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工程院进行了改选，一位饱受争议的前教育部负责人荣膺新一届工程院院长。这不禁让人对院士制这一并非新生事物的东东产生兴趣，想来具体看看它的前世今生。
真正的院士制源于英式科学体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有作为国家学术机构代表的国家科学院（英国为皇家学会），但没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心。源于法式科学体制的国家，如俄罗斯、法国、中国等，都形成了国家级的综合研究中心。而综合研究中心与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法国是“分立型”的。经历了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科学院，已不再有研究实体。法国科学院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之间，互无统属，各自独立。第二，俄罗斯科学院是“一元化”的。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乃至今日的俄罗斯科学院，是以院士制度为核心，将实体研究机构置于学部（由相关学科的院士组成）的领导之下，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与综合研究中心是高度一元化的。第三，中国科学院是“复合型”的。与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相对应，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构成有两大部分，一是由院士组成的学部，一是覆盖了当代科学前沿领域各主要学科的研究所群。两者之间不相统属，不像俄罗斯科学院那样一元化，但也不像法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那样“分立”。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学部主席团主席，在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中设学部联合办公室（今称院士工作局），两者“复合”于中国科学院之中，工程院情况也与之相似。
中国院士制虽然号称自具特色的“复合型”，但勿庸讳言的是，其带有浓郁的苏联特色——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采取“一边倒”为国策， 1953年3月派出了大型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其目的就是以苏联科学院为样板，勾画自己的未来。所以，要了解中国院士制，必须将目光投向它的母体——苏联院士制。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的最高科学机关，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制度，以全体院士组成的科学院大会为该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院士大会选举产生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院长。主席团下设学术秘书处，对院内研究所进行学术行政管理。全院分为8个学部，学部由相应学科的院士组成，按学科对各研究所实行学术领导。苏联科学院内的党组织，按行政区划归属地方党委系统，对院务不起领导作用。就是在这种院士制下，诞生了李森科式的“院士”。
李森科（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美国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后者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由于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李森可的伪科学所以能得逞，原因当然很多。但苏联的院士制无疑也为他的为非作歹提供了体制上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