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单位居然已经连续17年没有一个人加入组织。新到位的地委书记听说此事很是震惊，他认为作为喉舌单位怎么能这样呢。于是组织部按照他的指示为我们单位专门拨出指标，重点解决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加入组织难的问题。

中国的事还真是这样，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在地委书记的过问下，几年下来，一批40多岁业务骨干陆续加入了组织，工财部主任、摄影部主任、文艺部主任、农村部主任都囊括之中。接下来，剩下我们岁数在20多岁、30来岁的一批工财部、农村部、政教部、要闻部、文艺部的副主任了。我时任文艺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是个美术编辑，在文艺部挂名落实职级不过问部里的事情。在这一批人员中，我申请写得最晚，当时被决定为积极分子还不到一年。然而机遇就在此时来了。

这批副主任中，由于我独挡一面，工作很抢眼，很快就被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让我没有想到竟会一波四折，险些失去了庆祝我们的节日的权利。在庆祝我们的节日的时候，我眼前又闪现那一波四折的：

第一折

平时亲亲热热的宛如兄弟的同事，在相互即将迈入组织大门的时候，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其中一位比我年龄小的副主任在同事面前放出了狠话：“他（本博）要是先入，那我就得好好说道说道！”是的，申请书他早写了好几年，积极分子也被确定了好几年，可临要加入组织时竟然不是他，他的心情我能理解。然而这事是无法互相推让的。何况我是一位在组织的部下老大姐的帮助下，下了很大决心才写了一份400多字言词恳切，也昭明我信念的申请书。从我记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活的每一天都是压抑的，战战兢兢的，对所谓的政治前途是不敢有任何想法的，只求能有一个工作糊口生存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我来说，犹如石破惊天，萎靡的生命遇到了蓬勃的清泉，生命开始振作、充满了向上的渴望和力量。面对同事对组织的施压，我只能是被动等待。支部书记是上海知青，为人处事较为公正，她不为她副手的言行而动摇，坚持让我进入组织里。然而事情到这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开始了：

第二折

当我要履行加入组织手续时，组织发现我的申请书没有了。于是组织委员找我谈话，让我补写一份申请书。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找到书记说：“我不是随意要信仰什么的，对于一种信仰的追求，我不能当儿戏，今天一份明天一份地写申请。我希望组织能认真查找我的申请书，那是我的心迹的一种庄严的表达，我不会重复第二次。”十多天后，他们终于在一个柜子的旮旯找到了已被揉搓得不像样的我的唯一一次庄严承诺。两折风波过后，意想不到又开始了：

第三折

我调入这个单位已经五年了，可此时档案却不见了。组织问我档案怎么没有了？我回答说，这得问办公室的人，我个人的档案我哪里能看到，丢了也是你们组织的事。于是办公室的人又忙乎了一阵子，终于在组织部那找到了我的档案。于是组织上在忙活了两个多月后，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我的申请并上报地直机关党委批准。此时节外生枝的事情又出现了。于是开始了：

第四折

我们那座小城人口少，在机关、事业工作的人互相都认识，更何况我在一个经常出头露面的单位上班。在志愿申请表报机关党委批准时，一个领导对文革我家的遭遇很了解，他依然以文革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认为我在志愿申请表里没有交代家庭问题，是不忠诚老实的表现，所以不能批准。我们一共上报三个人，那两位年龄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十多岁，都没有批准。有意思的是没有批准的理由，大我五岁的是因为没有填写配偶的基本情况，大我十多岁的是因为文革时当过“勤务员”，带人抄过时任机关党委组织委员（文革前报社编委）的家，而文革后他给别人赔礼道歉却又没有给她赔礼道歉。

一折腾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经过组织协调，我的家庭问题不再成为障碍了，我终于在十月十六日有了庆祝我们节日的权利。大我五岁的那位老哥，也不再因为和妻子不合怄气了，把妻子填在了表格里，也终于光荣地被批准加入组织了。只可怜那位大我十多岁的老哥一直等到那位组织委员退休，才光荣地被批准加入组织。

当岁月流逝了多年，我清晰地记着我申请书上的字迹：“我坚决拥护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要敢于独立思考，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承诺，我一旦确立了一种信念，我永远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