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左派”和“右派”，是我孩提时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定时播发的新闻。上小学正逢把批斗当饭吃的光辉岁月，整天东风吹，战鼓擂。那时的左派红极一时，威风一时；那时的右派，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可是风水轮流转。右派后来变成一个光荣的字眼，那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用自己的青春、才华、学识、甚至生命打磨出来的形同勋章的政治符号。
对左派、右派之争，我一直认为如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一样，只不过是在汪洋大海一条破船上，争抢两块破船板而已，荒谬可笑。
人类文明很漫长，何时始莫衷一是，何时终更不可知。老马的阶级理论何能穷知一切，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真理？其理论已随沧海桑田，而千疮百孔，荒谬和贻笑之处不胜枚举。大凡所谓圣经般的思想，无不犹如冲向太空的火箭燃料舱，虽曾作为人类前进的助推力，但也终究成为废弃物，抛弃在茫茫太空中。思想家的理论一旦成为专制者手中的“主义”，成为奴役民众、强奸民意的工具，那离火箭燃料舱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从孔子、释迦摩尼、耶稣基督到不论姓马、姓牛的思想先知，人亦有涯思亦无涯，都无法穷知一切，何能句句是真理？当理论尚是哲人内心的感悟时，还是热的良知；当理论成为权力带刺粘血的狼牙棒时，就成为冷的“真理”了。藩篱于“先知真理”而分的左右派，其实都是政治疯子的掌上玩物。
可以说，中国现代史，其实是一部船头老大把左派右派玩于股掌之中的权术历史。中国老祖宗的思想精华，道生一，一生二，阴阳平衡，传承于现代专制政治，发扬光大，一母同胎孕育出左派、右派，左右相斗，长治久安。这就是所谓政治权术之秘笈。
中国左派、右派的较量博弈，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久前，中央党校授课教授按照目前中国政治社会的生态现实，罗列中国当前政治光谱中的左派与右派。按照老师教案中的分类，右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吴敬涟、厉以宁、张维迎、高尚全、成思危、于光远、茅于轼、张五常；中右是秦晖、甘阳；中左是杨帆、左大培、郞咸平、李昌平、何新、汪晖；左派人物则是张宏良、邓力群、马宾、魏巍。中央党校的观点，当然也是代表中央的观点。庙堂折射到江湖，网络上也出现左派舆论阵营和右派舆论阵营。在执政党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意识形态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管是否愿意，左、右派难免成为专制统治者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
现代民主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自由、尊重和包容。回顾中国近现代专制史，不论是晚清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的训政或军政专制，还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式革命专制，都是以百姓的人身统治为依归。惟有邓小平务实的改革专制，是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但是富了的百姓还是没能真正站起来。中国封建专制只要存活一天，左派、右派就多做一天精神奴隶，只不过庙堂和江湖之别，得宠和失意之分罢了。
人类的命运，就像一艘驶向未知海洋的船，迎着风浪向前，只有共生，才能驶向彼岸，何必在乎是坐在船的左边还是右边？先知们的经典总是被中国人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或者不是被神化就是被妖魔化。先知思想常常沦为专制者的妓女，一会儿成观世音，一会儿成白骨精。风雨飘摇，惊涛骇浪，不是掀翻了坐在船上左边的，就是掀翻了坐在船上右边的。不管左、右，在风雨来临之际，往往都是船头老大紧急避险的对象。
左派、右派在当代中国轮番执政当道几十年，对老百姓而言，左也苦，右也苦。中国政治左右之分，何尝不是和台湾蓝绿之分一样，分庭抗礼、制造仇恨、分裂社会呢？只要中国专制之魂不死，左派、右派之争不休止，中国民主宪政就不会真正降临。
追求思想的独立自由，请先把“左派”、“右派”扔到历史垃圾箱！
附文：中国“左派、右派”透视
1、连续在几个场合聊起派别的问题，愈发觉得应该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加以深究。尽管人们不否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与世界通行的左派和右派不是一个概念，但就像在其它话题上一样，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呗，只要用着习惯和舒服就行。看来不管执政不执政，不管身在庙堂还是江湖，玩儿“中国特色”都是一个习性。“普世”只是吆喝一下而已，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别扭。冲这一点，左派和右派也不应该对立，因为都是中国特色这个母概念化育出来的一奶同胞。但这个奶不是通常所说的党的奶、国的奶、民的奶，而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复杂激烈的嬗变流脉。
目前中国的派别划分，运用的标准很简单——只要反政府的就是右派，骂得厉害的是极右派，与政府“死磕”因而受到“特别关照”的，是右派中的英雄。相反，替政府说话的就是左派，坚定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是极左派，为政府开脱历史“罪责”的，便是“左爷”、“左棍”、“暴左族”等。当然这只是民间标准或网络标准，却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
