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人才辈出的风水环境
---兼论风水学中的人土和谐观
赣州风水养生堂 曾祥裕
（QQ175613195，421184777，电话 13766307454）
我的朋友向先生为湖南澧县人，他曾多次邀请我前去考察。开始我以为一个小县城不足挂齿，但是随着我深入其境后，我发现澧县人民很讲究生活品质，我无论走在街上还是在酒店，发现男男女女穿着打扮时尚，谈吐洒脱大方，不乏透出一种儒雅从容之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何以澧县人民精神面貌给人一种面目一新之感呢？我考察该县名胜古迹之后，才得知澧县人民长期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自小受到祟尚读书氛围的熏陶，所以我说书是最好的精神营养品。
我吟咏着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 诗句,追寻当年爱国诗人屈原、唐代诗人李群玉、北宋“澧州三苏”、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陆军上将蒋翊武等名人的足迹，游览文庙、古城墙、“三湘名校”澧县一中等名胜古迹后，深感澧县人才辈出，有其独特的风水环境。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西岸，澧水下游，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东临安乡、津市，南接临澧，西邻石门，北抵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县。
这是一块文化内涵深厚的之地。该县城自南北朝建州以来，屡为府、州、路治所，县境内名胜古迹甚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以城头山、彭头山、鸡叫城、八十垱、十里岗、丁家岗为核心的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已由国家向联合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被评为中华二十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距今6000年的古城址、古祭坛和古稻田，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江泽民1995年视察澧县时亲笔题写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蒋纬国先生在台湾题词：“中华文明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
大凡山环水抱之处易出俊杰。“水有水的性格一一灵动，给人以聪慧；山有山的性情一一沉稳，给人以敦厚。” 人与环境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人与环境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环境不协调，则出现环境问题。古代的人们也提出了不少先进的人地观。《礼记·王制》篇中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现象，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古希腊学者希波革拉第（公元前460-377）在其著作《论空气、说和地方》中也论述过不同地方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人生，也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在地理学中，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带来影响的还有德国地理学大师洪堡（1769-1859）和李特尔（1799-1859）。洪堡在其著作中曾经这样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结构和人类命运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李特尔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是自然的活镜子” 。
为何同在一个地区内生活的人群，就是同胞兄弟或一个班级的同学步入社会后，各命不同？
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1845-1918）的观点，值得我们回味。 他认为在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主要的，环境制约着某个地区的人们，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诸如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同样的环境可以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思想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先天的因素影响人的智力，后天的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人的性格。不同思想的人的生活方式就会不同，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有不同的人生。白兰士说：“世界并无必然，到处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由此可居于地理环境之上” 。后来白兰士的学生白吕纳（1869-1930）发扬并传播了老师的人地相关的这种思想。白吕纳将人地相关的思想上升到了系统的层面上，给出了人地相关的定义并详细的解释了人地相关的原理。他强调：“人之与地，地之与人，是相互影响的；地面上的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并非各自孤立，是相互联系的” 。
话题回到澧县人才辈出的风水环境，我认为得益于其丰富的水资源。澧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为太青乡太青山，海拔1019.5米，最低为九垸乡出草坡，海拔28.2米。全境山、丘、平、湖均有，且分布比较集中，大体比例为1：1：3：4。湖区原属八百里洞庭范围，逐年淤积而成。全县有大小河流47条，可划分澧水、四口两条水系。其中一级支流9条，二级支流22条，三级支流15条，四级支流1条。澧水水系在县境内有6条，包括澹水、道水、涔水3条一级支流，县境内流域面积781.75平方公里，干流境内长32公里。四口水系有界溪桥、顺林桥、危水河和松滋所属的11条大小溪河，其中一级支流5条，二、三级各3条，总流域面积570.8平方公里。
拥有如此丰富水系的澧县，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居质量都有不可置疑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本，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优美自然环境的组成离不开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而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说法。
