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PK“未富先老”
——兼谈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国富民穷”的原因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存在问题；“未富先老”则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加速推进改革进程。
（一）“国富民穷”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0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目前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然而，中国的人均GDP却在世界排名中仍处倒数之列，尚不及发达国家的1/10。这便是“国富民穷”的表象，那么，“国富民穷”背后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与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前，在短缺经济下，老百姓被迫“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深挖洞、广积粮——先积累、后消费——先建设、后吃饭，老百姓被短缺经济所逼，为计划经济而穷，这样的一种“穷”，人们穷得平均、穷得甘心。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用低工资、廉价地皮、优惠税收政策吸引外商、外资，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相应转变为“外资多多益善”，甚至以不计环境污染为代价。与此同时，低税率与廉价劳动力政策也成为国内企业快速扩张、一夜暴富和资本积累的法宝。
30改革开放过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然习惯了粗放式、资源型、单一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们仍将劳工大军视为廉价的劳动力，丝毫不肯提高工资待遇，除了裁员，就是节约工资支出，于是，我们看到了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唯独不见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
勤劳致富原本是中国人的传统、天性和美德，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却突然发现：劳动致富离我们太遥远。既然劳动不能致富，那么，一夜暴富就会变成令人神往的传奇故事。于是，投机致富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追求。有人说，这是一种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表现。不！我要说，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扭曲与畸形！
事实上，“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观念和理念并未过时，它也永远不会过时。要想让“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重新回归社会，关键是要改革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大环节：
（1）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上，应大幅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即工资福利水平），从而逼迫企业走内涵式集约化经营道路，放弃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的过度依赖，大力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与核心竞争力。这是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与微观基础。
（2）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上，则应尽量缩小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一方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征缴范围，比方炒股所得、炒房所得及炒藏品所得，同时，扩大超额累进税率档次差距，提高起征点、免征额；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考虑开征“赠与税”、“遗产税”，倡导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降低富二代、富三代“不劳而获”的负面影响。
（二）“未富先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按照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7%，或者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0%，则表明该国或该地区已处于老龄社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9.54%，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14.01%，这两组数据均远高于国际标准，这表明中国目前已进入老年化社会。
发达国家一般是“先富后老”，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是“未富先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着“四万万同胞”；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到5.4亿，1954年突破6亿；1964年突破7亿；1969年突破8亿；1974年突破9亿；1981年突破10亿；1988年突破11亿；1995年突破12亿；2005年突破13亿人。也就是说，每隔五至十年，中国人口就要新增一个亿——相当于日本总人口。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1.3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出生了人口6亿多，除去死亡，净增4.3亿多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2.2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20年后将达到13亿，在40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
公开信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71年到1979年我国努力控制人口增长，9年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
公开信进一步指出：“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 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现在我国约有五亿劳动力，预计20年后还要增加到6亿，就是到21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1000多万个劳动力。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国策，这也是一个人口大国责任的体现。计划生育使我们有可能尽早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同时，它可以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导致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掠夺与消耗，计划生育推行的成功，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虽然国家富有了，企业做大了，但我们仍未做好“未富先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我们的劳工大军尚未真正实现“体面劳动”，劳动合同法和社保缴费仍被许多小业主和一些大雇主看作是一种障碍或包袱，廉价劳动力仍是企业赚钱的法宝，现在又有了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的先例，农民工不仅工资低下、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工资经常被拖欠、被克扣，农民工用生命威胁来捍卫应得工资的案例还时有发生。
经济越发展，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就应该越受重视。当然，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有较大进步，但城乡二元分割、碎片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一种顽疾，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不过，我们已迈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通过劳动合同法强制要求雇主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用法律强制要求雇主为雇员提供社保缴费；第二步、第三步，我们也将会不断地走下去，比方，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实现“大一统”的社会保险体制，城乡居民之间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