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现代金融的中国道路

　　“没有大银行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对金融的这个论断，深刻检验了新中国60年来在金融事业上的社会主义实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张辉

　　一部新中国金融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曾分析认为，“没有控制住法兰西银行”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沿着这种脉络，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正是基于“金融工作关系国家命脉”的认识和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前30年”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还是“后30年”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时期，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金融业在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更具体地解读说，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和加强金融管理，到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治理通胀的三大战役，从体制转轨时期金融体制改革，到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政策较量，不同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不仅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更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了扬帆护航的作用。

　　1949-1952：重建金融“山河”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谈及央行初创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张健华将其形容为“经济崩溃、物价暴涨、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为了支持国民经济恢复，央行在这一时期承担着四项基本任务：

　　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简称“新币”)时，各解放区还流通着冀南币(包括鲁西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和西农币。为了保护人民财产，采取了逐渐收回“旧币”的措施。另外，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之前发行的金元券，人民政府每解放一地，就明令禁止金元券流通，同时，为了照顾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的利益，采取了限期兑换的办法，并将收兑的金元券输送到敌占区换回物资。

　　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同时进行的。”张健华表示，人民政府在接收官僚资本银行的过程中，利用原有银行机构的营业地点和人员办理业务，或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部门，或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按行政区划重新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以接管中国银行为例，除了没收其官股，改组董事会，由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担任董事长以外，职工全部留用，原职原薪，机构暂不变，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门银行。

　　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新中国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投机商人却兴风作浪。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共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涨风潮。其中，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比1948年12月上涨了42倍。

　　对此，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全盘高度、统一行动”，加强财政税收、增募公债，银行积极吸引存款、收回贷款；另一方面，针对不法分子利用金银进行投机倒把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门对地下钱庄给予了严厉打击，据央行统计，上海、广州等地查获地下钱庄和摊档近700家。

　　四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张健华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经济工作是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因此，央行的信贷和利率政策主要是积极配合、支持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在此之中，又以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为重点，而对需要由国营商业取代或应予淘汰的私营批发商，银行则收回贷款。

　　另外，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央行利用遍布农村区镇的营业所开办农业贷款，在全国农村试办信用合作社，并成为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

　　1953-1977：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

　　张健华分析说，当时，社会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各级银行吸引的存款全部集中于人民银行总行，由人民银行统一支配，贷款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核批指标，银行在经济管理中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

　　若干年后，央行高层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实践证明，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由国家计划控制，容易造成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由于当时实行实物分配制度，当时的通货膨胀并不表现为市场价格波动，而表现为有价无市、持币待购的“隐性通货膨胀”。

　　《瞭望》新闻周刊从央行了解到，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信贷失控和通货膨胀有三次。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及时打响了三场金融保卫战。

　　一是1956年的信贷超计划。1956年，经济工作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情绪，基本建设、工资支出、农业贷款三个现金投放渠道失去控制。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工资支出比上年增长47.8%。再加上农业贷款比原计划多增80%，信贷差额大幅扩大。

　　“幸运的是，这次超计划贷款发觉得早，纠正得快。”张健华表示，1957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压缩投资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控制信贷规模，当年年末即见成效。

　　二是1958年的货币信贷失控。在“大跃进”过程中，银行信贷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都被当作生产发展的“绊脚石”而加以废除，从而导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货币信贷失控。在财政赤字大增的同时，银行各项贷款出现狂飙式增长。据统计，1960年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比1957年增长了81.6%。

　　基于此，国家作出了一系列加强货币信贷调控的政策决策。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强调指出，“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于中央，把国家的票子管紧，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要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该决定就是新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银行六条”。经过三年的努力，进入1964年后，国家财经状况出现根本好转。

　　三是1967年、1968年的“信贷井喷”。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货币信贷政策受到冲击，造成了货币投放过多的严重后果。1972年、1973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央行恢复和加强了被冲击掉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现金计划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监督，切实控制现金发行，1973年，基本实现了信贷收支平衡，保持了贷款总规模、货币发行总量的适度增长。

　　1978-2002：金融监管体制转型

　　这一时期，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进入法制化轨道，央行履行职能的独立性在法律上得到保证。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作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一只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上交所和深交所也于1990年底先后成立。

