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房保”政策

“人是政治动物，要过社会生活，一切政府都要以公共福利为目标”。这是西方政治学的观点。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一切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治国理念正以中国式的认知与行动纲领在全国推开，从医保、老保等社会性公共福利的逐渐普及，以及城乡一体化社保体系的初步建立，“公共福利建设”正在成为治国理政的政策基础和安邦定国的有力保障。但面对高房价的肆虐，除医保、老保外，公共福利是否应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无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积极致力于“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政府，有必要构建和推动中国式的新“房保”政策。

“房保”，是一个新概念，之所以新，是因房子是大宗商品，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政府是否“保”的起，是否愿意“保”，让人心里没底，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高房价，面对可能因高房价激化的社会矛盾，政府如积极构建和推出更具长效机制的“房保”政策，则具有几大现实意义：第一：“房保”是改革成果二次分配的现实需要。目前，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拥有房产的多寡成为一大参考指标，“一人多房和多人无房”现象已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而开启“房保”政策，让社会财富向弱势群体，特别是无房一族适度倾斜，则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共享改革开发成果的一大善政；第二：“房保”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需求；和谐来自于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当居民收入水平和现实消费能力出现严重两极分化时，保证普通民众基本的居住需求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要条件，安居方能乐业，乐业方能兴国，兴国才能长治久安，目前，由房地产问题引申出的一系列尖锐社会问题已经证明，安居是前提，是基础，没有安居保障，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 ；第三：“房保”是平抑高房价，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目前，政府需解决的最大民生是住房问题，影响民生的最突出矛盾也是住房问题，百姓对住房的最大忧愤是因房价飞涨致使许多民众失去了“购房权”。而房价疯长的原因又和楼市供给结构单一，百姓住房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密切相关。试想，一个缺乏制衡和相对垄断的商品房供给结构，一个没有安居保障的社会形态，所造成的房价专横跋扈以及民众的恐慌与哀怨便无法避免，因此，解决楼市健康发展，政府该保的要保起来，该放的要放出去，也许，“从房奴到房保”，将是楼市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从政策调控的角度分析，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不是利用“货币投放的多与寡，税收杠杆的高与低”即可一劳永逸，与其运用房产税“杀富济贫”，不如运用“房保”政策雪中送炭来的更为直接和有效，因为，与铁腕新政比较，“怀柔政策”往往更能产生奇效。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政府还没有旗帜鲜明地向广大民众提出“房保”概念，但在2009、2010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依旧看到了政府致力于实现“居者有住所”的相关承诺。不断加大社会保障房投资力度、建设规模，以及积极扩展受益人群，这让许多民众似乎看到了中国“新房保时代”的温馨曙光，但是否属于“房保”范畴，名份还有待法理上确立。

客观分析，如果政府的“房保”概念成立，房保政策可行，那么，与医保、老保等社会福利政策比较，将又有着显著区分，一是“ 新房保”将保局部而不保整体。这与福利分房时代有着本质不同，将更侧重于保特定阶层和特殊群体，和社会整体无关；二是新房保“承保”形式将更趋多元化，而不是一刀切。房保即要保障需买房的困难群体，更要保障需租房的边缘群体，因此，要列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等房保清单，供不同“受保”人群加以选择；而不是以往清一色的“筒子楼”规划。 因此，新房保更具有“济贫”特征，而不是完全的社会公共福利属性。

面对民粹情绪，尽管政府有“被房保”之嫌，但每位经济学家都应承认，以市场经济的思维并不能完全解决市场问题，绝对的市场化和绝对的政府化都将是一场经济灾难，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同样需要统筹兼顾，毕竟，“为了经济而经济”绝不是一个国家的终极发展目标，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更有较为理想的国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