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午

        富士康调薪，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现象，一系列停工事件出现……种种现象显示，中国劳动力不再有求必应！这种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升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大势所趋，沉降于数十年低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可不查。

　　

        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预示着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供应正在减少，劳动力供给关系不再宽松，甚至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紧张状态。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来源于中国深刻的人口结构变化。根据经济学家蔡    的观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刘易斯拐点正在出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72%，目前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

　　

         其次，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正在下降。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人，比2009年减少74万人。这是高考考生数连续第二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减少人数不断增多。2009年全国高考学生曾史无前例地减少了40万人，这是被称为90后的第一批高考考生。

　　

        随着高考生源减少，而高校扩招，聪明的家长们正在考虑让自己的儿女延期高考，以减少高考竞争压力。这种延期考大学的现象反映了深层次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90后的上一辈是1964年、1965年左右生人，他们是新中国之后婴儿潮的高峰，兄弟姐妹众多。1964年以后，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以此类推，他们的子女就是90后参加高考的人数不断减少。

　　

          由于适龄劳动力人口比例降低和出生率下降的累积效应，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从整体来说，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从宽松迈向并不宽松。中国过去31年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在31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年龄人口首先从农村流向城镇和企业，然后大规模转向城市和沿海地区。在劳动力无限供应下，企业可以尽可能的压低劳工成本，以获得较大竞争力，甚至出现农民工工资成本十几年如一日，难以上调。在劳动力、资金、土地和环境低成本要素无限量供应下，中国经济获得长期的高速增长，并形成了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模式。这种模式带来高污染、高排放，并以牺牲国民福利和劳工权益为代价，目前被各界所诟病。

　　

         2008年，政府推出《劳动合同法》后，推动提高劳工最低工资等。当时由于金融危机背景和部分企业反对，部分条款暂时搁浅执行，甚至落得行政干预市场规律的骂名。金融危机之后，尽管没有政府干预推动，但由于民工荒的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关系自发调节下，企业不得不自觉大幅加薪留住劳动力。这从微观主体上反映了中国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模式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和企业一直致力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但是效果并不佳。关键原因在于促进转型升级的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一直被压制，企业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压力。但是现在，最难以提高的劳工成本正在面临重估，这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市场要素底端已经拉开序幕，这种趋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未来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之路可能的特征将是，一是经济增速放缓，8%左右的速度可能成为常态；二是企业用工成本明显抬升，竞争更加激烈；三是劳动生产率将会稳步提高，以弥补抵消成本上升。

　　

         中国企业应该敏锐的观察到这一趋势，并调整自身发展和竞争战略。企业要把过去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高效率竞争优势，以化解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如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科技含量，否则将面临利润减少并被淘汰的局面。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应该借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会，全面调整、理顺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如资金、资源、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价格，长期压低要素价格难以持续，应推动要素价格按照市场定价，真正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按照市场配置，以此全面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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