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刀俎间的宝座(三)

.祝勇.

                         第四章   路易十四  

皇帝寝宫里的龙床空着。法国人绿蒂站在它的前面。

漫长的噩梦之后，绿蒂从宫殿里醒来。紫禁城也从迷离、恍惚的中醒来，在阳光的擦拭下，一点点露出了它的本色。绿蒂开始在太监的带领下参观紫禁城，一间一间地，走进那些空落的房间。依据清律，任何人未经批准擅自通过紫禁城的任何一道门，要受100下鞭刑；误闯任何一座宫殿，都要被处绞刑。而此时，宫殿所有的门都敞开了。太监们站在花瓣形的门洞里，偷偷窥视着他。每当绿蒂被精致的宫殿吸引住的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他的脚步引向别处，引向回环曲折的游廊或者空旷的庭院。在太监们看来，这些未经开化的野蛮人走进宫殿，等于对宫殿的亵渎。

 绿蒂就这样在太监们嫌恶的目光中，小心翼翼地在宫殿里周游。那个迷惑了西方几个世纪的神秘宫殿，在他的眼前一点点展开。整整200年前，在绿蒂的故乡，路易十四和他的整个国家都不可救药地沉迷在对中国宫殿和园林的想象中，尽管他们对中国皇宫所知甚少。1700年1月7日，凡尔赛宫以一场中国主题的舞会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加舞会的所有王公贵族都化装成中国人，贵妇小姐们装扮成菩萨，30位乐师全部穿着中国袍，舞会开始时，一位“中国皇帝”（是“康熙”吗？）坐在华丽的轿子上，隆重出场的时候，整座宫殿都被狂热的叫喊声湮没。

6年前，一个“中国公主”的故事震惊了法国宫廷。人们从这位少女的口中听到了她的传奇经历：她是康熙皇帝女儿，康熙把她嫁给日本的王子，她的船队在海上遭遇了海盗的抢劫，她也被劫到了欧洲，最后，她流落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名叫巴黎。当时的法国宫廷被她的故事迷住了，宫廷的贵族们争相收养这名中国公主，她也因此在巴黎过上了最豪华的生活。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更加离奇，这时，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耶稣会传教士回法国述职，他对“中国公主”的经历深感疑惑，于是，在一位贵妇人的引荐下，前去与“中国公主”见了面。一见到她，他就立刻知道她是个骗子，因为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传教士当面揭穿了这一点，但“中国公主”却用她虚构的中文说，传教士说的中文才是假的。当传教士把一捆中文书籍摆到她的面前时，她居然用虚构的中文流利地“朗读”起来。贵妇们陷入迷惑：倒底谁是说谎者？

 一个与中国皇帝毫无关系的人，仅凭她在想象中建立的联系就征服了法国宫廷并扫荡了巴黎的上流社会，这是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人所面对的现实。宝座上的中国皇帝，在法国人心中，已经拥有了至高的地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回忆录》里写道：“关于中国孔夫子和祖先崇拜的争辩开始变得沸沸扬扬……”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被改编成歌剧《仙后》在伦敦上演时，舞台布景全部是中国式的园林景色。1700年的伦敦和巴黎，到处可以买到广东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景德镇的瓷器。1700年法国宫廷里的“中国舞会”，成为欧洲中国潮一个富于创意的象征。或许，路易十四更加希望自己是一名中国皇帝。为了实现这一点，他甚至早在1670年就在凡尔赛建造了一座“中国宫”，此后，欧洲对中国建筑的仿造热情一直燃烧了一个多世纪。有意思的是，在东西方的历史，有时截然相反，有时又存在着一种对称关系，两两相对——西方人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对应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而中国，就在路易十四“中国舞会”九年之后，康熙皇帝就决定在北京西北修建圆明园，法国式的宫殿和喷水池，第一次成为中国皇家园林中的风景。

 而此时，那座令路易十四垂涎三尺的中国宫殿，正在绿蒂的面前一点点揭去神秘的面纱。他甚至抵达了宫殿最隐秘的地方——皇帝的寝宫，看到了那张挂着宝蓝色帐幔的、置于凹壁中的龙床。那很可能是ＸＸ殿，我曾经走进过这座寝宫，站在与100多年前绿蒂相同的位置上，打量这个龙床。

 中国皇帝在这里宠幸过他的妃子吗？然而，自打爆发过百年战争的英国和法国，像亲兄弟一般联袂焚毁了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后，大清王朝皇族的血脉，就像被一个咒语缠住了——后继无人。据不完全统计，康熙皇帝有32个儿子，乾隆17个，嘉庆皇帝明显减产，只有5个，道光9个，咸丰皇帝只有一个，而且他的儿子同治皇帝不到20岁就死了，中国的皇帝，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子嗣，大清王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帝系，至此中断。宫殿犹如陷阱，将这个由满洲铁骑创建的王朝陷在了里面，使它曾经剽悍的生命力急剧枯萎，从这个意义上说，宫殿更像是一个华丽的阴谋，瓦解着王朝的威力。尽管朝廷以狩猎的方式，在形式上维持着草原民族的传统，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宫殿里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虚弱，皇帝的子嗣难以为继，就是证明。从绿蒂的书上，我读到这样的句子：

