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
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内容提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具有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双重特性，它们也典型地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上。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因为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
一、引言
一般地，从科学的内涵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经济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有助于认识、预测经济现象乃至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体系；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所崇尚的科学性是否一致呢？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否就是体现在它的数理程度上或者体现在定量化这一“客观性”上呢？经济学的科学性能够否所谓的“硬”度等同吗？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但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事实上，自孔德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试图在社会发展中找出想物理学中的运动规律那种的社会运动规律，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把对人类社会所出现的一种透视的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显然，正是由于受到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就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economics)的话语体系，带有“ics”后缀的经济学开始把自己与物理学（physics）、数学（mathematics）这样的学科放在一起，从而使自己具有与自然科学平等的地位。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1]
显然，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于是，现代经济学逐渐将社会现象中“人”的因素撇去了，不再对人性及其相关的行为机理进行探究和思辨，而退化成一门基于理性选择的算学或技术学。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但问题是，如果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已经没有了“人”的因素，那么，它还能够称得上是一门经济学吗？尽管主流学者追求客观精确性，但这种“客观性”真的存在吗？显然，我们必须对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这种客观性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正如米洛斯基指出的，“现在是放弃‘科学’以解决客观性问题这一思想的时候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单独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2]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如此，如果把经济学视为实现其特定目的的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门科学的特性呢？是以本文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他相关特征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由于科学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因而科学必然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学所体现的主观性又存在某种差异。特别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大研究客体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关它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学术界又进一步把科学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关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其背后的规律也主要体现人类的理想及由此产生的互动行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顺或改进社会现实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类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这种自然现象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独立性，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适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规律，因而它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的学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定位以及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涵盖广泛，但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学者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就会产生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注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也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
当然，尽管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质的认知往往随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时代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显然应该归属后者。（2）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更不要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对象，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强调，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关系层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又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进一步地，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潜藏着改造社会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因而带有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之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就会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呈现出了相差极大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开自然科学的考虑，那么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会存在这样两个研究视角：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4]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相反，“社会科学”更为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严密而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5]
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它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寻找对既有事实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试图通过新的事实和材料来发现理论。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凭借主体的知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实证性质的科学甚至蜕变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完善，人们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寻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个人领域，关注个体如何理性地处理物的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由于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关系或者双方的力量博弈来分析现状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现存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价格、货币等数字之间的逻辑分析，从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显然，因为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广播的知识，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训练和扎实的数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这里把经济学归为社会科学，也主要是强调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化努力以及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演进性特征；但却并不否认，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因为任何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这个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米塞斯就写道：“当我们从外部接近自然科学的主题，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确立功能性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的命题构成我们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们构建了这些原理的体系，我们作了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由于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能理解人类行动的含义，即行动者赋予他行动的含义。是我们能形成用以解释性的现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对含义的这种理解”。[6]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经济学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认知也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人文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它需要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对前定的目的首先进行判断，并选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达到前定目的的手段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要求与自然科学都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时就必须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个理论所设定的目的，并对这种设定目的进行判断，这就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显然，这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把人的行为逻辑等同于物和数的逻辑，这也是与自然科学极不相同的。
