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苏州国际学院开学校中层干部会期间，和著名油画家、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唯辛先生谈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题材等问题， 我对他作为人文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和作为画家的敏锐观察力极其感兴趣，他当即提出要送我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巧极了，时隔一周多一点时间，我们共同按照学校的安排和组织来延安干部学院学习，徐教授竟不远千里带来了他的新著《众生》和《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尽管我在艺术上是绝对的外行，但这两本书仍然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思想的震撼。

        从内容上看，《众生》除了《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所创作的“文革”人物外，还包括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中主体人物生存状态的反映，如“矿工系列”、“民工系列”、“酸雨系列”等，每一幅作品都能够发射出强烈的画家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都能够体现出作者作为人文学者对于处于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体现出艺术家对于现实问题的独立和独特的思考。这种独立和独特的思考和扎实的油画写实功底一旦结合，就变成了作为读者的我所看到的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艺术作品。

        无疑，民工是当今社会处于最底层的群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经济变迁中产生的最大的群体。他们人数众多，目前已经达到了二亿多人。他们是中国社会付出劳动量最多的群体，城市在他们的手中不断向外扩展，道路在他们的汗水中不断向远方延伸。改革30年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城市和乡村面貌的变化，直接来自于他们在体力上的贡献。像我这个岁数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体力基本上被榨完了，目前二亿人中大约百分之六十是第二代民工。但城市给了他们什么？每天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可能连他们所付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补充的起码营养都得不到。他们居住的是最简单的工棚，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包括最基本的洗漱设施），甚至有的还男女混杂。在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我们社会转型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这个群体。我甚至曾经断言，如果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内这个群体看不到生活的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趋于不稳，我们30年的改革成果可能会毁于一旦。而我们的文艺作品、文学作品对这个群体好象集体失语了，作家们热衷于描写城市的豪门恩怨、小资的无病呻吟；艺术家门则热衷于“后现代”的探索。我很高兴，徐教授的“民工系列”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繁重的劳动、疲惫的身躯、简单的饭菜、布满泥点的工作服、迷茫而又充满期待的纯真面孔，以及几十个人居住在一起的狭窄的工棚，使人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不能不思考：这个群体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想，这也是艺术家在选择和创作作品时自己在思考的问题。

        来延安干部学院学习，我这是第二次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必学的内容。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通篇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他借用列宁的话回答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看来，这个观点好象有一点过时了，甚至是过于“左”了，但问题在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现实，不反映这个现实，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呢？在那些赤裸裸的性描写吗？在那些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作品吗？艺术家的良心当然体现在作品上，而那些脱离了社会现实的作品哪里还有良心可言？！

        我很高兴的是，徐唯辛教授的作品对农民工等社会现实问题作了充满热情的关注，我不知道艺术界的反应如何，但我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学者，我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还希望徐教授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深刻，而这正是“人大风格”的高度体现。

        当然，徐教授的这种努力可能并不是艺术界的主流，但一定是最有生命力的。

        徐哥你大胆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