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中，举报人实名举报并向媒体公示举报材料引起轩然大波的，近年来有两件，一是几年前的李杰斌举报长征电器，另一是近期的范德均举报四川长虹，举报内容都是上市公司涉嫌虚假陈述的“财务门”，举报事项公开后，证券监管部门与税务部门均及时介入调查，而结论很相同地否定了举报人举报认为的结论，认为上市公司不涉及虚假陈述，纳税正常，认为举报人的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而在这一过程，举报人运用多种信息公开手段或方式，指斥被举报的上市公司存在造假行为，故举报双方对立情绪颇高，双方立即陷入舆论的漩涡。而当监管部门调查结论一出，被举报的上市公司所在地的警方便介入了，举报人因其他罪名被刑侦，后李杰斌外逃而被通缉，范德均则被刑拘，同时，李杰斌的律师也意外地被惹上一场商誉侵权诉讼（后和解），而四川长虹也公开声称将以商誉受损起诉范德均。

走笔至此，我并不想评论举报人被刑侦的罪名，或其与上市公司之间恩怨之是非曲直，但是，由此产生另一个的法律问题却引起了关注，即公民举报权如何得到依法保护？而举报人公示举报材料或证据应有什么限度？举报内容公示与媒体披露有什么限度？公示材料与商誉侵权、名誉侵权之间有何关系？

首先，无论监管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实名举报的积极性、正当性、勇敢性给予正面的肯定，这一点也是我国《宪法》与《信访条例》赋予公民的权利。从这个角度，应对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予以充分的法律保障，防止有人在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因素打击报复举报人，特别在监管机关调查后认为举报人的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时，更是如此。

具体来说，因被举报人提起的对举报人的刑侦、刑拘与刑事诉讼（无论用何种罪名），以及商誉侵权、名誉侵权之民事诉讼，均宜审慎处之。最好不是由被举报人所在地警方介入，转由举报人所在地警方或第三方警方处置为妥，而对刑侦、刑拘的初步证据，宜由上级警方进行必要的实体审查，合乎条件后再实施，刑诉与民诉的相关法院也宜在举报人所在地或第三方进行，以示公正、公平。

当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有“报复陷害罪”（第254条）、“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第399条）的规定，而尚不构成犯罪的，则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其次，监管机关受理举报人实名举报，应告知其法律义务。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有“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221条）、“诬告陷害罪”（第243条）的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则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对于公开、实名向监管机关举报的，若此事项为媒体关注、市场关注的，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应当以正式、全面、及时的方式公示于众，而非只以送达到举报人双方完成，或以小道消息方式透露之。这种做，既可还一方之清白、明确调查结果之需，又是行政行为责任制及行政人员施政责任制之必要，一旦将来查出结论有误，调查存在失职失察之过，则结论作出人理应依法、依规被问责追究。

最后，举报人举报内容的公示及向媒体披露，理应存在一定的限度。

这种限度为：宜讲究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与证据的严肃性，不宜过度张扬这些举报内容，尽量少下结论；可以向媒体披露，而媒体作为新闻监督机构，自会作出相应的判断，但不宜过度通过媒体披露而影响监管机关的调查进程；若自行以一定方式公示举报内容，则必须十分审慎，千万别执拗于事，走火入魔，举报人千万不要自恃证据在握，便可肆意表述、指点江山了，须知江湖险急，举报人可能面对的是一场不对称斗争，一定要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当你将作出结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监管者时，要想到可能会产生出非你所愿的结论之后果，否则，举报人若在举报材料使用上、举报方式上举措失当，很容易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会走向反面，轻则被人提起商誉侵权、名誉侵权的民事诉讼，重则会被刑侦、刑拘乃至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