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型
<原文根据6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积极信号”改编而来>
卫金桥/文
4月份以来，汽车行业一连产生多起停产事件，风波虽渐渐淡去，但是，事件之后引发的效应远未结束。
如果说，富士康事件“13连跳”触发外界对于基层工人精神关怀的关注；而本田停工事件，更深层次可能成为推进当今安于世界工厂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剧变。前者关乎精神，后者关乎物质，都足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标杆性事件。
复杂的矫正术
此两次事件涉及到IT外包和汽车制造两大核心产业。因为中国制造长期以往的低成本和利用人口红利优势的格局，可能发生很大的裂变，而且，模仿效应可能会冲击固有的体系，但是长远来说，这种正常诉求会推动现有以低人力成本增长模式的变革。
长期以来，对于基层员工基本利益的漠视，对于制造者权益保护的匮乏，而且对于个体的精神关怀的忽视，都会因为两次事件的爆发而全面显现。而且，对于85后和90后逐渐走上社会之后，他们群体身上所具有的一些时代特质的元素，更成为新一代制造群体呼唤权益的典型案例。所以，富士康的“13连跳”和本田停产事件提供的样本，将有特别的意义。
短期来说，富士康的“13连跳”和本田停产事件都以工人获取薪资的提升暂时偃旗息鼓，但是，正在进入中国工业进程的中国，在尚未完成最终的工业化体系的全产业链均衡发展时，因为经济增长的分配机制畸形，导致成果的分配不公现状，但是盖因两件事件的集中暴发，而直接采取激进的跃进式发展，这对于基础尚且薄弱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厉害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时间验证的课题。
在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和基层员工的成果分配机制之间，毫无疑问，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决策者，都是两难之选。
从长远来说，如果长期隔离和拉大经济增长成果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剧烈动荡；但是如果贸然打乱这种转型期间，相对合理的机制，对于正在进行中国式深化工业革命产生的冲击，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前者自不赘言，许多专家和学者以及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宋代史无前例的空前文明发展之后，因为人口激增和社会二元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让中国错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跃进，而且，在工业化社会中艰难起步的中国，目前只能通过大量的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去实践工业推进的速度。
两难之选
长期来说，这种制度本身有着固有的局限性，因为大量易获取的人力资源的存在，必然会削弱工业进步的科技动力，以大规模制造的汽车工业为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这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人力资源停滞增长的压力之下，从先行者奔驰汽车和福特汽车伊始，开始在汽车工业化生产的每个阶段逐渐实施工业化，小至一个工位的工装夹具，大至大型先进机器人的使用，客观上，高成本的人力资源是推动100年来汽车渐进性变革的推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的成果，已经使得这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材料科学、先进制造工艺、锻造、铸造、初次以及深度加工工业，已经遥遥领先。
反观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从社会就业和社会分工面临的既定压力所致，这些本来应该发生的类似革命，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在汽车制造和相关制造行业中进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已然成为阻碍先进工业发展的诱因。
早在1991年9月份，著名东亚历史学家费正清就在他的《中国新史》中指出，自宋朝以降，在农耕社会的许多先进工具的使用和创造几乎停滞，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宋代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获得，失去了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动力。
而无论是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三大工业强国，都在19世纪的后半叶，先后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强国道路，反观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人口超级大国，在百年来的发展路径中，先后因为独立战争和封建体系的废除，随后是城乡二元制转型带来的繁重人口就业压力，导致彻底的工业革命未能实现纵深发展。
所以，和先行者不同，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工业化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阻力：在众多的就业人口和大规模机械化道路的过度之间，如何精准地拿捏？这种路径，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
艰难的道路
一个可能的事实是：富士康和本田们因为逐渐提升的人力成本，如果人力成本达到机器设备成本的平衡点，在资本趋利的压力之下，资本开始推动机器和大型设备的逐渐人力取代，这毫无疑问会对中国现代工业进一步的推动产生巨大的推力，加速中国工业革命驶向纵深。但是，这也势必会对人力资本的取代趋向加速。
而且，在我看来，以汽车行业的历史发展路径为例，随着劳动力成本进入大幅度上升的通道，将迫使国内的汽车企业开始大幅度提升机械化的比例，相应减少基础员工的数量，以丰田为例，这家年产接近900万辆的汽车庞然大物，全球员工总量不超过30万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汽车公司，以东风汽车为例，东风公司去年达成189万辆销量，东风公司（刨除三产人员之外）的总人数高达12.4万人。对比之下，丰田的人均效率是东风公司的两倍以上。
回到历史，现代农业的效率和产出提升之后，产生的大量富余乡村劳动力，在成本没有大力提升之下推动了城市基础加工以及基础制造也的20年飞速发展；但是随着新生代的劳工出现而滋生的新的情感以及物质诉求，社会的畸形分配机制势必也因而发生变革。
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正从无限供应转为有限供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定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但是，在人口红利尚在巅峰的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仍然足够富余。
所以，无论历史还是未来，变革带来的积极一面是社会初级分配体系变革，使得基础劳动力的收入不在被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抛弃，而且，从工业革命的角度来说，这也势必会推动产业技术向更高端和先进的路径前景。
在二元化体系仍然鲜明、城市化进程不足40％的大背景下，这种因为先进制造导致的人力资本富余，加上从第一产业富余人力资源持续存在压力之下，一方面，从沿海地区的升级基础人力资源会向中西部地区提供相对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推动这一地区的资本效率，带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这是积极的信号。
但是，如果这个转型过于迅速，因机器设备的大量对人力的取代，会产生巨大的人力资本富余，在第三产业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之下，这些人力资本的富余如果未能通过新的产业机会实现转型，和当前居高不下的乡间富余人口两股强烈的大潮相互推动，会让中国的就业问题成为高悬的“堰塞湖”，如此压力，当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巨大难题。
如此两难境况，正在发生，并将难以阻挡地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