　　随着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增加，为维护金融稳定，政府对金融业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人民银行的货币调控职能加强，而银行外的金融监管职能则由证监会和保监会等承担，央行“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

　　张健华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央行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方式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过程。他表示，在人民银行刚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把金融监管看作行业管理，以后，在实际上又以合规性的监管为主，即主要监督和检查金融机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

　　“这种监管非常必要，但绝对不能仅限于此，”张健华表示，从根本上说，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对它的监管主要是控制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风险因素增加，风险隐患不断暴露，金融监管的重点也经历了四个转变，即从一般行政性金融监管向依法监管转变；从市场准入监管向全过程系统化监管转变；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从外部监管向强化金融内部控制转变。

　　在此期间，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张健华告诉本刊，在1979年的经济调整，治理1984年、1988年的通货膨胀，以及1998-2002年的防范通货紧缩等重点“战役”中，金融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3-2009：应变全球化

　　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增强，金融工作的难度增加。

　　正是从这一年起，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明显。从2003年至2007年，GDP增长每年都在9%以上，2007年，更是高达11.9%。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也由2003年的32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

　　一个结果就是，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外汇占款的持续扩大，使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础货币，而长期的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基于此，央行开始多管齐下化解流动性风险。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央行共发行票据15.5万亿元；从2003年1月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金融环境再次生变。对此，《瞭望》新闻周刊综合多位权威人士观点，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金融环境更加复杂，货币政策调整的难度加大。2008年，货币政策从“稳健”到“从紧”再到“适度宽松”的蜕变，就是市场变化复杂性的直观显现。

　　其二，中国金融强国之路启程。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正是中国金融业由大到强的升华机会。

　　“中国金融60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金融60年历程”进行采访时，知名金融专家王元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下一步则是要探讨如何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为了解密新中国金融60年来的成长历程，《瞭望》新闻周刊近期调研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部分商业银行的相关人士。采访中，随着一幅中国金融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闭关”到“开放”的画卷的慢慢展开，新中国60年金融事业在宏观经济调控、现代监管体系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五大方面的亮丽风景，也一同显现。

　　“小金融”到“大宏调”

　　“从1953年开始，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银行体系。”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是通过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人民银行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规定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配置金融资源。

　　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一时期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受到较大制约。195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酝酿改进经济管理体系，逐步下放管理权限，在金融领域最大的调整就是下放农业贷款和地方工业贷款管理权限，人民银行的职能因此受到削弱。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甚至合署办公。

　　“改革开放以后，央行参与宏观调控工作任务变得越来越重。”张健华说，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着手改革僵化的“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制，金融改革踏上征程。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信贷限额管理”，实行间接调控货币信贷总量的框架，在调控方式上形成了以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和利率等手段构成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在这一阶段，以间接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形成。在此之后，金融改革逐步推进。

　　改革的成效显而易见。2003年初，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加快、信贷投放偏多等苗头性问题，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8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9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抑制了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防止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起大落。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相互交织，我国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央行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回升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张健华分析说，“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我们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各方面信心，遏制住了经济增长下滑态势，随着各项措施的推进和完善，效应还将进一步显现。”

　　“大一统”到“一行三会”

　　“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并最终实现了由央行‘大一统’到‘一行三会’共同监管的转变。”张健华回顾说，中国人民银行刚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尚未形成，金融市场还只有货币市场，“当时实行的是中央银行统一管理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距离甚大。”

　　“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变，是典型的‘市场推动型’。”他告诉本刊记者，随着证券市场的初具规模，央行监管证券市场越来越不合时宜。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央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使央行的监管范围大大缩减。”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全面。据了解，这次改革措施中仍然保留央行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致使后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证券机构由央行监管，证券市场由证监会监管。这种监管方式的缺陷明显，原因在于，离开了对证券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管，是不可能真正对证券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同样，不监管证券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不可能彻底。

　　基于此，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决定原来由央行监管的证券机构交由证监会统一监管。

　　保险业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分离接踵而至。1998年1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保险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2003年2月，十六届二中全会决定，将保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同时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出来，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至此，“一行三会”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最终实现。

　　张健华认为，“‘一行三会’的优势在于，不仅有利于促进银行、保险、证券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央行能专注于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决定，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

