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了。当这趟漫长的马拉松终于闯线成功时，全国响起一片开香槟的声音。然而，谈及入世后电影行业的未来，中国电影人显然没有喝香槟的心情。
加入WTO，涉及电影产业开放的条款并不多。从几年前开始，以“电影行业该如何应对WTO”为题的研讨会也开过一个又一个，然而到11月10日一锤定音的前夕，中国的电影人对入世后的前景仍缺乏统一认识。对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进行描绘时，著名电影评论家邵牧
政策背景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电影成为两国拿到WTO谈判桌上的最早的项目之一。
对加入WTO后电影产业的开放，我国作出的承诺有二：一是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一致的前提下，每年引进20部外国影片作为分账片放映；二是加入WTO后，允许外资参与改造、改建中国影院，但外资的比例不得超过49%。必须注意的是，承诺有前提，就是“在保护期内”，而这个保护期的时间仅为3年。
我们现有这盘棋叫市场吗？
回首入世谈判历程时，曾令我国谈判专家们最感棘手的是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词；而在“市场经济”已能名正言顺地出头的今天，比起其姐妹艺术电视来，电影的市场化进程显然还大大滞后。业内不少人士甚至直言：中国电影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
作为“喉舌”的电影，我国不缺，但作为“商品”、能为投资人赚取利润的电影，在中国屈指可数。每年都有不少影片顶着“主旋律”的名义开拍，但它们大多数走上了一条“国家掏钱→拍完拿奖→指令或推荐观看→进入电影频道或直接进库房”的道路。战史片、领袖传记片、英雄劳模片，这方面，中国电影堪称富矿，但这种丰富绝不等于电影市场上商品数量及品种的极大丰富，更不能带来以片养片的良性循环。
请看这张图表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自产电影的能力呈现下滑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也江河日下。
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影院年总收入达22亿到26亿元，而当时的票价平均约0.3元。以1982年为例，国产家庭伦理片《喜盈门》票房收入高达1.7亿元，折合观众人次近6亿；而1999年，票价已高达15元———25元，全国票房收入却降到8.1亿元，观众人次不足3亿；去年，在《生死抉择》异军突起、进口大片轮番轰炸的情况下，全国票房收入才回升至9.6亿元。
细数近十年的中国电影，谈得上票房常胜将军的导演只有一个冯小刚，能靠制作和发行电影活下来的国内发行公司仅有限的几家。在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中，进口大片占去了2／3的份额。
目前，国产电影想要在电影院发行放映，只有传统的电影发行渠道可走，也即找垄断商———各级电影发行与放映公司。电影局市场处负责人毛羽介绍，目前在全国，除武汉市电影公司的院线得到了省文化部门的批文认可外，在各地想成立第二条院线的举动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每个地方的政府都要保护这一级的电影公司。此外，有两条院线并存、竞争的省份仅有四川(四川省公司与峨眉公司并存)、湖南(湖南省公司与潇湘公司并存)及广东(广东省公司和广州院线并存)三家。
以这样的市场迎接入世后的大市场，面对龙永图“中国准备好了没有”的提问，中国的电影业能回答“准备好了”吗？
职能管理部门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入世，“狼来了”的惊呼四起，但毛羽称，中国电影面临最大的“狼”并非来自国外。他认为，“应对WTO”的说法意味着把WTO、把好莱坞看作了假想敌，似乎没有敌人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事实上，自身的壮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毛羽称，市场的开放对职能管理部门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但入世后面对的问题不是职能管理部门有多大动静就可以解决的；电影局在不断地试图变革机制以适应市场变化，但要动50年来形成的中国电影市场，这条探索的路走得十分艰难。
以电影局力推的单拷贝交易为例。这种交易形式的存在本是为给各级公司经营自主权，从而打破发行渠道的垄断，但才推行了1年、办了三届交易会，就日渐式微：第一届福州交易会正值“五元风暴”在全国劲刮，参加交易的人最多，最后成交的35毫米拷贝共有178个；第二届北京交易会举行时正值北京举办国际电视周，电视周上人山人海，参加电影单拷贝交易会的却只有20多个人，极其冷清；第三届武汉交易会，参加的倒是有240多人，但最后也只卖了18个35毫米拷贝。
为什么单拷贝交易越来越难？毛羽说，福州交易会上，有两家影院合买了2个拷贝，花费仅5万元，创造的票房达90多万元，但后来他们不敢再买单拷贝了，因为受到当地电影公司的威胁，说是再去买单拷贝就不给他们大片的拷贝。
而记者在武汉交易会上采访也发现，许多影院觉得，没有必要得罪当地电影公司，毕竟他们还是“老大”，关系搞僵了在大片上被卡脖子“划不来”。结果看着成堆的单拷贝，制片厂不敢卖、电影院不敢买，单拷贝交易的推行眼看走入了死胡同。毛羽说：“我们推行单拷贝改革不是为了把省、市电影公司灭掉，而是希望各级公司利用现有资源进行院线制的改造，希望发挥多种渠道的积极性。现在眼看就推行不下去了。”
此外，电影局设想的跨区域的院线也仅在“河北中联院线”一家身上得到了实践———这是以河北省电影公司为主、联合河北、山西、内蒙古十多家影院组建的股份公司，目前开始在河北省内运作。该院线对竞争的态度是：如果别的影院愿意加入，我们接纳；如果别的影院要跟我们竞争，我们欢迎。如果这种院线制能得到实现，对减少发行层次必然会是有益的举措，但入世的钟声已经敲过了，院线制改革的路还只是为试验开了个头，不要说成功的经验，连失败的教训都还没有一点积蓄，要想追上美国院线几百块银幕的实力谈何容易。
外资渗透早已开始
“外国狼”为什么可怕？主要是因为人家的实力太强，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
1998年，迪斯尼公司年产影片22部，票房收入6.62亿美元，净收入达19亿美元。这一年，美国九大影片公司共生产影片190部，在北美地区实现票房收入68.6亿美元，相关电影产品的收入估计在150亿美元左右。而同一年，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票房收入为1.8亿元，上影集团的年销售总收入为2.2亿元。相形之下，我国的电影产业无论是资本规模、销售收入还是经营效果，与人家的差距都太大了。
