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目前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2%，远远超过欧元区设定的3%上限;希腊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则高达110%。2009年12月16日晚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标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由于希腊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缔约国，由于经济、金融问题存在客观的传导效应，由希腊债务危机诱发的蝴蝶效应也在不断展现：希腊10年期债券利率已突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欧元在10天内跌了10%，两个月看跌幅达15%。，欧元一跌，立即使人联想到欧元区出现不稳，于是不仅仅希腊，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弱点”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现融资困难。希腊债务危机在不断的发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国家4万亿积极投资的政策拉动下，地方政府也在经济的举债消费，扩大内需，我们的很多内在经济指标也在发生变化，希腊债务危机能给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金融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我们注意到举债消费的内在经济传导效应了吗?到底什么限度的债务水平符合我们的国家经济战略利益?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取决于该国的宏观经济冷暖、公共收支状况、政治因素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希腊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双高”问题由来已久。基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压力，希腊政府多年来过量增加公共支出，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令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上述举措还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另外政府部门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希腊全国劳动人口的10%，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就希腊的宏观经济综合情况而言，其出现危机的根本问题是高负债率、高福利、低税收，朝吃卯粮。如果我们站在公司财务的管理角度，将希腊政府的公共财政视为一个“公司财务”问题，将2009年希腊政府的财务现状按照“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等三张报表进行分析，将税收比喻为主营业务利润，将福利性财政开支比喻为行政成本，我们会十分清晰地发现一个事实：首先由于希腊政府的资产负债率高，导致每年必须将大量的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偿付往年遗留的公共债务，导致其盈利能力下降，直接导致偿还债务能力的削弱;其次由于高福利、低税收政策以及工会的过度强势作用，导致希腊政府的“主营业务收入”减少，进一步恶化的其公共财政的现金流循环质量，其循环质量始终处于一种财政盈余不断递减的境地;第三，希腊的支出产业是旅游业和航运业，产业经济簇群布局不合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希腊的旅游业、航运业受到较大冲击，这使得其原本抗风险能力低、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屋漏偏逢连夜雨”。就 2009年度希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等三张报表，扼要的说：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导致其公共财政的盈余不足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趋于枯竭的循环迹象，最终导致其国家的金融陷入危机。类似的情况在一些高福利、低盈余国家屡见不鲜。
一个国家的经济，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国际贸易平衡)的问题，这好比是蝴蝶的两只翅膀，两个循环之间相互作用，国内经济的结果必然传导到国际循环，反之亦然。希腊政府的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国内经济循环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高福利、低税收、过度举债，忽视了国内经济的内部传导效应基础上的举债支撑能力，其必然结果是牺牲希腊宏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同时，2008年由于希腊的高通胀的问题，希腊通货膨胀率2008年2月为4.4%，为6年以来的最高点。面对持续上涨的食品价格，希腊出现了一批扮演现代版“罗宾汉”角色的年轻人，他们抢劫了多家超市，并把抢来的食品分发给最需要的穷人。公共财政的危机有必将传导到社会经济生活，诱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由此，希腊政府将同时面临在向高通胀、罢工潮、低税收、向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求援等系列问题的“多难选择”。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举债和盈余好比是“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平衡。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都不对。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循环质量都是一种损失。收入减少，支出剧增，成为当前摆在许多中国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从弥补地方资金缺口，扩大地方政府投资能力，拉动经济增长等多方面考虑，中央近期开始发行2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但不容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加，债务风险急剧上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某市为例."建好城市,投资者就会来"成为了城市规划者的座右铭,游客称,该市的宽阔的大道和大厦几乎空无一人.媒体报导也称类似的空城在中国不断出现.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为6万亿人民币(8,800亿美元),投行中金公司的预计为5.6万亿元。按照2009年33.5万亿的GDP计算，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8%，尽管低于国际通用的预警水平，但是其诱发的通货膨胀、社会矛盾、基尼系数增大等弊端，还是开始显现。
就公司财务管理角度而言，任何投资从投入到回报，都是存在一个投资周期的，期间存在不同的风险系数。投资学认为：有投入，未必有产出。有一种投资叫沉没成本，即百姓说的“拿钱打水漂”。公共财政亦然，大量举债的背后，我们似乎没有认真计算过我们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中的相关数据，也没有人认真计算过上述举债模式的抗风险能力相关参数。在地方的政绩刺激下，举债是政绩，以后如何偿债再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如果将公共财政管理视为一种公司财务管理行为，其投资人首先应该考虑投资的回报周期、收益率等问题。假设张三投资一套写字楼，其首先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租金水平。其中的成本是投资，租金是收益。写字楼哪怕再漂亮却租不出去，所有的投资就会成为“沉没成本”。而租金水平取决于当地的宏观经济综合情况。
凯恩斯在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乘数原理，乘数原理的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的变动的倍数。通过乘数原理，凯恩斯得到了国民收入( Y )与投资量( I )之间的确切关系，将其经济理论导向经济政策，并指导经济实践。 所谓乘数，是指在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条件下，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可导致国民收入和就业量若干倍的增加(或减少)。收入增量与投资增量之比即为投资乘数。希腊政府也希望当政府支出的扩大与税收的增加相等时，国民收入的扩大正好等于政府支出的扩大量或税收的增加量，当政府支出减少与税收的减少相等时，国民收入的缩小正好等于政府支出的减少量或税收的减少量。可是遗憾的是希腊经济属于“浅碟子经济”，提高公共投资、公务员工资、工人工资，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可是事与愿违，税收就是成为问题。其关键在于公共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问题。反观中国，我们相当的一部分区域属于“浅碟子”经济模式，单一的投资手段，根本不足以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式，像上述的某市，基础建设提高了水平，但是乘数效应没法大幅提升，导致的宽阔的大道和大厦几乎空无一人.最终起举债投资等于是“沉没成本”。原来我们希望通过举债的模式，投资公共建设项目，拉动经济，但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单一的靠一匹马(投资)很难持久、健康、有序发展。
失败是成功之母，就希腊债务危机给我们敲响了宏观经济的警钟，作为一种国内经济、循环经济的反思案例，又是一种有益的启迪。我们首先应该对债务和公共财政的盈利能力作平衡分析;其次考虑给予连续时间序列基础上的投资导致的债务的风险控制，重视公共财政的“盈利/负债融资成本”的倍数，使其有能力抵御各类宏观经济的风险;第三应该对所有的公共债务进行三张报表分析，重视投资的乘数效应;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地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消费、投资、出口和举债的资源配置问题，重视公共财政的现金流分析。第五建立尽可能多的、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簇群，改变区域经济的“浅碟子”现状，增加税收来源的多样性。第六、建立由中国自主评估的、可以看很国际评估业巨头的信用评级机构，强化信用评估的经济、金融主权安全。第七务必认真分析经济管理行为的内在经济传导效应、社会传导效应，力求宏观经济管理的“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