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涌观察:司法邪敲警示钟


    昨天晚上,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的王牌栏目《七分之一》,又一次把焦点聚集在了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法院执行庭法官陈本涛向武汉憬鑫源商贸有限公司索贿一案上。现在已经听多了、听惯了、听熟了、听麻了各类赃款的极致数额,对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的赃款,早就不觉新鲜了的观众们,不会对1.9万元的索贿款有太多的兴趣。可是,它所发生的场合和它所产生的方式很让我们吃惊:俗话说做贼心虚,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可我们看到的法贼却大摇大摆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执行庭法官陈本涛明目张胆地在法院的办公室里,完全不避讳其他法官的进进出出,直接了当地向当事人索贿;难道在法官陈本涛看来,在潍坊市坊子区法院的其他法官看来,索贿已经那么地驾轻就熟、熟能生巧、见怪不怪和习以为常了吗?坊子区法院在充分表现了他们司法素质极度低下的同时,也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绎了一个原本枯燥乏味的成语—无法无天。
    与这一新近案件构成姐妹篇的,是另一起新闻事件:1999年5月,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被无辜地牵连进了当地的一起无头尸案;一年以后,无能为力的警官明知此案有疑却破不了案,抓不到真凶,又急于完成任务、邀功请赏,可怜的赵作海被屈打成招,押入大牢;随后是妻离子散、房倒屋塌。非常巧,比赵作海早五年,1994年年初,湖北的佘祥林同样是在有人失踪又发现了无名尸之后,被司法人员枉法嫁接、投入大牢;也同样是在佘祥林蹲了十年大狱之后,原先被认为无名尸就是失踪人的失踪人回来了,才得以洗清冤屈、重见天日的。
    这两起案子,更准确地说,是这两类案子,这段时间集中冲击着媒体,它们共同诠释着我们经常说的贪赃枉法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前者是典型的贪赃,后者是典型的枉法。问题的深刻性还不仅仅在于这两种现象的巧合和汇合,而在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里,原本就有的对司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系列措施,为何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弱不禁风、形同虚设和不堪一击呢?
    陈本涛索贿案,如果不是当事人——武汉憬鑫源贸易公司智勇双全的女老板陈芹,果断地偷拍取证,这种让中国的司法界蒙羞和耻辱的事能大白于天下吗?陈芹女士说得好:“这种事你们做了远不止这一次,只不过这次被我抓住了”。而赵作海、佘祥林屈打成招案,非要等到当初定他们罪的“死人复活”了之后,他们才能走出大狱。我们的司法公平究竟靠的是一种必然的国家制度来保驾护航呢,还是靠一种偶然的个人行为,凭个人运气来自认倒霉呢?
    如果司法上的贪赃、枉法,出了就出了、错了就错了,过了就过了,那倒省事省心了;可是,并非每个人都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也并非每个受害人都是熬出了头的死里逃生者。一旦老百姓发现:原本认为该说句公道话、做个公道事、维个公道权或是断个公道案的司法制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公平、而是不太公平、太不公平或是很不公平,甚至是更加严重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或是助纣为虐的话,问题可就严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常态得不到发挥,就会生出变态来。这不是耸人听闻,远近的例子都有。
    2008年年中,28岁的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由于骑了辆无牌无照的自行车而被上海闸北交警处罚;深感执法不公的杨佳,只身冲进闸北警署,杀死六名警察并砍伤了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最后在这花样的年华里,被执行了死刑。刚刚过去的6月1日上午,46岁的湖南永州零陵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手持一只微型冲锋枪和两支手枪,冲进零陵区法院,打死三名法官并致伤另外三名法官和一名法院工作人员,随后自己开枪自杀。
   这两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杀人案,都把矛头指向了司法人员,而且都是与原来他们所涉及的案件的办案人员无关的司法人员;他们的极端疯狂让我想到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案发后,我们的司法反应非常准确,严格恪守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法制精神来定罪量刑:朱军自知难逃法网,自行了断了;杨佳早有心理准备,认罪伏法了。我们的司法有没有想过:在这些血案爆发之后稳准狠地打击,是不是来得太晚一点了?如果之前的司法表现能够像之后来得那么义正词严和毅然决然的话,还会有犯罪者的孤注一掷和同归于尽心态吗?
    表面上看来,以陈本涛为代表的司法索贿案件,以赵作海、佘祥林为代表的枉法判决案件,和以朱军、杨佳为代表的玩命血拼案件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却能明显感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紧密联系。正是因为有太多山东内外的司法脏官做了太多贪赃的事,正是因为有太多类似的河南、湖北的公检法官员做了太多枉法的事,才使得有太多的杨佳和朱军们,在现实当中看不到司法裁量的公平正义和光明前景,他们才会把出气和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法律身上,他们才会有一拼了之、死而无憾的心态。虽说国家也有重庆打黑这样一地一事的示范和引领,可是我们国家的司法腐败早就不是个别人、个别事、个别单位和个别地区的事了,仅有重庆打黑这一起或是几起杀鸡给猴看的举动,并不足以震慑全国的司法流氓和贪赃枉法者。
    我记得我们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经常说到几句套话: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苦大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共产党,劳苦大众得解放。现在想想这话更多地揭示了一个改朝换代的规律:当老百姓深深地感到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有所盼望;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太多现在还健在的过来人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