得以保持和延续；因为穷困，人们只能从歌中取乐，便造就了歌风浓烈的环境；因为歌唱的好，就会有人请，有人给钱物，势必会刺激一些穷困者发奋学歌。这些都有助于歌手的成长。
然而调查表明，就一个家庭而言，这种穷困程度却不能低于某种底线。我们在调查中获得以下统计数据：田畈村人口总数973人，耕地1974亩，人均2亩地；农作物以小麦、包谷为主，年人均粮食产量约400公斤（每亩产量是偏低的）；近三年的人均收入分别为1700元、1780元、1850元。然而这种以货币形式折算的经济收入和多数家庭实际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很难用一种具体的指标来做量化分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以实地的观察感受、同类问题的谈话记录、家庭成员的照片以及各家居所环境等三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概括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类。“一般”是指温饱基本能有保障，房子大小适中、不破败，人的衣着、精神状态尚可。另外两类照此标准上下浮动。据此将前十名评定结果列表如下（同列其它信息）：
姓名
项目 范世喜01 范世杰06 范世聪02 范世
田04 范世
兰05 范德
忠29 范清祥27 范清
波24 范世
贤10 范德学33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58 66 52 47 45 30 27 28 54 38
经济 一般 较差 较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较好 一般 较差 较好
文化 小四 文盲 文盲 高中 初中 小五 小四 小学 小学 高中
备注 1、范德忠未婚，住在哥哥家，经济以其哥哥为准。
2、顺序中的1、2、6号为唱歌数量基本核实者，未核实者排后。
3、姓名后的数字为挡案编号，可按号核对个人的社会资料和图片资料。
4、表中的家庭经济状况仅是以田畈村各家相比较而言的。
可以看出，唱歌水平和数量排名前十位者，除了范世杰，范世贤其他八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本村属中上等。而范世杰我们是把他作为“曾经会唱的歌手”列入统计中的。现在，他不是不会唱，而是基本不唱。他家的境况很不好，大儿子另立家业，两个女儿远嫁，小儿子外出打工谋生。妻子江明秀61岁，行动迟缓，似有点神志不清。本人岁数也大了，家中又缺少照料，粮食不够吃，住房陈旧，衣衫破烂。当我们问到生活问题时，老人神情茫然。聊起唱歌的事，他的嘴角闪过一丝苦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气力唱了。”正是困窘的生活状况，使得他失去了这样的兴趣，也失去了这样的快乐。范世贤的情况也有特殊性，他的家人在武当山做生意，那边有房产和一定的经济收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为了看房子，拾掇好几亩地。
在35
户范姓人家中，属于“较差”类的还有11户。那些不唱的、过去唱现在不唱的以及唱的少的成员，在此类家庭中最多。
因此，一个家庭现实的经济水平如果低于基本的生活保障线，其家庭成员是很难好好地学习民歌的。
第二，个人的兴趣、动机和性格。
范世喜讲，父亲教他唱歌时，歌词里（人物）的酸甜苦辣让他很感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学的特别用心，也掌握的很快。文革期间唱歌被禁止十年，在家里他不敢唱，有时在外乡的路上哼几句。直到1978年，有一次村书记请他“打代尸”，当时他仍有顾虑，但是从这一次开始，他就放开胆子唱歌，把忘掉的歌又很快地回忆了起来。
范世田说：“七八岁时跟父亲学了一些情歌、四六句子、《闹五更》、《二妹下书》等歌。那时哥哥姐姐被人请去办事，我也要去，父亲不让去。我就说那你教我唱歌，老爹说可以。当夜教我《二妹下书》，这歌很长有几十段，可我一夜就记住了，那时记性好的很。”
范清祥从上小学时就爱上了唱歌。他说：“上学时，我经常把鼓棰带在身边，一上课就把鼓棰藏在课桌里，轻轻的在下边练习鼓点。99年开始学《起歌头》时，晚上睡在床上还背歌词，第二天早上一醒又回忆着去记。有人见我这么痴迷不理解，说你学这些歌有什么用处，又挣不了钱。我却觉得自己才学了一半，要学就学好，学艺不精，尻人（害人）不轻。”他大哥大嫂在吕家河村，嫂子还是村里小有名气的女歌手。他从吕家河村看到了唱好民歌的前途，因此学歌更加用功。
热爱民歌、痴迷于民歌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这也是一个歌手成长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同样的家庭背景下，范氏五兄妹中，惟有老三范世忠唱歌不多。问及原因时，他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小时侯哥哥姐姐们唱歌时我太小，我七岁上小学……毕业后在队里干活。那时十三四岁，正是文革的时候，又不允许唱，所以没学成。十九岁（1972年秋）当兵，服役四年错过了学歌的最好时光。当兵时政治学的比较多，文艺活动不怎么参加。在部队打火箭炮时，右耳被震聋。回来后务农，由于家里比较穷，有空就去武当山抬轿挣一些钱。”然而，除了经历的特殊性，他说出了更为本质的原因——“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内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也不大喜欢唱歌。”从他那里印证了兴趣的重要性，也涉及到了性格对唱歌的影响问题。在前十名歌手中，除了范世杰、范世田相对言语较少外，其他基本都是外向型性格。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行为上的特点——主动性。这些歌手喜欢唱歌讲故事，善于交谈。