　　至此，一个较为健全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基本建立。

　　单一到多层次

　　作为资金融通、金融商品买卖的场所和网络，金融市场的构建，既是金融机构运作的基础和环境，也是贯彻货币政策的条件和环节。然而，自1953年起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银行实行高度集中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金融机构只承担国营企业超定额流动资金的供应，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限而单一。

　　随着保险业务的恢复和证券市场的建立，我国金融市场里的产品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据了解，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保险业务直到1980年才恢复，证券市场则一直到1990年才建立起来。

　　保险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建立充满曲折。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事实上，早在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正式成立，就已经标志着新中国国家保险事业诞生。但是，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却基本停办。1980年保险业务恢复时，我国保险市场仅由一家公司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保险业遇到了发展的春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传统格局被打破。1986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正式成立。随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保险机构120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8家，财产险公司47家，人身险公司56家，再保险公司9家，形成了服务较为完善的保险市场。

　　资本市场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1986年以前，所有的股份制企业都不是上市公司。此年9月，随着“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和“上海延中实业公司”上市，才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历史。而后，随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开业，中国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才正式形成。

　　发展至今，资本市场已呈繁荣景象。根据证监会新闻处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7月末，我国共有各类证券公司107家，各类基金管理公司61家，期货公司167家；证券公司总资产2.02万亿元。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达到1628家，总市值为23.57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三。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也变得丰富起来。担保类、承诺类、金融衍生类、理财类产品发展迅速，网上融资、网上离岸金融、网上外汇交易等诸多网上银行业务品种发展迅速。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08-2009年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称，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不过，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指出，当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市场体系仍大有可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方面，要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期更好地提高市场的筹资能力和资本配置功能。

　　“技术破产”到“全球五百强据彭博统计，截至6月30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总市值在全球银行前十名中排名前三。英国《银行家》杂志6月24日发布的最新评选结果也显示，税前利润最多的5家银行中上述三家分列第一、第二和第四。

　　如果联想到7年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集体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已经技术上破产”，那么今天它们的表现则是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最大褒奖。

　　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借鉴国外银行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全面推进金融业改革。

　　从2001年开始，保险公司率先迈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2003年11月，中国人保成为我国第一家境外上市的国内金融企业。同年12月，中国人寿创造了当年国际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融资额的纪录。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不遑多让。从2003年年底开始，国家相继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逐步上市。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实现上市的仅有中国农业银行一家。对此，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的包袱相对较重，速度较慢。但他表示，目前农行改制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上市更多的是时机问题。

　　“无论在什么范围，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进行的成功转型都可以写入哈佛MBA案例。”谈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成就，已经操刀过工商银行成功上市的潘功胜向本刊记者细数了这项前无古人的改革的四大功绩：

　　其一，国有商业银行在法人治理架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内部激励约束以及外部的市场约束等方面，相关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其二，通过上市，国有资本得到了保值、增值；其三，造就了一个健康的银行系统。其四，健康的银行体系和有效率的商业银行群体，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传导。

　　力筑国际金融的中国话语权

　　“当前，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张健华向本刊记者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个是重返或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另一个是在金融危机中体现出来的责任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外市场日益融合，国际上要求与我国加强金融政策协调、增进相互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4月17日，IMF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同年5月1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席位的决议。恢复席位以后，中国政府代表在基金组织的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和执行董事会等场合与各国代表深入交换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形势、国际货币体系等的看法。

　　“中国所发表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越来越为世人关注。”张健华接着说。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例，中国提出的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张，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尤其是在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均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面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遭遇危机国家的新一轮货币贬值。

　　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在世界金融业的影响力再次显现。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G20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

　　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还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图景，并通过多种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于此，张健华认为，中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强。

　　未来关键词仍是“改革开放”

　　“金融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王元龙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接下来，应该继续坚持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金融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和重要的发展期，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面临着新的形势。”

　　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际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金融动荡对中国金融业冲击的可能性明显加大。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使竞争日趋激烈，跨境金融交易规模日益扩大，跨境金融风险隐患更加突出，金融监管难度不断加大，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

　　基于此，王元龙认为，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风险控制，与此同时，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平衡国际收支，全面推进现代化银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