可见，尽管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上看，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成熟的经济学可以为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认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理论研究的程序和特点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限定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需要对理想目的以及假设前提进行确认，而这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所以，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关键在于对理论目的和理论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预设确定之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结论和认知；显然，此时就需要借助各种分析和表达工具，但其表达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种具有人文性的修辞。正因如此，即使我们把经济学视为科学，它也是一门社会科学。爱德华兹就写道：“经济学一直想把它自己归入自然科学领域之中，并不情愿被人们视为一门说服力不强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拆分为若干部分，然后独立地去研究每个部分”，“但是，在研究经济时，生活科学的所有问题我们都无法回避。在经济运行中，社会事件会产生各种影响”。[7]正因为是社会科学，因而经济学就具有强烈人文特性；当然，这种人文特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学中，也普遍体现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例如，塞德曼就指出，不应“侧重将社会学解释为旨在揭示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和法则的科学，而是更多地将社会学定位为一种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事业。……社会学应更靠迫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8]
因此，尽管现代经济学试图以数学符号的形式隐藏起内含的意识形态，但这根本上是无法做到的；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潜藏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三个命题：（1）“经济学中的数学理论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质，而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2）“经济学推理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连正统的修辞的推理都是暗喻的”。实际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不是通过求助于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或是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发展出来的优先方法论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无数的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合法化的过程就是检验其参与开放的进行中的对话或语言的程度，而每一个参与者都被置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氛围中。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说服观众，这其中包括同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9]为此，爱德华兹写道：“当学术权威们作为真理和光明（至少是国民福利）来热情地拥抱经济学时，他们便暂时地离开了客观、科学的世界而踏进了意识形态领域。他们自己给自己定制了一个世界观，开始相信经济学关于世界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的观点。从此，他们在观察世界时总是使用一个具有过滤功能的透镜，看待经济学分析时也不再那么客观了”。[10]
三、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阶段都充满了主体的认知，而要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论上有所创见，那么就需要丰富的知识素养；一方面，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能够真正领悟人类所积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作充分契合以对客体有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认知。事实上，经济学说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大师们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浅显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袭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斯密做了系统化的简单表述，从而写出了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富论》。相反，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正确认识，没有广博的知识，即使能够建立比较优美而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们也是流传不远的；实际上，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发表了众多的文章也仍然没有自信，就像当前的那些学者一样。正因如此，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厚积薄发式的研究途径是基本的，只有通过积累深厚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识，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知，从而使得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或者进行有的放矢的实证分析，否则，后续的一切行为都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或者材料堆积的数字游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反射，同一事实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将理论与主体的认知视角和认知目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毕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为等由“人”引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经验性而非先验性的，从而也只有在基于人类实践的经验分析的科学中才可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具有经验性的内容，经济学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正如詹姆斯所说的，“唯有直接与生活发生关系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11]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是基于主观的理解，不同的认知会导向不同的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可以确保某种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动模式或行动秩序得到型构；但是，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却并不足以决定这种行动模式的具体形式”。[12]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数理模型这一种方法，甚至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哈耶克就把经济理论研究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道德科学等联系起来而强烈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其他经济思想大师凡勃伦、加尔布雷斯、科斯乃至张五常等都反对经济学过分数理化。
显然，正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从而才会形成迥异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同时，由于引导假定本身是难以被证伪的，因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事实上，不仅“弗里德曼的信念——经济学中的一般性争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特定争论都将通过实证检验而解决——尚未得到证实。同样，熊彼特观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大都会被系统性抛弃——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学中，“在对经验证据、伦理因素、硬核命题、意识形态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释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并非只在经济学中有分歧，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中分歧至少同样广泛、深刻和显著。甚至连物理学也有着这种冲突，而且实际上，物理学比其通常看来的要‘软’得多”。[13]也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经济学希望模仿其他科学，即便模仿的是数学或物理学这样伟大的科学，它也应当更加开放，以容纳更多的谈话方式”。[14]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从广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知识体系的探究学问的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并且，这种科学本身是具有强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学”一词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并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结果，时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经济学内在的这种学科特性：它不但舍弃了经验性的内容，而且也因执着于数字的游戏而把理论与生活分裂开来，甚至连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标也搞颠倒了。正因如此，厚积薄发式的学习和研究路线往往只是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所遵循，而主流经济学则逐步走上了严密的专业分工道路，把经济学仅仅视为对手段的实证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日益偏重于成规定式的研究路径；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线路，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结果，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瓦尔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从早期到现代不断激发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的灵感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而是完全数学化的目标”。[15]究其原因，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并在追求客观主义的抽象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精神方面的领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即使在生活世界“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6]