第三，个人的天资、嗓音条件、主观努力程度和修养
有的歌手从小就在唱民歌上表现出较高的天资，记性好，乐感好，嗓音好，并有很强的学习欲望（在其他方面不一定比别人强）。这种人小时侯就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以后不放松就会有大的发展。范姓歌手除前面提到的范清祥、范世田之外，范世杰也是从七八岁就开始跟父亲范永庆学唱民歌的。后来，他又不断的向叔父范永发、王永章等前辈学习，从而成为这一带有名的歌师。
大多数歌手都是在十几岁才开始学唱民歌的，对于他们来说，后天的努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今年30岁的范德忠，十五六岁才开始学习打唱，他曾跟蒋贵荣、王永章、李邦明、范世杰和范世喜学过歌，还学会了打锣鼓。现在，他唱歌的数量已经很多，还会讲几十个故事和百十条谚语，成为年青歌手中比较出色的一个。经常有人请他，吕家河、老营、六里坪他都去唱过歌。相反，小时侯家庭条件和个人基础较好的范世田，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后天的勤奋不够，加上嗓子伤于烟酒，在民歌方面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有的人虽然很喜欢唱，但是嗓子不好，唱的不好听，在歌手竞赛的过程中，会因技不如人而渐渐的不在歌场演唱。这可能会使他们对唱歌失去兴趣，也可能仍然保持着听歌的习惯，或者虽不“上场唱”但以“底下唱”保持对民歌的喜好。而放弃了成为歌场上的歌手的努力，学歌的数量当然不会多。72岁的范世文老人，过去能唱三四百首，后因患严重的气管炎，很长时间不唱了，还会的歌已所剩无几。已故的范世新号称“能唱几天几夜”，但他的儿子范德成就因为嗓音不好而不爱唱歌。也有些乐感和节奏感比较强的人，会把兴趣转向锣鼓伴奏上，通过参与现场的“打火炮”找到上场竞争、表现自我的机会。村里外姓歌手杨明山、丁洋均也会唱很多歌，由于嗓子不好基本不上场唱，但是村里一有歌会，打锣鼓就少不了他们。锣鼓打得好，同样也会受到人们的赞誉。这里的锣鼓常常和吹奏乐器如笙、唢呐等配合使用，以丰富伴奏的音色。因此，也有少数嗓音条件不好的歌手向这方面发展，如村民王群，他的唢呐就吹得特别好，每有重要的场合，锣鼓班子里都少不了他。
其实，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会唱歌或者不会唱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区别仅仅在于形式，即一方需要表达，另一方则需要聆听。在共同需要和共同理解的高度，双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一起构成了一个推动民歌信息不断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当然，歌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最主要的，这是歌手在村民中受到尊敬的原因之一。
村里人常常用“会唱会打”来描述技术全面的歌手（如范清文不仅会打会唱，还会吹笙和唢呐，各方面都上得了场面，是少数综合能力十分全面的歌手之一），用“会唱不会打”或“会打不会唱”来描述只有一方面特长的歌手。这里的“不会唱”是特指不上场唱，真不会唱的人是不可能打好锣鼓的。他们对歌手及其水平的评定，事实上是约定俗成地以其在歌场上的表现为主要尺度的。歌手一般应该具备下列条件才可能获得歌师的身份：
首先，他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一是直接从民歌中获取知识。这就要求歌手能够记住大量的歌子，其中又以记住阴歌中长歌的数量最能代表歌手的水平。那些唱神话人物、前朝古人、英雄好汉的歌，以及象《刘全进瓜》、《杜吉莲哭监》、《秦雪梅吊孝》一类的长篇叙事诗（当地人称作“本子歌”）大部分都在阴歌里。没有相当的阴歌数量和临场经验的歌手是难以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二是要不断地用心从生活中汲取知识。包括从书本上学习、在生活中用心观察思考和向周围的人请教。对于数量庞大的阴歌，象范世杰这样没有文化的歌手，就得靠平时和在各种歌场听歌时“凭心（强）记”。有一定文化的歌手有许多人就以“抄歌本”来帮助记忆。否则，即使那些敢于上场唱但歌子不多的人，到了“扯”、“玩”的阶段，也不免心存畏惧。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来到丧前抬头望，
墙上画个万工样，
各样景致都画上。
一画凤凰三点头，
二画狮子滚绣球，
三画海面老龙头，
四画麒麟送子在后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嘴里唱来心里瞅，
