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转变发展方式是对执政能力的大考

目前，经济增长重又步入正常高速发展通道，是继续避重就轻、着眼于保速度、让速度更快，还是利用这个机会，适当牺牲一点速度，着力在改革上取得较大突破，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见实效，这是对我们风险意识、驾驭改革能力的一次大考。

第一，  需要扭转“GDP速度至上”的执政偏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GDP至上的执政偏好，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速度至上。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保八”、保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则致力于追求更高的发展速度，不但要“保八”更要“超八”。

之所以有改革开放，根本上讲是中国需要发展，近代中国的落后、战乱、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国面临球籍不保、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一句话，“中国人穷疯了”。毛主席逝世使我们有了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机遇，邓小平这一伟大历史人物迅速进行拨乱反正，果断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追求富裕成为共同理想。国家需要和国家战略调整，逐步内化成执政理念，逐步成为执政导向，从而速度这一最能直观表达执政成绩的指标逐步成为是非标准。

人常讲“饥不择食”，穷疯的状态下，速度就是一切，顾不上什么效益和质量，如同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需要提高生活质量一样，发展上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一种定势之后，就应该计算发展成本、考虑发展可持续性，就应该把质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放开以来，国家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增长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翻了92倍，已经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也已经超过3000美元，速度自然还非常重要，但不计成本、破坏环境、祸害子孙的GDP速度是不能要了。

“GDP速度至上”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改革，延缓了经济结构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个教训要汲取。目前经济发展有望步入上行通道、开始新一轮增长周期，要控制追求GDP速度的冲动，可以把速度控制在9%左右，把精力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来。

第二，改革首先需要在资源价格领域有所突破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解决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问题，需要解决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需要解决城镇化发展滞后、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问题，需要解决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承载压力大、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的问题，等等，无疑需要全面推进上述各项工作。然而，正确的工作方法应该是抓住主要矛盾，既全面推进又集中主要领域有所突破，当前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资源价格改革。

目前资源消耗严重、使用效率低下，破坏了环境，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究其原因看，是反映资源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资源价格由国家控制，亏了有国家补贴，资源使用效率低不心疼，对环境破坏不赔付成本。

我国产品市场已经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而资源要素仍然是自己一套价格体系，“短腿”的市场制度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大障碍，不闯过这一关，无论动用多少行政资源都将于事无补。

第三，需要有敢于失败的风险意识

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快20年了，为什么效果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方面的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把这种局面全归结为改革时机不成熟并不具有说服力，恐怕与主观上求稳、害怕失误不无关系，改革力度不到位，不触及深层次问题，效果自然不可能明显。

改革是对现有制度均衡的破坏，尤其是资源价格改革，这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组，特别是国有企业利益面临重新洗牌，这既牵涉企业利益、企业职工利益，还影响到国家利益。利益格局重组的过程，必然伴随某些主体相对利益受损，遭遇反对、阻力，甚至更大风险都是可能的。改革就是对未知领域的突进，就必然有风险、有阵痛，然而没有这个阵痛就不可能达到新制度的彼岸，新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改革不一定就必定能够实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但不改革、不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将永远是梦想，只有不断改革、不断试错、不断积累经验，支撑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平台才能最终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