“外国狼”将从哪几个地方下口？影界分析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以外国影片抢占中国的电影院及音像制品、互动点播市场并主导网络播映，逼死中国制片业；二是投资改造和新建高级影院、输入国外院线管理模式和经验，控制放映业；三是外国制片人投资中国影片或与中国合拍影片，致使中国民族电影衰落，同时以高酬金吸引中国优秀影人与其签约，构筑人才堡垒。三管其下，电影市场最后将改为“洋”姓。
事实上，这三方面的渗透早已开始。
1994年底，中影公司开始引进大片———即分账放映的影片，目前，分账大片数量已达到每年10部以上，而未采用分账方式发行的进口影片更多。
外资参与的影院为数也不少，而且代表着中国城市影院的发展方向。如在武汉，最高档次的4家多厅高级影城就分别有环艺、鑫乐和嘉禾的投资，外资院线的经营管理模式早已渗透进中国的影院文化。
制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哥伦比亚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的动作：他们一举投拍了《英雄》、《天地英雄》、《夕阳天使》三部大戏，网罗了张艺谋、何平这样的中国顶级导演，姜文、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这样的中国顶级明星及舒淇、莫文蔚、赵薇等新星。这意味着，入世第一年，在银幕上攻占中国观众眼球的“国”字头猛片不少都有“洋血统”。
而且，国外的文化商人已经全副武装瞄准中国精英人才了，他们甚至做好了精英人物档案，随时准备用高薪买进智慧，为在中国电影市场最大限度获利做准备。
目前，好莱坞几大制片公司基本全部在华设立了办事处———迪斯尼、哥伦比亚、华纳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上海有派拉蒙、米高梅和环球的代理公司，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所在的福克斯新闻集团在北京也设有总办事处。
那么，入世之后，包括迪斯尼在内的国外影业机构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迪斯尼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李东称：“娱乐业在WTO谈判中涉及很少，而且电影在我国属意识形态领域，仍是喉舌、阵地，它的审批比电视的还严，所以我个人对这个产业开放的幅度不太乐观。但开放肯定是趋势。”
他说，迪斯尼公司目前并未针对中国入世有什么特别的动作，但迪斯尼公司在上海搞的环球影城项目正在谈判，目前各家公司已在做着的事，如引进影片、投资拍片、从中国买片到国外放映等仍在按步就班地进行。
中国电影出路何方？
去年凭《益西卓玛》拿了奖的著名导演谢飞说：“我要息影，改拍电视剧。电影拍出来却不能和观众见面，那种滋味实在太痛苦了！”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黄式宪说，谢飞从不拍电视剧，现在改拍电视剧了。为什么？电影没人看！《苏州河》、《十七岁的单车》……好多好片没能进入市场，现在职能管理部门更多行使的是政府职能而不是市场职能，没有应对全球化信号；目前的管理体制应被冲破，不能再自外于世界轨道了。加入WTO后，中国电影只能先死后生，死而复生。
著名电影评论家邵牧君说，中国电影是什么——观众认为是休闲，管理者认为是宣传工具，创作者则认为是艺术、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东西。三辆车三股道，怎么走得到一起去？两三年内，中国电影人要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忘了看电影。一旦这种休闲习惯没有了，中国电影就死了。
他说，中国电影只能死而复生。然而要“死”多少时间，很难说。这两年，中国电影已经走入了最低谷，但两年来没有出台任何积极举措，像单拷贝、院线制这些，不是治本的东西。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视电影。在10月份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翟俊杰导演等许多影人欣喜地称，电视电影的投资规模小、观众面却比卖出三四百个拷贝还广，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看作对抗入世挑战的新生力量。
但邵牧君以自己多年研究西方电影的经验称，由于不同国家的影视业的规模和经营状况不同，电视电影的发展可能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结局。在我国，电视电影的发展很有可能对电影业产生不利影响，使国产电影更无人问津，使好莱坞电影更有扩张余地。
当然入世之后，中国电影不能说绝无希望。与我们有着相似电影市场的韩国，在加入WTO后，民族电影事业就进步很快，受到世界的关注。这个“先例”足以给中国影人鼓劲，其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此外，之前“蛀空”民族电影事业的盗版和瞒报票房等硬伤在入世之后有望得到规范。
民族电影可以走远
电影是一个国家最后的文化堡垒之一，在一个图像时代却没有自己国家的电影，那会是一种张开口却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何况，咱们中国人爱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让近亿人感动莫名、唏嘘不已，《喜盈门》让6亿人民齿颊留香、津津乐道。
从露天电影的小板凳坐进多功能立体声影城的“总统座椅”，从8亿人民共看8部样板戏到一年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百部电影，从中国导演由只有一个冯小刚的贺岁片到《我的兄弟姐妹》这样瞄准市场的影片大量出现，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老百姓。
入世后，可选看的电影的类型、文化内涵会更丰富，眼界会更开阔，已经有了市场意识的中国电影人，在好莱坞压顶的空间中全面学习发行放映管理制片的门道之后，也一定能拍出长人民志气的电影。
而且入世后，多数进口影片形成的竞争，更可能是在进口片之间相互挤压空间，而非“内外之争”，民族电影发展余地尚大，民族电影可以走得更远。
也许，我们的电影需要的是一次凤凰涅盘。(长江日报讯 本报记者翟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