正如有识之士说的一样，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地有机说中，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宅经》中说：住宅所处的环境应该是“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中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认为“山之血脉乃为水”，山之骨肉皮毛即石土草木，“气血调宁而荣卫敷畅，骨肉强壮而精神发越”。俗谓：“山管人丁水管财”，盖以农为本，水为农业之命脉，喻水为血脉为血脉财气。凡耕渔、饮用、去恶、舟楫之利，以及调节气候，莫不仰给于水。故风水理论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至于“水是移人形体情形如此”，即水质与人疾病夭寿关系,种种事象,不惟风水家言,见载史籍也甚多。《阴阳二宅全书》中也指出：“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显然，上面所提到的大地之“水”，均比作人体之血脉，或直接称作“地之血气”，可“流贯百骸”，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水对于大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水又是构成风水景观的基础。水曲则财禄聚，水直则贫贱夭亡。前水不宜直射，后水水宜直流，全以屈曲为贵。平洋地区水又代表龙脉。行到平洋莫问龙，只看水绕是真龙。众水停注之地，为沼为渉，为池为湖，乃正龙憩息之所。气为水母，水为气子子母相随，环聚斯美。凡寻龙至山环水聚，两水交汇之处，水交则龙止。由于水流弯曲缓急千变万化，风水家也将水比作龙，称为“水龙”，堪舆书《水龙经》就是专门讲水系形势与择地之关系，其中汇总了上百种关于阴宅和阳宅的吉凶水局，以供人参考。在无山脉可依的平原地区，风水家择地便是以水代山，“行到平原莫问纵（山脉），只看水绕是真龙。”《水龙经》便专门讨论了水龙寻脉的要旨和法则。
有经验的风水师善于通过观水的流向来定局。入山观水口，从水的流动情况可以知道找穴。《博山篇》中说道：“山坐北，面向南。水自西，趋而东，转而北，北有地。何以故，水之抱，抱在北，气斯聚，宜融结，类而推，穴易得。”也就是说，一个坐北朝南的地形，水先是自西而东流，继而转向北流，形成一个向北环抱的形势，表明所抱之地是聚气的好地方，穴就在聚气之区内。
有如此汇聚天地之灵气的山水环境，肯定有风水宝地可寻。在澧州听到的旧闻就有不少与风水相关，如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的故事让我着迷，相传澧县城出南门，顺澧水河往东走五华里的二圣滩上有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名曰蜚云塔。提起蜚云塔，人们都说它和唐朝大诗人吏部尚书李群玉有关系。李群玉是澧州城里的人。为官时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李群玉告老还乡死在家乡后，澧州人民留恋他，特地请来风水先生，要为他选个好葬地，来世也做大官，保佑澧州的百姓。风水先生看了很多地方，最后吩咐把李群玉葬在澧州城东两里多的澧水河滩上。坟葬好了，风水先生当着众人念道：“贵人葬滩前，澧州风水现，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还有三斗六长芝麻官哩！”事实上澧县后来也兑现了风水师的预言。
说来也真奇怪，李群玉安葬的当天晚上，好多人都看见一对金鸭子宝光四射，对着他的坟墓拍翅点头，叫得特别欢。于是，大家就把这滩叫做金鸭滩，都说李群玉葬到了有福脉的风水宝地。隔不多久，朝中八府巡按白大人要巡视湖南、湖北。这白大人是解元出身，湖北孝感县白家庄人。来湖南以前，先看望过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要求儿子到澧州后，必须找到李群玉的坟墓，双膝下跪，诚心三拜。白大人搞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他的母亲对他说：“儿呀！没有李群玉，也就没有你。”原来，李群玉十八岁时上京赶考，路经白家庄时，白大人的母亲正是二八芳龄，在家守寡，一心想窃脉传后。这时她暗暗看中了李群玉。李群玉对上京考中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对男女色情的事不感兴趣，只是提笔写了小小的“过脉”二字，用手递了过去，在寡妇的手心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大概是天意的安排，寡妇从此怀孕了，不久生下了这白大人...... 再后来过了几百年,到了元朝澧州果真出了个名叫郝希贤的大状元，这状元当年就住在澧水边上的珍珠街上,郝状元是古代常德、澧州两州府历史上的唯一状元。以后明朝还出了杨一清、李如圭、李充嗣、刘瑞、周叙五位尚书，元明清出了四十多个文武进士，其中不少系国家名臣栋梁。
综观人才辈出的地方除了自然环境别具一格外，还拥有一种祟尚读书的好环境。
澧县人民祟尚读书风气浓。史料表明：晋代澧水下游的嘉山脚下车渚村，出了一位名扬天下的澧水之子——车胤。胤少时家贫，无油点灯，但他以“囊萤照读”的坚韧和勤奋，读书不辍，学习不止，终于学有所成，官至晋吏部尚书，声名藉盛于乡里。晋隆安4年（公元400年）胤死，其故里建起“车胤祠”和“萤渚读书台”。他那“家虽贫，学不辍”的事迹与精神，不仅为澧浦子孙代代相传，更成为整个中华子孙的蒙学典范。唐中叶，初具规模的“萤渚读书台”顺势扩建为“车渚书院”；元代大德5年（1301）5月，官办民助扩建为“萤渚书院”，旋改建为“学殖书院”，州人们企望学子的学问积累、增加，就像生物和生命的繁殖，生生不息，成长壮大。 乾隆45年（1780），又与津市“澹津书院”（建于康熙21即1682年）合并、改造为拥有有众多学田和雄厚经济实力的“义学”，为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食宿、学费、赴考盘缠等，“门下由是多登贤书”，成为远近闻名的“平民学校”。直到清末合并到澧阳书院，遂使车武子精神的“延光”一直照耀到了今天的新型学校——澧县一中。在此学校有一洗墨池，为澧州城内八景之一，史书记载为宋代范仲淹读书的地方。
顺应天地之道的澧县父母官风水意识强，对书院的营建，格外重视风水。溪东书院的位置“乃卜澧之阳，惟东彭山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澧县一中就座落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她集天时、地利、人和多种优势于一体。
经测一些古老建筑的坐山立向均符合杨公古法风水作法。如， 澧县文庙，子山午向兼癸丁（庚子土龙）、水口为乙辰，坤申水上堂。
为何这么多文人雅士喜欢澧县的山山水水？我们伫足在县城的澧水岸边，看到奔腾不息的水流沉思，这块孕育了中华农业文明的神圣土地，之所以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就是得益于宽松活泼的读书环境，就是得益这长流不竭的澧水，激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的灵思，这灵动之思正是创新意识之流，正是人才脱颖而出的丰沃土壤,也正是文人雅士钟爱澧县的理由。
一句唐诗“楚云团翠八百里，澧兰吹香堕春水。”（唐裴悦《游洞庭湖》）让我留恋澧县的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