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开篇赋予“领导阶级”称誉的工人老大哥，沦落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地步。昔日工人以革命热血映红了新中国的鲜艳旗帜，如今工人以生命鲜血成为涂抹产业经济繁荣的一支口红。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把工人阶级一分为三：中央直属企业系统相对滋润的一等工人；国有企业下岗再就业艰难维生的二等工人；外企和私企加班加点拼命干活的三等农民工。除了央企工人仍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外，其他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们已经备尝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了。他们切身经历着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种种腐朽和罪恶。
下岗工人不仅仅是弱势群体，而且还是被劫群体。一些国企改制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分赃游戏。一些地方下岗工人连低保都没有，更甭提“三金”（养老金、工积金、医疗保险）。无数下岗工人从企业改制维权开始，踏上一条孤立艰难的生存之路。
农民工自从进城打工之日起，就打上了户籍二元时代遗留的歧视性身份标志。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流血流汗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未改变卑微弱小身份。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认同接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农民工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甚至文明的边缘，成为城市的劣等公民。
中国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活，工作时间最长，劳动报酬最低，经常被拖欠，甚至出现过共和国总理出面讨薪的光荣事件。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在外企，接受军事化的苛刻管理，劳动严重超负荷，成为一个会说话会干活的机器人。在城市，他们受到社会排斥和歧视，职业选择被部分限制和禁止，根本享受不到基本的国民待遇，就连子女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也成一种奢望。他们辛酸和血泪故事屡见报端，不被披露的凄惨悲剧不知还有多少。
富士康发生的员工十几连跳事件，更是当代中国工人深陷环境和心境双重生存困境的现实写照。工人像机器人一样拼命加班加点，缺乏温情和关怀，心灵孤独困惑，精神迷茫，前途黯淡，痛苦指数与日俱增，自杀事件接连不断。试想，连生命都不足惜，可见工人生存境遇之悲戚，情何以堪。中国工人已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地位，连跳到了和谐社会“先疯队”的可叹境地。
从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平顶山市国企平棉纺织集团大罢工、本田（Honda）广东佛山零部件工厂罢工行动等一系列事件，许多有识之士仗义执言，厉言批评中国工会的缺位，强烈呼吁中国工会改革刻不容缓。
应当看到，中国工会在九大以后做了大量建设性的有益工作。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一系列工会工作指导思想。邓小平早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中就鲜明提出，工会必须教育动员职工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要为工人说话办事，为工人民主权利而奋斗。工会十四大确立“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方针。著名学者和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多次呼吁工会改革。现任主席王兆国提出了“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以推动劳资合作共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当前中国工会模式概括为“党政主导”模式。中国工会和世界其他国家工会不同，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里表述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更是体现执政党意志、以“维护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为宗旨的政权延伸部门。坚持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这种领导体现在政治路线、大政方针到组织人事等各个方面。工会之于党和国家，是桥梁、纽带、基础、支柱，这一点从未改变。“党政主导”的工作模式，使中国工会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正因此，中国工会在实际运作中，主要扮演三个不同角色：
其一，在国有企业扮演“福利工会”角色。逢年过节发发礼品，评评劳模，戴戴红花。虽然在全国工会系统也逐步建立了“送温暖工程”、“金秋助学”、“困难职工帮扶”等服务品牌，做了不少功德；但一旦如果发生劳资纷争、职工上访等不稳定群体事件，或者爆发罢工这种丢乌纱帽的闹事，工会是绝不与闹事工人一条战线的。
其二，在外资企业扮演“空降工会”角色。为了加强执政党对外资企业的管控，各地把设立外资企业工会视为重大政治任务，不管多难，都要攻关克服。工会十四大之后，全总以推动沃尔玛在华企业建会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带动了戴尔、柯达、麦当劳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建立工会组织，彰显了中国工会的强大力量。
但是，外资设立工会以后，工会发挥不了多大实际作用。以发生十几连跳血案的富士康组建工会为例，当初富士康对组建工会抵触很大。深圳市总工会在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经营者反复协商，而对方迟迟不把支持职工建会的承诺付诸实施的情况下，以派出工会组织的创新形式，强行空降在富士康成立了工会，赢得当时社会舆论一片叫好。然而，“空降工会”后的富士康，工人的合法权益依然得不到保障，仅今年不到半年就频发了震惊中外的十几连跳血案。每次发生跳楼血案，深圳各级工会都哑口无言。富士康是深圳纳税大户，深圳工会也许出于太多因素考虑，不敢管太多管太深，也无力管太多管太深。在发生13连跳后，深圳工会负责人答记者问说：“就每一个个体事件的发生来说,它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而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从一个整体上对待。”话外之音就是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更重要，对一条条跳楼的鲜活生命显得淡漠无情。这与台湾独立工会联盟在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示威，集体祭奠跳楼的富士康员工，形成强烈反差。
可见，“党政主导”的工会模式，可以确保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设立工会，但无法确保工会在设立后发挥出应有的服务功能和维权作用。如果外企工会形同虚设，这与不设工会有何区别？设立外企工会，是切实保障每个员工权益，还是彰显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执政威权？
其三，在私营企业扮演“花瓶工会”。私营企业主大都抗拒外力介入管理。随着私营企业逐渐成为主流，工会组织严重萎缩。私企即使成立了工会组织，几乎都是挂块木头牌子，以示重视，仅次而已。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私企工会都是“花瓶工会”或“阉鸡工会”(阉掉的公鸡不会斗)。哪个私企工会主席敢跳出来维权？今天维权，明天滚蛋。
中国政治体制决定中国工会缺失独立性，也注定中国工会一直陷入“精神分裂”的尴尬态势。常理看来，党政主导的中国工会模式，诚如胡锦涛总书记说的“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有利之处很多。工会可以通过自身的高层次参与，最大限度地借助和利用公共权力，通过推动劳动立法和强化执法，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但也正因此，中国工会组织的性质模糊，影响工会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准确定位和职能归属。大量事实表明，基层工会面对劳资纠纷，不是束手无策，就是孤掌难鸣。
产业和行业工会是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最常见的工会组织形式和集体谈判主体，但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工会的组织方式和维权手段，必须符合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要求。即便在2008年末重庆出租车罢驶事件中，地方党政领导已提出“的哥”可以组织行业协会的情况下，工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仍一纸否定了这个动议。罢驶事件的领头人物，继而在打黑风暴中被秋后算账。在中国，罢工事件一直视为地方重大政治事件，而不是普通劳资纠纷事件。一旦发生罢工，出面处理危机的不是工会，而是党委政府。
党政主导的中国工会，一直充当社会维稳的先锋角色，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强调突出维权，但不搞对抗，放弃罢工权。中国工会立法无法与相应的国际核心劳工公约对接，也无法完整接纳和保障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所代表的集体劳权。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不会为罢工权进行立法，工会也不谋求以对抗的形式为职工争取利益。从工会维权方式和组织结构的选择来看，其突出维权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稳定，发挥工会作为党的群众工作部门的作用，做好党与职工队伍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至于“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工会宗旨，还是喊得多，做得少。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一定程度上的工会行政化难以避免，也是维护劳工权利的优势条件。但是，“官办工会”往往会把代表党的利益和代表职工利益对立起来，这是窒息工会工作的致命所在。各级工会组织的民主化、群众化等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职工做好维权工作，取决于它在党的全局工作中的定位以及以何种方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工会要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维权先锋队，必先推进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今迈步从头越。古民谣云：“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立志为天下劳苦人民谋福利的现代执政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难道也走不出“兴亡百姓苦”的历史吊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