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端宏斌
　　
　　唐骏博士近来非常的郁闷，因为方舟子抓住了他学历造假的证据。渐渐的，争论从最初唐骏有没有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头衔，演变成西太平洋大学（唐的母校）到底是不是“野鸡大学”，以及唐骏到底有没有获得那几个发明专利。所谓墙倒众人推，现在甚至有前微软员工站出来质疑他在微软的经历了。
　　
　　作为一个著名公司的高管，似乎没有博士学历就感觉很没面子，现在的公司往往在简介里标榜自己拥有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员工，这样就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有趣的是在以前可完全不是这样。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自传《旁观者》中记述了一件趣事，上世纪40年代初他被邀请去通用汽车研究公司结构和政策，首先当然是熟悉公司高管了，可是所有高管中唯独CFO布莱德利的资料拿不到，公关部门用各种借口百般拖延就是不给。很明显，布莱德利的简历肯定有些“见不得人”之处。最后德鲁克从公司副总裁布朗处终于拿到了布莱德利的简历，布朗指点说：你难道没看到他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是个经济学博士吗？原来通用公司特别标榜那些从基层苦干最终出头的人，而对于博士学历这种“丢脸”的事，只能尽量隐瞒不说。
　　
　　通用公司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策略？原来当时的美国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极为罕见，宣扬基层苦干的成功案例对于鼓舞士气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总裁斯隆也意识到，未来一定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于是捐资设立了通用技术学院供员工深造，但斯隆从来就不宣传这座学校，他说：不能让公众留下一个印象，似乎要一纸文凭才能在企业闯荡。斯隆的自传《我在通用的日子》就完全没有提到这所学校的存在，虽然他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就是该校理事长的证书。现在的人基本无法想象高等教育竟然是负担而不是资产！斯隆时代人们的偏见是把正规的学术训练当作是“不切实际”，而现在人们的偏见是“唯文凭论”。
　　
　　可是在中国，不仅看重文凭，更看重洋文凭。类似于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学校主要客户就是中国人，而且这还称得上是一个传统产业了，钱钟书《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就是这类野鸡大学的代名词。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写道，40年代留洋回来的人虽然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往往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雇佣他们的人往往也知道这些理论不实用，但还是愿意雇他们，道理就在于收集到这种人是很有面子的，会得到其他人的尊敬。时间过去了七十年，中国人的这种偏见还是一点没变。凡是带有“洋气”就会感觉不同，例如明明是国产洁具，带上北欧风情就似乎高尚了不少。
　　
　　最后再来说说唐骏，当初他既是洋博士，又是微软高管，再加上口才极好，这令中国的媒体记者一阵的眩晕，基本上所有关于唐的描述都是直接引用他自己的话，中国也缺一个“打工皇帝”式的人物，众多大学学子也需要有一个奋斗的榜样，他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依靠良好公众形象吃饭的人，一旦形象的光环被摘去，那前景就很不乐观了。如果确实有才能，那他就不必这么高调，如果只是样子好看成了个花瓶，那么一旦连“摆设”这个功能都没有了，还能怎么办呢？离开新华都，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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