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理论研究的四个基本层次及其内在关系

--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机械断裂性

内容提要：经济学根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事物内在作用机理的揭示，因此经济学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基本层次。首先是方法论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在通晓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更为完善的理论；再次是表达工具层次，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表达出来以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是对自身或者他人理论的检验。显然，目前主流经济学普遍重视数学建模仅仅是训练一种表达或分析工具，而计量经济学也仅仅是一种检验方法，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事实上，基于归纳的计量分析仅仅可以得出一些具有严格适用条件的规律，而永远无法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甚至也无法证实或证伪一个基本理论。

一、前言

前面分析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性，接下来就要关心这种具有独特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实，任何经济学大师都有其有效的研究方法，凯恩斯甚至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式以来，急功近利的经济学人越来越不去审视方法论问题，以致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尽管科学的特点在于批判，但是，“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旧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相反，“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1]为此，博兰不无遗憾地说，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那么，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究竟有何特点呢？

一般地，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采用都必须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否则就会成为脱离现实得纯粹逻辑游戏；康德就指出，知识可以很好地符合逻辑形式，例如，自身不存在矛盾，但是仍有可能不符合研究对象。然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正犯了与其研究对象相脱节的错误：自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甚至已经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极力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事实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根本上不同于机械运动的物理世界：一方面，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从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经济学理论需要以坚实的人类行为逻辑为依据，而不能蜕化为物或数的逻辑。而且，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私人领域，但任何经济现象都必然具有公共性质，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会涉及到对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关注，都必须考虑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涉及公共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根本上就无法照搬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思维，相反，要探究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机理。[2]正因如此，关注公共领域的古典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就自发地发展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事物的本质应该怎样，事物的现状实存如何，从本质到现状的异化是因何形成，异化了的事物现状导致了何种危害，采取什么途径可以防止这种异化。

问题是，正如有读者指出，本质的探究这第一个阶段又如何去实现呢？实证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途径吗？实证对理论的发展当然有其作用，因为它对预设前提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推理结论都可以提供检验；但问题是，纯粹的实证没有实际意义，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根本没有纯粹的实证，只不过那些自称搞纯粹实证研究的人不愿稍作停顿一对自己深受影响的意识形态取向进行反思。事实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社会领域中的事物走向和目标设定是受我们行动影响的，而行动又受理论的支配，因而如果在一个充满缺陷的理论之支配下会导致整个社会偏离合理得轨道而逐渐滑向失范之境；正因如此，对社会科学而言，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和理想目标的认知就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强调要把规范和实证结合起来的原因。那么，又如何能够对事物的本质和人类的理想状态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呢？一般地，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这条分析路线，一个完全的理论研究就包括如下四个轻重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方法论层次，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再次是表达工具层次，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其中，前两个层次是根本性的基本范畴，而后两个方面则是辅助性的。实际上，这四个层次也是笔者长期以来努力遵循的，并一直在多种场所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进行“游说”，并以此来审视当今国内经济学的研究风气；但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有意无意地抛开了前两个层次而仅仅涉及后两个层次，而笔者人微言轻，孤声的呐喊至今还没有多少实质性效果。是以本文就此再作一更为系统的简述。