那什么是世界通行的标准呢？从起源来看，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当时在塞纳河左岸，分布着大量的廉价住宅和咖啡馆，是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右岸则是高尚住宅区，聚集着达官显贵、保守派人士和新兴资产者，由此分出左右两个阵营。另一个说法是，英国宪章时代，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开会时，保守派通常坐在右边，改革派坐在左边，右和左便相应地成为政治观点的代名词。
在此基础上，形成较明确的概念，右派维护的是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现存秩序和传统文化经典价值。左派维护的是社会中下层，并对传统文化和既定秩序提出挑战；右派强调集中资本和社会资源，提升国家在国际领域的整体竞争力。左派宁愿分散资本和社会资源，改善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右派主张市场自由，左派倡导计划干预；右派倾向于务实，国家至上、利益至上，左派倾向于理想和批判，反对国家专制和资本极权，推崇道义、人权、环境保护等等。
将这些内容罗列出来，结论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当今流行的右派，其实并不是右派，而是右派的对立面。但是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在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却一直沿用着最初的划分，将来恐怕也不会因为中国人不这样划分就改变标准。为什么在中国，左和右的概念会同世界“满拧”呢？
2、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二十世纪左派浪潮的一个分支。蒋介石代表的达官显贵、大地主、大资产者，也无可争辩地属于右派。那时，中国的左和右还没有弄混，还是很“普世”的。共产党获取政权后，逐步剥夺有产者，消灭私有制，缩小社会差别等，奉行的也是正宗的左派政策，这种政策在文革当中被推演到极致。
然而，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却使中国政治陡然右转，虽然后来有一些反复，仍在右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为右派和地主资本家平反，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持私人资本、对国有资产进行股份制和私有化改造，承认股市、期货等商业投机，松动户籍和人才管制，取消生产资料审批，引进境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约束计划干预、全面让位于市场调节等等。几乎将前30年左派的革命实验全部作废，使中国社会还原到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期发展的自由状态。
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个口号是，“一个开明君主比一百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更能够把社会推向前进”，而一个由开明君主组成的专制集团，功能当然更强大。只不过，这是一个将改革意图专制化的集团，如同历史上的抗灾和治水一样，政令一律、不容分说。而且，那个被极左观念荼毒的时期，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时至今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将中国政府列入极右的范畴。比尔盖茨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没有工会抗衡、没有福利掣肘、没有法规钳制，只求利益最大化，这样的资本坦途，的确举世罕见。短短30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增长近10倍。
3、以专制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新权威主义本身就带有极右的色彩。只不过，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不是从中世纪的旧权威那里直接蜕变来的。30年的极左专制，为中国社会打下深刻的烙印，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利益格局上，都无法轻易改变。中国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小农，对资本主义也是持抵触态度的。当年中共正是借助这种抵触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打着非资本主义的旗号，也就是“亮左灯、向右拐”，不如此便不能从红色江山监护人那里，领取专制机器的“驾驶执照”。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签就诞生了。
所谓极右，就是在政策体系中，左的含量较少。而左的含量越少，右的含量便越纯粹。资本的大行其道，必然引发多种负面效应。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福利薄弱，劳动者群体在各方面缺乏保障等，以至形成难以逆转的贫困积累，许多现象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情形十分相似，而这正是民间左派产生的土壤。由于政府“智慧地”打着左派旗号，以反政府为简单宗旨的民间左派，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
当今民间的“右派”，正在不自觉地承担起早年共产党的使命，抨击专制，反对资产者和达官显贵、呼吁社会公平、替弱势群体说话等，在思想上并无多少右派的内涵。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便各得其所，左派的外衣使右派的政策推行起来更加安全和顺利，右派的称谓也使左派听起来十分顺耳，私下窃喜。尽管与世界通行的标准满拧，谁也无意更改。
反专制并不能说明左派就是右派了。从原理上讲，不论什么时候，社会中下层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和话语权利等方面都受到挤压，反专制是左派的永恒话题。右派反专制却是有条件的。他们反对的只是封建专制，尤其反对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专制。对资本专制却是维护的。封建专制早已势力衰微，红色专制便成为自由资本的头号天敌。当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右派理论泰斗福山教授大呼历史终结，中国民间“右派”也跟着呐喊，但出发点显然不同。