害怕得罪众朋友。
对于高手，这首歌可以用来表示上场时的自谦之意，而对于那些记歌不多的人，这首歌很好地表达了他们诚惶诚恐、委婉试探的心理。只有高手才敢于直接唱出这一类歌：
歌师唱歌扯球蛋，
阎王接你吃早饭，
命不做主是枉然。
你在歌场把鼓赶，
女人在家偷野汉，
你厚起脸皮来贪玩，
吃得尽是肉头饭。
这种凌厉进攻的气势背后隐含的是歌手的自信和底气。否则，若没有深厚的积淀，肯定会被对手反击得头破血流，灰溜溜地下场。
其次，歌手要有灵活运用知识进行现场表演唱和竞技的能力。特别是在阴歌场歌手相互逗趣的时段，经常有暗中与人比高低的心理，有的是比学识高低，有的是比智慧的高低，互相出难题刁难对方，叫做“翻田埂”。还有将对方比作各种动物，置其于某种困境，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叫做“装布袋”。而被贬的一方既要设法摆脱被动，又要巧妙的予以反击。比如一个歌手将对方比做鸡：
小小鸡娃铁打的嘴，
跟在身后鵮我的腿，
三把两把抓住你，
劈头几瓢白开水。
烫锝烫，揎的揎，
炒的炒，煎的煎，
叫你端到桌面上，
骨头渣儿嚼个完。
另一个歌手则回敬道：
说是鸡，我就是鸡，
天天在你家鸡笼里。
那天你奶奶来喂鸡，
她抓把苞谷抓把米。
我上去抓她顶瓜皮，
下头蹬她乱蓑衣，
扑噜扑噜压几个屁，
翅膀拍拍怪美气。
但如果歌手直接出语伤人或者反目成仇就会被人们认为唱歌水平不行，做人心胸狭窄，以后在歌场上就很难树立形象了。所以歌手对民歌不仅要牢牢记住，还要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甚至现场编词应唱。它表现了优秀歌手在心理上的自信、内容上的娴熟以及控制歌场节奏和气氛的能力。这是歌场的最高境界，是歌手的自由王国，然而这种任我驰骋的自由只属于少数人，一个歌手要想具备这种技能决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再次，歌手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意味着歌手在生活中做人做事都比较得体，口碑较好，而且也包括了他在歌场的表现——不逾越规矩，不伤害人、得罪人，才能得到歌手和听众的尊敬。
最后，歌手要有一副好嗓子，唱出来的腔调要好听。
从上述分析中，也可见歌场的重要性。这就是一碰上谁家办大事，就会有爱歌的人翻山越领、不辞劳苦去“赶场子”的原因。
范世喜十七岁时第一次上阴歌场，只会三首很短的阴歌。我问他当时上场怕不怕，他“嘿嘿”一笑，又马上很严肃地说：“怕！有好多高手么，咋不怕呢？”问他唱的什么歌，他有些不好意思：“不好说，都是奉承别人的。”我一再要求下，他唱了一首《歌师唱歌真可美》：
歌师唱歌真可美，
来到歌场我欢喜，
顺手搬把藤条椅，
二人坐下闲叙叙。
人人都说梁山好，
我们都打梁山走一遭。
哥打伞，我背包，
歌骑马，我拉着，
路费盘缠我开销。
千处打柴一处烧，
大家捧柴火焰高。
靠自己的聪明和用心学习，很快能够在歌场上唱“翻田埂”一类的歌，可以同其他歌手一争高下。这一首《歌师唱歌真可好》可不是他要奉承对方：
歌师唱歌真可好，
我把你妹妹拐上跑。
上郧阳，下四川，
四川有个峨眉山，
峨眉山上有个大戏班。
白天教你妹妹学习玩，
夜晚叫你妹妹上妖山，
叫你上山容易回头难。
而这时，他自己也已经是一位高手了。他不仅从前辈传承了许多民歌和故事，他还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编成了故事，比如歌师王永章的故事就很富有传奇色彩。
最后，歌手要有一副好嗓子，唱出来的腔调要好听。
从上述分析中，也可见歌场的重要性。这就是一碰上谁家办大事，就会有爱歌的人翻山越领、不辞劳苦去“赶场子”的原因。
第四，文化程度的影响。
过去，人们似乎有这么一个感觉：喜欢唱民歌的人一般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而表中所列的统计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一个村民是否唱民歌没有直接的影响。表中十人有两个文盲、五个小学、一个初中、两个高中。在田畈村，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但他们也喜欢民歌。这说明对民歌的喜好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程度。
同时我们也看到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还是占了大多数。这一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下面的答案：文化程度低限制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但却会促使他们把精力和兴趣比别人更多的集中在民歌的学习上。以范氏兄妹为例，高中毕业的范世田在唱歌的数量和水平上就逊色于小学四年的哥哥范世喜，初中毕业的范世兰也逊色于文盲的姐姐范世聪。各自的生活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范世喜、范世聪一直生活在田畈村，而范世田先是去过河南谋生，又在武当山前山一带做过多种手艺活，其间就放弃了民歌的学习。后来，他回到村里，一直担任村干部。范世兰也曾在武当山做过小生意，当然会影响对民歌的学习。但是，相对于兴趣，文化程度的高低对歌手的影响要小一些。
