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能否先请您谈谈《小回忆》这部三联新作？她原来的名字叫《毛时代的童年》。

答：《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主编王洪波先生告诉我，《小回忆》可能是第一部以童年视觉专注文革的回忆录。这部书的起因是我母亲的去世（父亲在我少年时代就走了），加上我童年的孤独罕有人比。我在《小回忆》的后记里写道，“假如一个人的童年形只影单、乏善可陈，可以通过回忆和写作，使之充实丰盈，并获得百感交集的温暖……”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并非个人化，更多属于集体的记忆和民俗的汇合，有一个副标题——六、七十年代的南方乡村生活。

2我听说，蔡老师是一个执拗的审美主义者，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漂亮有型。这种审美化看待世界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

答：我有这个倾向吗（笑）？如果真有的话，那也是当年《新周刊》“赋予的”（注：蔡老师进入了2003年新锐人物榜，与周杰伦、孙燕姿同列“飘一代”代言人）。不过，我的写作的确受到绘画的影响，尤其是现代主义绘画，以至于近年又喜欢上摄影。

3您很钟爱那些特立独行于世俗生活、拥有极强思考能力的人，这一点在《难以企及的人物》这本书里，体现得最明显。写莱布尼茨、高斯、牛顿、拉曼纽扬这些数学天才们，蔡老师的笔触有一种静默而茂盛的温情。那么，您自己的生活呢？

答：这本书写的是自然科学家，即将出版的《在耳朵的悬崖上》（北大社）则是关于诗人艺术家的。至于我本人的生活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两点一线：家和学校，有时喜欢和朋友去酒吧，但不爱卡拉OK或夜宵。比较奢侈的就是旅行和写作，希望每年有一本有趣的小书。我的旅行通常开始于某一数学或文学活动，终结于一处个人属意的目的地。

 4 数学家和诗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为世界增添一份优雅与美。笛卡尔叶形线与叶芝的诗，在您的眼中，应该有着相近的内质吧？您既是一个数学家，又是一个诗人，在这两个领域中出入自由，在您的内心，更偏爱哪个，或者，更亲近哪个？记得您说过，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诗歌在您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或许，我的内心有多偏爱，但不知为何，一遇到记者提问，这个偏爱就被抹平了。这就像是我的一对孪生孩子，或者我已故的双亲大人。记得我也曾说过，诗歌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

5 您最希望自己的学生从您的课堂上学到什么？

 答：前几天我在离杭州50公里的富阳（郁达夫的故乡）一所民办小学里给老师们开讲座（讲座已成为我的第三职业，读书与旅行、科学与人文是我的两大主题），提到我心目中的小学和中学。我的要求并不高， “多培养身心健康，拥有好奇心和想象力，掌握一定基础知识，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儿童少年，将他（她）们输送到更高一级的学校中去。”至于大学，我希望毕业生能有健全的人格和心智，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兼有一定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对世界和社会能做出自我判断，再有就是继续学习或终生学习的欲望，当然这里的学习主要是书本以外的。

6 现在，大家对您的数学家+诗人的双重身份特别关注，您对此有何感受？而在大众眼里，您的旅行者身份更让人羡慕。

答：虽说有些无奈，但我已习惯性地接受了这种身份。这可能是因为数学和诗歌在中国都属冷门，组合一下才会引人注意，而周游世界则是人所向往。相比之下，我的一些外国同行和朋友看我则比较简单，他们或者把我看成诗人，或者把我看成数学教授。

7生活中总有与诗意为敌的东西，周遭的世界，也总有令人不安的部分。可是您一直保有一份欣悦与激情，在接下去的岁月里，除了数学研究之外，您还会继续写诗吗？

答：当然会继续写。呵呵，别的记者会反过来问。

8对您自己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答：有的作家总是谦虚地说，下一部。我的回答是，现在这一部。理由很简单，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何要出版呢。

9从您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您对自己很和善，从不轻易让自己的精神处于坍塌的状态，强大的精神力量被您用诗意包裹着。您是怎样安放成长中那些不可回避的孤独与忧伤的？

答：如同《小回忆》里所写的，我在童年时就经历了真正的孤独和忧伤。对我来说，那是生命的一个重要参照物。以至于我成年以后，从没有因为痛苦而彻夜难眠。可是，这不等于说，我的精神就那么健康，但既然诉诸文字，总是要有所筛选和取舍。

10您觉得自己处身的社会对您的最大限制是什么？您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吗？是否符合您对幸福的定义？

 答：对科学家是有限制的，虽然中国社会早已进入市场经济，但科学研究依然处于计划时代。对艺术家来说，有限制吗？我觉得限制都是人为的，是为自我设下的圈套。毕加索大致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家只有越过无数艰难的屏障以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至于我自己，基本满意吧，不满也是满意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事事都满意，那也就无幸福可言了。幸福可能是由51%的满意+49%的不满意组成，只不过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个比例有所不同。

提问者：朱桂英 陈祥，原载《东莞时报》2010年6月7日，另有5幅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