二、方法论层次

方法论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只有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方法论，才可以着手有条不紊的研究。当然，方法论本身也是有层次的，可以是基本的研究思路，譬如，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还是原子主义，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是工具性实证主义还是检验性证伪主义等等；也可以是具体的研究手段，譬如，权力分析、结构分析或者直接就是应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拓宽假设的分析。而最高的方法论就是哲学思维，它可以为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提供逻辑框架和原有前提的批判工具，为经济学解析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提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逻辑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各派的理论出发点、经济学中的前提假设、经济学的推演结果都会受到哲学的影响，都折射出经济学家们的哲学观。正是从哲学观出现，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必然是规范性质的，因为经济学的每一理论都体现了主体的认知，也即反映了提出者和应用者的意识形态；斯皮格尔就指出，“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一种哲学体系；在这里使用的特定的意义上，它可以被界定为某人对某些命题的科学性的判断，这些判断事实上是来自其哲学偏向、主观判断或物质利益的”。[3]显然，方法论的形成是真正研究开始的基础，如布劳格指出的，方法论的作用就在于，它为我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研究纲领提供了标准，也帮助我们在区分精华和糟粕时有章可循。当然，研究思路层次的方法论往往从基本的认知视角着手，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模型构建；显然，这种认知视角是长期提炼的结果，因而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往往是非常漫长的。与此同时，方法论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每一次理论的大发展都是方法论革命的结果；正如沃特金斯所说，方法论“是要帮助科学发挥最好的效力，或者说是要引导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去指导平庸的科学如何工作”。[4]为此，本书就是集中于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层次，希望通过对经济学发展沿革及其争论的梳理，理清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同时也提出笔者个人的经济学方法论主张。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经济学家都非常关注方法论问题，并且在其研究方法上渗入了浓厚的哲学思维，斯密、李嘉图、穆勒、施穆勒、古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罗宾逊夫人、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森、卢卡斯等，都是如此。例如，斯密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天然和谐一致的乐观主义基础之上，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建立在个体利益之间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相冲突的悲观主义基础之上。为此，熊彼特就指出，如果我们“抬起头来看一看整个人类知识领域的景色，略为留心记载一下同时期其他科学的某些发展，这些发展与我们自己这门科学（经济学）的发展有关……（那么，就会发现）与‘哲学’的关系可说是占压倒一切的地位”。[5]同样，国内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是非常关注方法论问题的，如陈岱逊、孟氧、宋承宪、高鸿业以及吴易风等。不过，传统的经济学家似乎又太过执着于方法论的争论，特别是纠缠于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正当性上，而缺少基于某特定视角的深入分析；也正是由于对方法论问题的争执不休，中国的传统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后面几个层次关注相对不足，结果，理论也就难以取得多大进展。不幸的是，尽管长期以来哲学一直被视为科学中的科学，是用以指导具体学科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如哈耶克就强调，“我们不仅应当是合格的科学家和学者，而且应当是个很有阅历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应当是个哲学家”；[6]但是，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现代社会（却）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7]以致当前的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学的方法问题，而只是热衷于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模型化工具或计量手段，或者就是拿着一些陈腐观点到处宣扬。特别是，在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的实证取向宁愿着眼于琐碎的材料堆砌，也不愿对极为重要的思维本身进行反思；相反，谁要是还在探讨哲学的视角，就往往被视为迂腐的象征，这不能不说是当前经济学科的悲哀！

三、理论素养层次

有了一定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之后，就可以对某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为此，首先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事实上，科学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任何理论和观点都是并且只能是从某特殊角度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基于特定的方法论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对该问题的研究，不断关注前人的观点和论断，更重要的是探悉其结论的研究视角和历史背景。而且，也只有在熟悉其他人的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批判”，并把基于不同视角的观点和理论统一起来形成自己更为全面的理论观点；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就可以把库恩注重知识积累的范式和波普尔注重“革新”的证伪范式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牛顿用逻辑上更严密、检验性更强的理论统一和取代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理论，麦克斯韦也用自己理论统一和取代了菲涅耳和法拉第的理论，而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理论又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所统一和取代；在经济学领域，马歇尔用新古典分析框架统一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和边际效用学派的思想，萨缪尔森等又进一步用现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统一了马歇尔和凯恩斯的思想。事实上，由于不同学者由于所处的地位、观察角度以及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从而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从而每个人都是片面的；但是，他们都提供了一定侧面的探究，因而都是有意义和启发的，一个良性的理论发展应该能够将不同角度的看法、理论契合起来，从而构建一个能够解释更多事实的日趋完善的理论，这就需要有非常广的知识面。