四、总结与结论
1、研究对象的价值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什么？
“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林林总总，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普遍模式的事象才是民俗。第一，这些事象是模式化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形成、它们的结构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被人们完整地在生活中重复。第二，它们在社区生活中，在特定的群体中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群体中是共知共识，共同遵循的。模式的必然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于是，在时空上通常显示为固定的，因为只有在时空上是确定的东西才可能让多位个体共同参与。”[3]
毫无疑问，范氏家族的口传文学是一种民俗——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这是我们对范氏口传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民俗学基础。
就这一发现的学术价值，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先生发表了如下看法：研究民间口传文学，不仅要研究各类作品的文本，还要研究它们的传承特点。口传文学的传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社会传承，二是家族传承。湖北省五峰县的刘德培和长阳县的孙家香这两位著名的故事家，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传承方式。口传文学的家族传承事例颇多，但大都限于小家庭之内。象武当山范氏家族这样，在一个定居200多年的大家族中拥有喜爱民间口传文学的群体，实属罕见。
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民俗学的个案研究就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而论，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文化事象研究和生活整体研究。“民俗事象研究把活动中的人或情境从民俗事件中抽取出来，或弃之不顾，或悬而不论，或仅作参照也就是把事件抽象成事象，记录成单纯的文本，然后，探讨它的文化性质和意义。”“民俗整体研究重新恢复被事象研究抽掉的人和情景的本来位置，它关心整个民俗事件，把民俗过程中的各个因素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它着眼于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来研究民俗。它依靠田野作业直接观察并参与到民俗事件中去获得资料，全面掌握事件中各个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意义。……研究交流中的口头文学，而不是旧籍中的文本或由实际表演简化而成的文本。他们研究‘表演’，把艺术活动、表现形式、审美反响、参与者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活动情境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理解。”[4]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一开始确定的视角就是对范氏家族进行整体调查，通过不断的探索，逐渐形成了把对他们口传文学的文本研究和他们生活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实践证明，这种研究方法对实现课题预定的研究目标是比较有效的，对达成我们的后期目标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2002年4月，民俗学专家贾芝先生在了解了有关课题进展情况和前期成果后认为，目前在国内象这样对一个口传文学家族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调查和研究的还没有，本课题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3、前期成果
课题组成立后，调查工作即得到了官山镇政府、田畈村村委会干部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担任田野调查任务课题组成员多次进入田畈村，对范氏家族逐家逐户进行详细调查，建立了一整套范氏家族社会情况和口传文学情况的基本档案，并对主要歌手的民歌进行了挖掘、整理。初期成果包括几部叙事长诗在内的民歌一千余首，民间故事近百个以及《范氏家族血缘关系图表》、《范氏家族及歌手基本情况档案》、《田畈村范氏家族居住分布图》、《外姓歌手基本资料》以及相关图片、录音录像资料和调查笔记等。
4、社会效应