“他那些相当于半神的帝王先祖们，跺一脚曾能让整个古老的亚洲发抖，那些远道而来进贡的诸侯们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这里曾排列着我们无从想象的气势浩大的随从和旗队；他，这个被软禁的孤独的人，在如今静悄悄的城墙之内，怎样去保留那消逝的魔幻场景下辉煌往昔的印记呢？”[1] 

第五章  载漪 

 枯萎的不仅仅是皇家的血脉，还有整个王朝的理智与耐心。慈禧太后的血性里，“快其私愤”的色彩浓厚。光绪评价她“以民命为儿戏”。尽管这一战争的正义性毋庸置疑，但这不是一场理性的战争，更谈不上战略和战术上的部署，如同光绪所说，她把一场严肃的国际性战争变成一场游戏、一次赌博。赌徒是没有理智的，慈禧太后最后的理智，是由国民，而不是她自己，承担满盘皆输的后果。

如果用学术界流行的“挑战－回应”模式分析义和团运动，我们会发现，这个创造了惊人文明成就的文化大国，在遭遇西方文明挑战的时候，它的回应手段居然是蒙昧时代的原始巫术。它与太平天国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只有少数领袖才有降神的能力，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矛盾，正是蕴含于这种矛盾中；而在义和团运动中，任何一个团民都能降神，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说，“降神使所有参与者都感受到了心理上的鼓舞，他们自身亦借助巨大的神力来抵御外国装备精良的军队。”[2]“他们的意图是提供无数的神兵”，“他们根本不需要（或产生出）自己的将军或皇帝。”[3]对皇帝的宝座无欲无求，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与朝廷融为一体，然而，在八国联军理智而严密的战争组织面前，整个中国却表现出狂躁的非理性色彩，在20世纪的曙光中，这样的对话必将以悲剧收场。有意思的是，作为东西方历史的对称——1899年，苏族（Sioux)印第安人的鬼舞道门(Ghost Dance)在美国迅速蔓延，它的创建者沃沃卡(Wavoka)在1899年1月1日神游到天国，在那里，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天国的幻景。于是，他开始传教，宣扬白人将被全部消灭，印第安人将靠神羽飞升天国，随后，与他们的祖先一道重新降临地球，获得安居。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是它宗教仪式的两个标志，在这一点上，与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居然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以原始巫术的方式，与西方白人文明进行对抗，并企图创造一个不受白人控制的自由世界。对于这场鬼舞道门暴动，中国的义和团研究者们几乎一无所知。

 有人把这种非理智称为“集体愚蠢化”，认为“义和团运动反映了社会总体上的知识水准和智力水准”[4]，但在20世纪初中西之间的生死角斗中，义和团尽管是一个无法遮蔽的主语，但它仍然是被选择者，它有幸，或者不幸被当局选中，义无返顾地充当了当局的炮灰。

除慈禧外，还有几个人，在中西对决的关键时刻勇敢地充当了主角，他们是：端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载漪、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山东巡抚毓贤（后调任山西巡抚，山东巡抚由袁世凯接任）等，在将义和团这一自发民众运动国家化的进程中，他们起到致关重要的作用。与他的继任者袁世凯不同，毓贤对义和团的“法力”深信不疑，所以，他急不可待地晋见军机大臣荣禄，苦口婆心地说：“匪皆义民，神技可用”，“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也。”[5]他也因此被载漪看好，载漪在慈禧面前对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辞。

在这样一个生死倏关的决策面前，像袁世凯那样对义和团的“法力”进行验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朝廷派出的“验证官”——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实情，得出的完全是不真实的结论，与毓贤一样，他们“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 [6]这表明所谓的政治抉择，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需求，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面前，所有技术层面的考证都无济于事，人们相信谎言，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在强烈的需求面前，谎言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魔力，它给危机中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安慰，哪怕这种安慰是暂时的。所以，朝廷对求证过程不屑一顾，从慈禧到载漪、毓贤、刚毅、徐桐、赵舒翘等大臣，都一厢情愿地相信“神技可用”了，义和团的魔法，对朝廷，比对洋人更加有效。他们已经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结果的预设，所有与他们的预设相违的结果，都被他们屏蔽掉了。这看上去不可理喻，实际上在历史中反复上演。58年后中国人对“亩产万斤粮”的疯狂痴迷，完全如出一辙。因此，当朝廷中有人提出“驱逐乱民”的建议时，他听到载漪发出的冷冷的笑声。载漪以挖苦的口吻说：