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面越窄，其所得出的理论就越容易被证伪；而一个人的知识越宽，就容易考虑综合他人的思维角度，从而也就越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就是理论权威的形成。因此，理论要良性发展，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理论讨论的空间；因为只有进行讨论，不同的观点才得以交锋，而不同的视角才有共容的空间和可能。而且，理论的发展更多是建立在对以往大师的思想的推进上，这就要求对大师的思想作认真的耙梳，从而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挖掘其中的不足；这也正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因为像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内的大家大多是思想史专家。正是因为理论往往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因而我们也不能教条地接受主流的观点，把它视为客观和不言自明的；实际上，正如胡塞尔指出的，“如果我们的直观的生活世界完全是主观的，那么整个前科学的和科学之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就被贬低了”。[8]然而，流行的观点却以为主流经济学从抽象的世界中所得出了一些结论已经穷尽了经济学的真理，因而接下来的工作仅仅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寻些数据作一些程式化的实证分析，至多只要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正；从而往往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大师们的思想视而不见，而专注于在主流杂志中寻找几篇所谓“前沿性”文章作些一知半解的分解，岂非本末倒置！

四、表达工具层次

基于前人文献的梳理和各种知识的契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乃至系统的理论后，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思想要比语言复杂得多，只有借助恰当的表达工具才更容易为他人所知，而恰当的表达工具则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表达工具也就是一个理论的修辞问题，其目的是使他人接受和认同；例如，麦克洛斯基就认为，修辞就是使人接受的主要方式，它是“一门探索的艺术，使人们相信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证明真理”，是“一门发现适宜理由的技术，发现能够保证赢得他人同意的方法，因为任何讲道理的人都应当被说服”，是“一门发现有根据的信念，并且在对话和讨论中发展这些信念的艺术”。[9]一般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理论陈述符号的形式是唯一的，相反可以利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方式：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符号的；即使物理学家在叙述理论时也可以用一般的语言陈述而不是非要用数学形式，历史学家表述其理论时也可以用数学形式而不全用文字逻辑。当然，任何一门学科在论述其理论时对表达工具也是有所选择的，其一般原则是：简单易懂，这样才便于交流和传播；显然，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而数学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主流经济学也日益采用数学形式而不是一般的文字语言。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明白，表达形式毕竟是第二位的，不能由此而抹煞了对理论的真正探讨。事实上，正如尼采早就发现的，“知道自己渊博的人会努力求其学问的清晰明白，而想在大众目前表现自己很博学的人则会将学问弄得晦涩难懂”；[10]显然，现代经济学界正是那些功利而浅薄的人热衷于选择后一种表达工具，试图通过玄而又玄的数学符号来装扮那空洞的思想，这使得数学建模在经济学分析中越来越泛滥。因此，正如迪梅尼和莱维指出的，“建立模型不是一种最好的分析形式，它只是所有可能的解释模式中的一种。所有的形式化的东西都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标而设计的，而且它们也不比文字类的分析更重要”。[11]正因如此，目前经济学界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视数学建模的训练仅仅是一种表达或分析工具，特别是在教学上有所裨益，而基本上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事实上，目前国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大多数此类文章（甚至所谓的“一流”杂志），充其量是一种模仿练习；而且，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对经济学常识还知之甚少的学生习作，但学术界却把这种练习上升为最高端的理论研究，岂不可笑！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数理经济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它绝不是当下流行的形式。譬如，熊彼特就曾指出，使用数字或公式甚至以代数形式重新表述某些非数学性的推理结果，并不就是数理经济学，而只有产生结果的推理本身具有明显的数学性质时才会显现出数理经济学的特征。[12]事实上，从事数理经济学的人必须具有非常深厚的数理功底，不但数理经济学的开创者几乎都是工程师、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而且，当前那些从事真正的数理分析而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原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此外，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数理经济学实际上上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它试图发现决定数量之间的确定关系，如古诺就用简单的公式表达需求和价格、生产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并假设这些关系符合特定的条件，通过数学处理演绎出某些因此产生的结果；因此，数理经济学的分析结论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条件假设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它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象牙塔里的脱离经验事实的抽象思维，是在象牙塔里推演各种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也正因如此，由在象牙塔里所构建的数理模型所推演出的结论尽管具有启发性，但基本上不能直接加以应用，更不能直接为政府政策开处方，因为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错误的预测；关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都已经作了说明，例如，J.内维尔.凯恩斯就指出，“经济理论不仅涉及自身的正确与错误问题，也涉及到它们赖以产生的事实以及它们自身所导出的结论问题”。[13]而且，也正因数理经济学已经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因而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需要非常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如李嘉图、杰文斯、诺伊曼、里昂惕夫、萨缪尔森等在抽象逻辑思维上都具有一定的天才性；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专业出身的，也不管数理功底如何，都热衷于数理分析，似乎没有模型或计量就不是经济学研究，但却丝毫不会从研究中发现什么新的思想，而是试图利用非常繁琐的符号来重新表述他们早已观察到的“程式化事实”（stylised fact）。而且，尽管经济学在应用数理经济学或其他学科得出的结论之时，必须具有非常广泛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当前那些热衷于数理分析的人往往对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乃至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却基于数理模型的模仿练习就要搞各种政策建议，而很少考虑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社会因素。更甚者，各级政府也大量外包这样的课题，没有一大堆数据的论文或报告是决难通过结项的，为了获得各种课题，那些“学者”们也是倾力投其所好；显然，这不仅体现了当前各级政府官员的无知无良，更体现了学术界的无知无耻。然而，尽管如此，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为这种现状进行辩护，真是无知、无耻之极！

