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左派领军人物汪晖先生被爆出抄袭事件，掀起轩然大波。

首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刊发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质疑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汪晖对媒体记者回复短信：“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随后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63位海内外学者的签名信，要求清华大学对汪晖抄袭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当晚央视新闻频道也对此事做了报道。

接着7月9日，凤凰网发表了刘禾的来信，并公布了90来外国际知名学者在6月9号发给清华大学校长的联名信。信中称汪晖著作的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网络媒体上，“倒汪”，“挺汪”一片混战。而当事人汪辉先生，依旧保持沉默，使事件变的暧昧不清。

无独有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朱学勤先生也被指责抄袭。网友Isaiah不久前贴出6篇系列长文，指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抄袭行为。

对此，朱学勤公开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公开姓名的指控，非常不严肃，可以称得上‘懦夫’，此前，不管是指控汪晖还是为汪晖辩护的人，都是公开姓名的。” 他还说：“不会像汪晖那样一言不发，不会成为第二个汪晖。”并坦言，非常希望复旦大学启动调查机制。真相总有大白天下的那一天，坏事会变成好事。他还希望读者不要看一面之词，可以去看书本身。

7月13日上午，朱学勤已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关注了“朱学勤事件”，他今日对本报称，不论是对于汪晖还是朱学勤事件，他们是否涉嫌抄袭自己并没有专业能力判断，但是解决学术争端的基本制度应该是一致的。

熊丙奇表示，认定汪晖是否抄袭，应该由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然后进行处理，不管有多少人“挺汪”还是“倒汪”，最终解决纷争的根本途径还是取决于独立专家组的调查、听证，然后给予处理。

朱学勤抄袭门后。挺汪晖者，一直把抄袭门描绘成一场右派整左派的阴谋，以避开抄袭的事实。学术界也早已风传：左派也要去翻右派的书，以求报复。朱学勤一直被视为右派的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如果顺着这一逻辑走下去，朱学勤门也成了阴谋。

其实早在汪晖先生以《读书》执行主编的身份、以《汪晖自选集》一书获得香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读书》杂志承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之著作奖，就备受争议。

有学者称，汪晖是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骨干，新左派文章是他的得意之作，被评上“长江读书奖”的《汪晖自选集》中一定收入不少。即便收入一篇，它也不应该评上奖。因为中国目前"新左派"尚处在田间地头的水平上，不会有象样的文章。
 
学者称，中国近年来形成的“新左派”，专门谈中国的发展问题，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发展理论、现代化规律、世界整体历史、第三世界的坎坷经历，等，知识都十分贫乏甚至是一无所知。他们多是根据战后世界学术中最苍白的、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即“后现代主义”的一知半解来批评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但是，他们偏偏冒充专家大谈这些问题，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中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许多长文好象都是在一夜之间写成的，几乎每段话里都有知识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中国“新左派”的问题不在于它“左”，而在于它学术上的浅薄。在国际学术界，“新左派”发展理论中有几位堪称世界级“大师”的人物，比如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他们对落后国家的病态发展状况的研究很深，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然而，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却很少人知道别人的研究。他们对于中国目前的“失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腐败”、“社会不公正”等等的评论，同弗兰克、阿明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精细分析比起来，显得十分可怜和微不足道。

“无产阶级”、“贫困化”几个马列主义的词语、浪漫主义的美文学语言、不规范的历史陈述、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急于求成的病态心理……把这些的拼凑一起而形成的中国“新左派”，会有学术生命力吗？

此后，乌有之乡上发表文章《朱学勤要澄清是否为倒汪的幕后黑手》，及之前的《雨夹雪：李锐终于走到了末路》、《张杰致李锐的一封信：请和历史对质》等文，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由来已久。并且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