“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7]

    然而，在“集体愚蠢化”的背后，却隐藏着出奇的冷静和理智，只是这种聪明才智，只在个人身上有效，在国家面前百无一用。如同慈禧太后一样，载漪对宝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自从他的哥哥载（氵＋恬）被囚瀛台以来，他对于宝座的欲望就势不可挡。太和殿中央那把孤零零的椅子，已经令他神魂颠倒。终于，在1900年1月24日的仪鸾殿，一纸以光绪名义拟定的朱谕，飘落在众大臣面前，朱谕说：“端郡王载漪之子傅僬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以备将来承继“大统”，并定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为立傅僬为大阿哥举行典礼。载漪的儿子已经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他已经无限接近了那把空缺的椅子，只是他的计划，被一场猝不及防的突变完全打乱了。然而，在纷乱的局势中，载漪没有忘记那把唾手可得的椅子。在达到目标的所有可能之中，他能够捡选出最便捷有效的一种，这是理智，也是本能。突如其来的乱局，对载漪而言无异于一个福音，他“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即光绪帝——引者注），而令其子速正大位。”[8]他是一个善于利用群众运动的人，在他的率领下，6月25日，60多名拳民器宇轩昂地闯入紫禁城宁寿宫，像一团乌云，遮住了光绪窗前的阳光。光绪听到一个声音在吼：皇上是鬼子的徒弟！人们便围上来，要把他逐出皇宫。杂沓的脚步声中，光绪听清了，那是傅僬的声音，一个十五岁少年无所顾忌的喊声，在静谧的宫室里显得异常尖锐。[9]

    那时的载漪父子不会起到，不久之后，自己的家人会面临一场劫难，冲进城的洋人，扑向位于宝禅寺街西面的端王府，先抢后砸，然后一把大火，把端王府烧个精光。那里曾经是载漪父子大锅煮肉，犒赏义和团的地方。那些漆黑的大锅见证着载漪父子犒赏三军般的豪情。他们没有想到，那些酒肉，将成为义和团的上路酒、断魂肉，没有想到他的府弟将成为一口更大的黑锅。大火一直烧到夜里，由宫里往西北看，在夜里还能看到被大火烧红的天空，透过火光，还依稀可以听见人们的惨叫，和火烧在人肉上发出的滋滋的声音。许多人烧死在里面，因为洋人围住了宅子的出口，任何人都跑不出来。

    1900年的中国如同一个绞肉机，吃肉不吐骨头；又像一个巨大的旋涡，把所有人都吸进去，但无论这个旋涡如何混乱、肮脏，它始终有了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中心，它，就是太和殿那把虚位以待的椅子，所有杂乱无章的事物都围绕它旋转，只是那旋涡越转越快，以至于110年之后，当我们回顾它时，依然感到眩晕。 

第六章  王懿荣 

    “洋人要坐朝廷了！”

    这句传言令整个北京城为之一惊。

    绿蒂终于目睹了那把宝座——令载漪父子念念不忘的皇帝宝座。他持着联军的通行证，穿过了美国兵把守的门——“世界上最森严的门“（很可能是太和门），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太和殿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像一件巨大的木制乐器，被风吹响，发出古怪的声音。它的对面，是一个法国人越来越近的身影——他的影子在斑驳不平的地上跳动着，被阳光越拉越长。终于，那影子消失了，它出现在大殿的内部，被大殿所吞食。在那个楠木金漆雕龙宝座面前，绿蒂想了很多，我们通过他的著作得知他当时的心绪： 

    这个宝座也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它是北京的灵魂。若没有城墙环绕，帝王坐在那大理石和漆木的宝座上将能一眼望到城市的尽头，乃至最外围城墙上的雉堞；可以这么说，来朝贡的王公、大使和军队，一进入京城的南门，就在他那隐形的目光热辣辣的注视下了…… 

     这是一只正中设须弥座形式的宝座。宝座的正面和左右都有陛，宝座上设雕龙髹金大椅，就是皇帝的御座。椅后设有雕龙髹金屏风，宝象、香筒和lu(“lu直”的“lu”)端分列左右。宝座前面，陛的左右，摆放着四个香几，香几上有中足香炉，香炉内焚着的檀香，和香筒里焚的藏香混合着，使宝座弥漫着一种迷离的气息。[10]

     在宫殿里，这样的龙椅不是唯一的。从前殿到后寝，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一直到养心殿、养性殿……几乎每一座重要的宫殿，都把一把龙椅放置在它的中心。尽管那些龙椅时常是空着的，但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皇帝的身体不可能遍及每一座宫殿，但他又无处不在，那些龙椅就像他的化身，或者说像他的细胞一样存在着，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宫殿中。它们表明了皇帝对宫殿的绝对拥有。尽管它们的形态、体量各有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一个散发着楠木芳香的、精美华贵的家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用相同的语言，讲述着关于皇权的神话。