五、实证检验层次

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还必须进行检验，从而可以进一步提炼和完善理论，这是科学方法（观察－归纳－分析－批判－预测）的思路，也是工具主义者强调理论“好用性”的证明过程。当然，检验手段可以是多种的：案例调查的或者统计分析的；同时，检验也并不必要是由理论提出者自己展开，因为理论提出者在检验方面并非一定擅长。事实上，在笔者几乎所有的理论分析中，往往都不会媚俗于时人所热衷的基于原始资料的实证分析，相反大量的数字证据主要来源于其他专业学者的分析和实证；因为计量实证并非笔者的强项，从而更愿意通过广泛引用其他学者的分析以及充足的间接统计数据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佐证。而且，由于特定的分析工具所限，理论在提出之初也往往难以得到检验；事实上，学术史上很多理论都是后来才得到印证的。特别是，检验并不能仅仅限于以局部的数据为依据，这就要求在对理论进行检验时广泛收集学界其他的实证资料，因为个人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资料以及特定方法下的实证并不必然是可靠的；例如，斯皮格尔就指出，“谈及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之间关系的恩格尔定律和关于收入分配的帕雷托定律，与厂商的增长有关的吉布拉特比例效应定律也是经验的。经验法则的特性使它们只能具有或然性的有效性”。[14]

事实上，目前经济学界趋之若骛的计量经济学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检验方法，可以对在一些理论探讨中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作进一步的相关性验证，或者对一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分析；因此，它基本上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甚至根本不是理论层次的研究。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逻辑上的推理，没有内在因果机理的分析；那么，基于单纯归纳的计量实证既不能简单地证实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相反，基于计量分析而得出的仅仅是具有严格条件的统计规律或某种相关联系，这个规律无法上升为一般性的命题，更不是理论；究其原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不能有任何可能的例外，但归纳本身必然是不完整的，因而基于计量得出的经济学规律是缺乏普遍性的。根据这一分析，主流经济学中无论是供求“定律”还是个体理性原则实际上都不能满足普遍性的标准，所以，波普尔说，统计学家计算出的有关社会变化的“趋向不是规律。断定存在一种趋向的陈述是存在判断，而不是全称判断。而且断言某种时空中存在着一种趋向的陈述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陈述，不是普遍规律”。[15]当然，尽管仅仅从数据资料中不能得出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要数据资料；相反，数据资料可以使人的思考更为扎实和严密，并可以启发人的思维，从而可以成为我们探究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基础。例如，米塞斯就写道：“历史研究的好处并不在于得出规律。……它仅仅是论述过去；它不能转向未来。历史使人聪明，但不能解决具体问题”；相反，“‘历史的理论’所能提供的一切只不过是历史——肯定极为贫乏的历史，但是从逻辑的角度上考虑仍然是历史，而绝不是理论”。[16]然而，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计量分析方式往往却是：努力地寻找那些能够塞人耳目的数据，并依靠各种软件工具进行机械化的模型分析，基于这些持续结论的功能行解说就称为新发现的规律或理论的发展。显然，这种标准化的分析程序往往会使得研究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古尔德所说的，“人类既不善于思考概率，又容易把模式看成是事件的序列，所以人类常常的错误，就是自认发现了趋势，还进一步推究它的原因。其实这时我们所见的只是事件系列而已”。[17]不幸的是，迄今为止，主流经济学界还是丝毫不顾及理论研究的实质，也不察计量经济学所应有的真正功效；相反，却明目张胆地用实证分析代替理论研究，把从事计量研究的学者视为理论界的学术权威，岂不荒唐！