2001年11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我院发现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的新闻，《湖北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和网站等媒体迅速转载了这一消息，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截止到2002年4月，先后有《武汉晚报》、《羊城晚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采访，发表了多篇范氏家族的后续报道，同时发表了一些专家的见解，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继吕家河民歌村之后，进一步提升了武当山和武当山民歌的知名度。对于开发以民歌为代表的武当山民俗文化旅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结论
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当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范氏口传文学家族是以家族传承为主，并在社会传承和家族传承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至今的。是鄂西北民歌和民俗文化多元化特点形成和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以上是我们对范氏口传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些基本认识和观点，并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注释：
[1] 鵮：音千，方言，啄的意思。
[2] 揎：音炫，方言，拔毛。
[3] [4]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43—144、7—8.
提示：文中涉及到的歌手的岁数以2001年为准。
Leaning Obout Wu Dang Moutain’s Folk Song From Fanshi’s
Oral Literature Clan
《The research of Fanshi’s Oral
Literature Clan》——task group
XU Yong-an
(Dept.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ubei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stitute, Shiyan 442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al is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which is truthful and believable ，By the synthetical study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state of oral literature’s
spread and inherance of the Fanshi clan ，it analyses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the Fanshi ’s Oral Literature Clan of WuDang
Moutain in the light of such aspects as migration movemens，family
tradion，social evioronment，individual condition and so on。It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to the regular of the
folklore’s spread and inherance 。An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ent constitution ,evolution,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vein
and characteristic obout Wu Dang Moutain’s folk song。
Key words：Fanshi’s oral literature clan；folk song
；singer；migrant； famliy’s spread and inherance； social spread
and inherance。
课题组成员：屈崇丽、肖杰、李征康、李林、包立峰、刘专
作者简介：徐永安（1963—），男，湖北竹溪人，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文史与民俗。《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