    然而，没有一把龙椅，像太和殿的龙椅这样令人心潮澎湃。巨型的广场，恢弘的宫殿，把它突出到一个无比显要的位置上。即使远在凡尔赛，法国国王也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里，是中国的中心，而中国，几百年中又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坐在这把椅子上，究竟能看到些什么呢？绿蒂是否试着坐在这把椅子上，我们不得而知，但联军的其他军官，曾经分别代表各自的国家在上面轮流坐过，在历史照片上留下他们的坐姿。他们的臀部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代表着他们的国家。他们不是旅游者，是军人，所以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认作国家行为，他们以旅游者般轻松的心态，悄然完成了对20世纪世界秩序的建构。他们是那么地热爱那把龙椅，那把孤零零的椅子令他们不能自已，但是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宫殿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大门已经敞开，龙椅，连同它赖以生存的宫殿，都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属物，它们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出于对龙椅的偏好，他们甚至干脆把龙椅拿走，成为他们宫殿里最奢侈的装饰。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伦敦艺术市场上，看到一把来自中国宫殿的龙椅。这是一把被八国联军抢到欧洲的龙椅。一位曾经做过沙皇大使的白俄移民，名字叫迈克·格思(Michael Girs)，以225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这把宝座，然后被一个名叫斯威夫特（J. P.  Swift)的人买下，捐赠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塞西尔·哈库·史密斯(Cecil Harcourt Smith)立刻把这件来自慈禧王朝的龙椅呈现给英国女王观看，这似乎隐喻着世界的权力中心的转移。他在后来写给捐赠者斯威夫特的信中激动地说：“陛下从前就见过这件宝座，并表示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我们的收藏。陛下让我一定向你转达，她对你慷慨无私的馈赠表示衷心的感谢。”[11]

    1901年4月，继德、美等国之后，法国人在举行了自己的欢庆仪式。 这是200年前路易十四“中国舞会”的翻版，只是法国人无须再去营造什么“中国宫”，舞会，可以在中国宫殿的实景里自由地举行。沉寂多日的旧宫殿，像一盏灯笼被点亮了。灯光如水，漫过窗纸，使那些镂空的花窗变得透明起来。只是在灯光中游动的人，不再是气宇非凡的中国皇帝，和像蝴蝶一样围绕在他身边的粉黛宫娥，而全部是深眼窝高鼻梁的外国人——“坐在上座的是瓦德西元帅，他身旁是我国的部长夫人；接着是两位紫主教，七国联军的一些将领，五六位装束亮丽的女士”[12]。这使人感到无比的怪异，一种非现实的、魔幻的感觉。即使在绿蒂看来，这也是一场“怪诞、颠覆及亵渎的晚宴”[13]。香槟、假面、华尔兹，在空旷的宫殿夜景中，更像是一场亮丽而忧伤的表演、一种为了告别的聚会。他们是胜利者，但他们终将离开。他们洗劫了中国的皇宫、王府、商号（京城两百家当铺只有四家未遭洗劫），他们可以带走那些名贵的珍宝古玩、真金白银，去填充他们的宫殿和博物馆，还有一纸条约，上面密密麻麻写下的，都是他们的贪婪，但没有一种容器可以带走整座宫殿、整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东方古国在他们的铁蹄下瑟瑟发抖，气若游丝，但它依然存在。它已经存在了五千多年，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学者Ｅ·Ａ·罗斯在一百年前写作《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时，把中华民族屡遭异族入侵却没有毁灭的原因，归结为中华文明的诞生早于任何一个入侵者。十多年前，我在编辑他的著作时，就读到他写的这样的话：“一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或活力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顽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生命力是中国人在长期而严格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与我们北欧的祖先所经历的自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一过程时间更长，优胜劣汰的程度更严格。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培养了他们受伤后复原的能力……”[14]

    就在慈禧太后逃离宫殿的那天，一个名叫王懿荣的京师团练大臣投井而死，深井中回荡的水声犹如他悠长的叹息。他的妻子和儿媳也跟在他的身后相继投身于冰冷的井水。（几乎与他们同时，内阁大学士徐桐以及帝国许多王公大臣，以及他们的妻妾子女，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接二连三地投井而死。）国破家亡的时刻，这位负责京城防务的满清官员不会想到，他前一年在北京菜市口的一家药店买药时的意外发现——龙骨上书写的甲骨文，像一个打开的瓶塞，令贮存了数千年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芳香喷涌而出。似乎上天有意证明罗斯的结论，此前不久，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正当这个东方帝国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行将沉入永久黑暗的时候，它突然又露出一束文明的光芒，重新把世界照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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