六、四个层次的相互关系

基于上述四个层次，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理论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要求；其实，从基本研究范式来看，理论的发展也就可看成如亨德里强调的“理论、工具和经验证据之间的三维的相互作用”。[18]其中，任何科学的研究首先都要形成一定的研究方法，那么，科学方法的规则又是什么呢？波普尔在《科学方法》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主要取决于他对科学的态度。比如那些实证主义者，他们把经验科学看作是满足诸如有意义性和可证实性等一类逻辑标准的陈述系统，因此他们会作出一种回答。而另一些人则会给予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包括我在内）在易于做出修正的敏感性中，倾向于看到经验陈述的突出特征——事实上，人们可以批判它们，也可以用更好的陈述取而代之”。[19]当然，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其研究对象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这不仅体现在一个学科的演化过程中：譬如，随着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演化，由于研究对象从资源创造转向了资源配置，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学科上：譬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中很难将那些影响社会现象但又不包含在理论中的因素隔离出来，因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的适用性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因如此，笔者以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注重思辨，相应地，上述理论研究的四个层次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两大范畴：其中，前两个层次是根本性的，是理论的基本范畴；相反，后两个方面则是辅助性的，是理论的次要范畴。

事实上，正如霍奇逊指出的，“随着实证主义的衰落，哲学家们才认识到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依赖于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也不能赋予它任何意义”。[20]那么，究竟何为理论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对事物的内在机理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揭示，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表面的形式化逻辑或者基于数据计量的功能性分析。因此，尽管表达和检验也是一个理论逐渐成熟以及最终为人所知或认可的必要阶段，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两个层次而忽视了理论的基本范畴，那么，理论研究就必然成了舍本逐末，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理论发展。而且，一般来说，基本范畴是研究者必须亲自着手和完成的，而次要范畴却并非一定要研究者亲自展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先驱者往往只是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理论，而精致化和检验的工作则一般都留待了后人。特别是，正如科斯指出的，经济学家对某个待验经济理论必须持有小心翼翼的态度，因为迄今为止的理论检验方法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它无法保证客观性，因而经济学的合理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客观证据；而且，如果一开始就采用严格的检验标准，那么就根本不会有新兴理论的出现，相反，一个理论往往只有已经取得了众多人的相信的时候才需要进行检验。不过，也正如科斯发现的，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不等到一个理论的预言被证实，就迫不及待下决心能接受它”，如果像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样，等到预测被证实才接受理论，“那就会导致科学活动的停顿”，因为没有人有兴趣从无数待验假说中挑出一个进行检验，而且，“即使是定量研究，也严重依赖于各种基于信念的前量化的论点”。[21]

显然，基于这一基本路线，我们也可以对时下学术的流行趋势加以分析判断。一方面，就时下所追求的注重逻辑推理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而言，数学的大量应用并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坏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使用数学而变成好的物理学，好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它们的思想是通过数学方程表达出来而变成坏的物理学。同样，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理论或坏理论，也与它是否通过数学表达出来没有关系”。[22]事实上，经济学科本身就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主观性和规范性；因此，哈耶克就批评，当前注重形式的主流经济学“尚未被推进到足以把这门逻辑学分支完全分离出来的程度，而且也不足以把探究因果关系的工作恢复到确当的地位”。[23]另一方面，就时下所盛行的强调实证分析的计量化经济学取向而言，计量模型也不是用来检视经济问题的内容与结构的方法唯一；相反，从最细节的角度来看抽象简化的结果，所有的模型全是错的，正因为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模型，从而也不应该企图找到代表真理的模型。而且，如果仅仅停留在“实证”层面上，那么对理论发展也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提高不了我们对社会的真正认知；米塞斯就强调，“任何一种类型的描述性经济学和经济统计都可以归入历史研究的名下。它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尽管是最近的过去。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现在马上就会变为过去。这些研究的认识价值并不在于从其中得出一些可以形成理论观点的学说的可能性”。[24]