中国民间右派的非右，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翻一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会发现那几乎就是民间右派的写照。主张激烈的手段和革命速成，视平均为公正。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仅反对资本和专制，也反对自己的领袖，反对一切压制和服从，以及一切复杂的文化。那不仅是早年俄罗斯的产物，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文革，美国的左翼骚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偏执实验，中国的红卫兵，以及当今的网络愤青，都带有此类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民间左派（或“右派”），往往是由小农、小资产者和个体劳动者组成，不熟悉国家事务和资本运作，对社会中下层的艰辛则有痛切的感受，观点难免尖锐一些、情绪化一些。若不幼稚，何来真诚？但若要产生实际结果，仅靠幼稚显然不行。
4、在中国，政治派别当然不仅是由形左实右的政府和形右实左的民间反对派组成的。其它派别也有各自的声音。如传统左派、新左派、务实的右派、批判的右派等。
传统左派分为两支，一支坚持原有的信念，将现行改革看作对经典社会主义不可原谅的背叛，以至要另行组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搞武装暴动（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支从党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党不论做什么，都是对客观局势的策略性应对，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右派政府的显著业绩，恰恰可以用来为左派以往的劣迹漂白，挽回党的声誉。
实际上，当下政府最为忌惮和不愿担当的，就是这一派。前一支多为军政元老，及其遗脉。大都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宿将，对国家和军队拥有正宗的监护权，虽不能逾越现职权位，却有动摇这一权位的能力。后一支总想把现政府与传统左派捆绑在一起，现政府在国际上遇到的很多麻烦，都缘于这种捆绑。所谓冷战思维，就是用对待早期共产主义专制的态度来对待现政府，而现政府已经在开明务实、与西方联手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走得非常远了。言论管制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要与左派以往的劣迹划清界限，“眼不见为清”。传统左派的这种捆绑，也许更多地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新左派直接秉承西方左派的思想成果，不存在划分不当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很难被右派政府采纳，他们对资本法则、自由市场、民主机制的质疑，在民间也很不讨好，处境相当尴尬。实际上，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都是一颗大心，不论实行什么制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受伤，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愉悦。对所有因素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那体现出一个民族知觉的幅度和理性的完备，只盯着眼前的实利和一逞口舌之快，注定要一错再错、并为同样的错反复地付出代价。
务实的右派可以说是欣逢大展身手的黄金岁月，不论以观念、学术思想还是事务的方式介入，都参与了这个资本高速积累和资本关系迅猛发展的进程，因而倾向于认同政府的决策，将时代的成就视为自己身在其中的得意之作。新中国之初，右派就采取了务实的姿态，保留农村私有制、借重城市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等，但那种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被一个正在做梦的民族碾在了疯狂的车轮下。时隔30年，历史回到当初的起点，机遇没有被再次错过，一种清醒和开阔的意识，有点侥幸地占了上风。也许再过几百年，中华民族都会为那一次选择感到庆幸。
批判的右派把焦点对准残存的专制，尽管这专制为30年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但在现代世界价值观面前，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虽然一些批判者有点找不准位置，使自己沉浸在铁幕时期的恐怖幻象中，这批判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一些管制手法非常陈旧，与经济上的开明务实形成极不协调的对比，比那些被管制的内容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更有损政府的形象，确实需要加以改变了。
总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或含混、或复杂、或诡异，相互依存和证明，具有某种嫡亲性和很强的戏剧性，理应彼此欣赏和悦纳，没有哪个派别天然高贵，也没有哪个派别天然卑贱。只要是出以公心，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每一种声音都有益于制度改善和社会进步。包括那些怀旧的声音，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在急于致富、急于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丢掉了一些值得珍惜的内容。即使不值得所有的人珍惜，也值得一部分人珍惜，因而应为这部分人保留一份舒展的空间。（周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