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我们的快乐就是天堂
没想到，在仰光寻找老兵并没有预想中的顺利。
接待我们的是高飞的朋友吕照强先生，吕先生是一位华侨，在缅甸做着很大的珠宝生意，还在仰光经营着一家名叫乐园的四星级酒店。吕先生年逾六旬，提到中国远征军老兵，话题很多，并称这些老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抓天抓不到，抓地地太厚”。吕先生的老家在广东海丰，抗战爆发后，父母逃离家园，辗转泰国，最终落地缅甸。
吕先生谈得都是一些过往的事情，对远征军老兵现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后来接触了许多华侨，都和吕先生一样，不知道在仰光是否还有幸存的老兵。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在他们用生命保护过的国家，他们都是一个非常边缘的群体，何况在异乡他国呢。
眼看着第一站的寻访就要泡汤，我心里十分着急。甚至向国内几个二战研究专家打电话询问，他们也不知道在仰光的老兵的情况。
在寻找老兵的空隙里，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去采访了被称为“鸦片大王”的罗星汉。从14岁时开始当上果敢县大东山区教育组长，到1960年仅20岁出头时成为从事鸦片生意的孟洞公司老总，随之打败盘踞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贩毒势力，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再到1973年又因违抗缅甸政府解散武装的命令在泰国被诱捕而入狱七年，后来又于80年代参与瓦解缅甸共产党，罗星汉的名字，无人不知。
之所以去见这位“毒枭”，不仅是因为他和国民党残军有过火拼和合作，还有他曾经对缅甸的华文教育贡献颇多。罗星汉向我直言，他曾经有四大敌人，一是共产党，二是封建土司，三是流寇，即国民党残军，四是民族压迫者，“共产党是首，我们当时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那时还办了一个反共军事学校。”而如今，罗星汉和中国有关部门在经济方面有着诸多合作，转变来自于他发现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明，“大陆现在用孔孟之道推行新政，值得学习和发扬。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比如免除农业税，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比如养猪，还给补贴。”
罗星汉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缅共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罗星汉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有许多中国远征军官兵和他一起贩卖过鸦片，“都是生活所迫。”
经过两天的紧张寻访，寻找老兵一事终于有了一些突破，吕先生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云南会馆可能掌握一些老兵的情况。在缅甸，云南人的势力最为强大，接下来还有福建人和广东人，除此之外的省份的华侨都被统一称为外省人。
仰光云南会馆的副会长陈自廷就是因此认识的。和大多数东南亚的华侨一样，原籍云南腾冲的陈自廷也有着一段纠结的历史。1952年，年仅两岁的陈自廷随着被认为是村里“头号地主”的祖父逃到缅甸，开始了一段漂泊的生活。父亲做着日用品和土特产的小生意养家糊口，他也因缅甸取消华侨学校的政策而辗转多地求学华文。
因此，陈自廷一家成了白派。缅甸的华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分为红白两派，红派支持大陆，白派支持台湾，甚至连会馆也各自成立。红白两派的人经常会因立场的不同而争吵甚至打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有大陆的中国领导人访问缅甸，支持台湾的白派要被暂时关押起来；反之，支持大陆的红派就会被关押。
“你说我不恨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毕竟是历史，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客观，更需要包容，需要抛弃个人的偏见。”陈自廷说。1996年9月，在陈自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在仰光的两个云南会馆终于合二为一。双方的谈判过程进行了一年多，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充满智慧：两个会馆原来的会长都做合并后的会馆的名誉会长，新的会长由一名中立者担任。
“持不同政见的双方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大家能共同抛弃历史的包袱。”陈自廷说。
陈自廷的话让我想起了密支那的老兵杨建达，两次见到杨建达，他手里都拿着一份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共，但被一张塑料纸精心地包裹着。之所以保存这份报纸，是因为上面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这篇通篇在谈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青一代的反思和救赎，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看到一些城市用彩车欢迎八路军老兵的动人情景，但若当时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
陈自廷的大度让我很受感染，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的他对我帮助老兵回家的活动也很是支持。在互相熟悉之后，陈自廷给我讲了他很多的观点，他认为和谐社会人类呈现的三大标志分别是：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丰富；良心生活丰富。
“金钱财宝是土地上的沙尘，我们不能因为金钱而昧着良心，或者因为金钱失去快乐。”陈自廷说，“不贪就是快乐，不要人为地制造好多不愉快，一个人想快乐要多从自身寻找，一切财富智慧都在我们身上。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我们的快乐就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