七、简短结语

谢拉.C.道(Dow,Sheila C.)曾指出，“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对于探讨这个‘平台’的作用、意义及构成要素，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25]因此，要进行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形成一个合理的研究方法。那么，经济学研究方法有何特点呢？一般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既不能停留在华丽数学符号的表达上，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某些局部数据的处理就存在某种因果联系；特别是，不能据此而得出一般性的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基本含义。相反，它需要遵循这样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素养此次、工具表达层次和实证检验层次；只有这样，理论研究才可能深入下去，得出的结论才会有可信性，我们的认知才会有真正的深化。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研究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要求他对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科学性知识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深厚的方法论和理论素养的基础之上，都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正如波兰尼指出的，“科学方法不能被还原为明晰而精确的决疑法或运算法则，而是本质上取决于科学家训练有序的判断力和鉴定力，这些能力是科学家作为学徒从公认的教师那里学习得来的。”[26]

根据上述线路，我们就不应该局限于单纯的数理建模或实证检验上：不仅纯粹的数理建模无法真实地反映经济关系，因为数理往往是极度抽象地；而且，纯粹的计量检验也不能简单地证伪一个理论，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本身就存在很多限制性条件。正因如此，后来波普尔提出了他的经济学中“情境分析”主张：一者，经济行为仅仅是受约束条件制约的个体最大化行为，二者，情境分析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合法的分析方式，三者，情境分析应该作为一个不被检验的“形而上学”的原则被保留下来。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搞实证分析，甚至把这种实证分析等同于理论研究，认为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证分析才可以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和理论的发展；但是，正如利奥塔尔指出的，“科学并不是通过效率的实证主义而得到扩张的。相反，提出证据，就是寻找并‘发明’反例，即难以理解的事物；进行论证，就是寻找‘悖论’并通过推理游戏的新规则使其合法化。在这两种情形中，效率都不是为了自身而被追求，它是多余的，而且当出资者终于对此感兴趣时，它往往是迟到的。”[27]

其实，尽管当前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搞实证分析，认为在经济学中除了“实证研究”之外其他一切研究都毫无疑义，没有一种依靠思辨和文字描述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甚至经济学中也不应该有什么知识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争论；但显然，这并不符合科学的本意，正如波普尔指出，“如果你承认除了自然科学的问题之外，没有什么问题拥有意义，那么任何关于‘意义’概念的争论也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关于意义的教条，一旦得以确立，就会被抬高成为永远超出争论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受到攻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它已经变得‘不可攻击和确定无疑’”。特别是，尽管一些“主流”经济学者极力把自己所研究的东西视为地地道道的“科学”，甚至否定经济学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但显然，这本身也潜藏了其个人的认知状态，因为“对他来说，‘经验’是一种纲领，而不是一个问题”。[28]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承袭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而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研究路线来探究经济现象，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也正是在自然主义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伦理自然主义的信念，这种伦理自然主义把存在的就当成合理的，而对存在的认知又衍生出了实证主义。为此，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根据供求力量决定的均衡来设立社会规则和制度安排；同时，基于这种以力量决定的不变社会规律，主流学者极力为现有制度进行辩解，甚至为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丑陋现象进行辩护。显然，正是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认知束缚下，主流经济学者主张对自身所采取的认知取向“不争论”，并极力否定对流行的实证结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意义；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日益丧失了批判性，并一往直前地行进在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的道路上，以至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封闭化，最终也造成了当前经济学发展中的这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