事实上，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对科学之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经）成为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学术上对大陆哲学的摒弃，连同二战以后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实践之间的混淆，（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科学’本身成为了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批评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17]正因如此，当主流经济学的困境逐渐暴露，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是指什么？究其原因，理性和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演化谬误：它把人类世界也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而科学研究仅仅探询如何将这种静态世界摆弄得更有序途径；因此，不仅是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在努力发挥理性的能量来设计和改造社会制度。
显然，正是出于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理性的强调，整个社会科学界充斥了求新求变的氛围，这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胡塞尔就曾指出，“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 [18]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国内那些唯西化是瞻的 “主流”经济学者也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理化，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学才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它的科学性而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并为了维护其主流的话语权而刻意地用数学符号来掩盖其内含的价值观和主观性，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恰恰使得经济学退化为一门“伪科学”。事实上，正如杨小凯承认的，“如果以化学的发展来比喻，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应该相当于过去的炼金术的阶段。经济学离线是海很远，离真正能解释现实还很远。……经济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现在的数学工具，要将其加以描述是很不够的”。[19]显然，如果谁还在宣扬炼金术的话，它肯定会被斥为“伪科学”，但当今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却根本不愿以此来反思自身，因而越来越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达不到其宣称的那种科学要求却极力宣传它的“科学”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学说中缺陷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掩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规范性以及推崇厚积薄发的思辨路径，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重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推敲，但这并不是要像阿莱所批判的那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上的诡辩游戏：“不断使用误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经定义的语词，那些词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断变换，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严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带有比喻的表达方式，没有精确的含义，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无人能提出异议；使用的表达方式伴有感情色彩”；[20]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要求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不要数学；相反，要研究经济学也必须充分夯实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专业化训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此，数学作为工具在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究其原因，近期的文献大多是主流经济学提供的，他们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其中思想的递进也大多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来。
不过，尽管将经济学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运用数学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明晰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把一种理论建立在公理化的论述上就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21]特别是，要防止经济学从传统的文字描述走向数理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极端倾向，因为正如杜兰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谬误；而每一美德都会因过分而成为邪恶，没有什么比过分易于走到反面了。[22]因此，我们对数学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即使通过使用数学来精练理论，也必须注意到条件的成熟性问题，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这正如科斯写道的，“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23]显然，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而言，数学已经被严重滥用了；哈耶克写道：“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24]
可见，经济学的性质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哈耶克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哲学”；而且，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在于人及其社会现象，因而“投身于这些领域的人，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较具一般性的方面时，他们很乐于选择哲学这个名称，我们甚至不时可以看到‘自然哲学与道德科学’的对比”。[25]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常常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这与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26]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客观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麦克洛斯基就特别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经济学可借鉴模式，为此，他还对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哲学往往以物理学的方法论作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经济学朝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呢？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27]
四、简短结语
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契合；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对“science”所作的定义，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不过，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却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8]其实，1883年恩格斯在安葬马克思的仪式上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用规律”；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却遭到西方主流学者的极力批判：波普尔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成为贫困而封闭的历史主义，哈耶克将马克思的社会预想成为理性的自负。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来要求经济学，显然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这不但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的“科学”内涵，而且也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种人是偏误却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如布坎南就说，“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少数几位属于现代奥地利人学派的经济学家除外”。[29]
事实上，正是流行的观点往往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把自然科学视为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或模仿的对象，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危机，尽管经济学引起作为自然科学化先锋的角色而使得其理论危机更为严重。例如，塞德曼就指出，“社会学理论处于危机之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的科学化。至少自战后以来，理论家就不间断地寻找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普遍客观的理论。许多理论家认为，只有保证他们社会思想的真正的客观性，社会学才能维护其公众权威性并履行它的社会启蒙的承诺。不幸的事，核心前提、概念、结实模型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基础，而社会学家们无法在对这些东西达成共识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社会学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而这种宣称不断遭到大众和社会应用者的质疑”；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科学化的努力，“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越来越远离普通的大众文化。社会学不断地产生具有解除天赋并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家，但他们通常只是与这个专家群体内部成员交流”。[30]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科学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只不过社会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原因而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主观性，这是两者的共性也是差异；所以，布莱克则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比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因而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事实上，布坎南也对此作了比较说明。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另一方面，他把社会科学的研究视为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他希望社会互动的改进最终将由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