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墀先生追忆母亲的《闲不住的手》
董宝瑞
今天是2010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约定俗成的母亲节。
在又一个母亲节到来之际，贴出从昌黎滦河边上走出去的作家、学者齐玉墀先生，在15年前的1995年清明时节为追忆他的母亲一生而写的散文《闲不住的手》。
齐玉墀先生于1933年出生在昌黎县茹荷镇西拗榆树村的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在家乡读小学时参加过儿童团，从小受过革命的洗礼；1949年，他到北京上初中和高中，1954年考入山西大学（原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在1957年因给学校领导提了几点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最偏远的山区兴县中学任教。在兴县中学，他于1959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80年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982年，他调到吕梁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先在中文系代教《写作》和《现代文学》课，兼系副主任，后到教务处任处长，兼代中文系的课程，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他被调到山西大学工作，旋即调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任文科编辑室主任，被评为编审。1995年退休。山西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审查鉴定咨询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员。
齐玉墀先生的写作活动是从在北京上中学时参加北京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的学习开始的。当时，在众多作家、诗人和教授们的启迪下，他写出和发表了一些童文学习作。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儿童小说集《机灵的松铭》。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重新握笔，先与人合写出被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集《贺老总来到晋西北》，后又改写出以往起草的儿童中篇小说《滦河岸边》，被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滦河岸边》出版之际，笔者与齐玉墀先生取得联系，经他同意，节选《滦河岸边》部分章节，改题《儿童团长拴柱》，使他写家乡战争年代生活的文学作品得以发表于昌黎县文教局创作组1980年创办的《碣石》文学年刊创刊号。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于1980年5月写出的中篇传记文学《李大钊与五峰山》，就是经他介绍给由山西调到河北工作的曾长清先生，使之得以在1984年1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5年前，齐玉墀先生在退休10年后，于2005年2月在华龄出版社出版了记述自己一生诸多经历的散文集《我的脚印》。《闲不住的手》，排在了《我的脚印》的首篇位置。他的这篇散文是唱给生养自己的母亲的歌，写得很朴实，也很真挚。近来读之，感慨颇深，特转载于此。
齐玉墀先生的《闲不住的手》全文如下：
闲不住的手
——母亲的回忆
齐玉墀
母亲走了整整一年了，但她那瘦削而慈祥的面影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那闲不住的手势还不时在我脑际萦绕。
去年四月的一天，老家突然发来电报：母病危，速归。母亲已逾90高龄，保不定说走就走了，收到这样的电文我怎敢耽搁呢？于是请假、收拾行装、买票，当晚便启程；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次日傍午终于赶回了家里。哥哥、弟弟们都先我回来，围拢在母亲床前默默站着，我顾不得跟他们打声招呼，也挤了过去。妹妹凑过来说：“经医生诊断，妈并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岁数太大了。”
我“嗯嗯”着，俯视母亲那核桃般的面容，见她老人家双眼紧闭，脸颊较前更瘪了，深深的纹路动也不动，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疼痛的表情；惟独那双柴棍般的手捏住被头左右移动着。多么熟悉的动作呀！我不由抓起母亲的手，仔细审视着，想寻找往日那皴裂和针扎的痕迹，然而都不见了。我把母亲的手轻轻放回被窝，把被头往上拉了拉，可是，她很快又伸出来，仍旧捏住被头移动着。
“妈那手在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妹妹大概是习惯了的缘故，不在意地说：“你再看看就知道了。”
果然，没过多久，母亲的双手便离开了被头，悬在空中，做出一副纫针的样子，眼睛却仍紧闭着。妹妹冲我笑笑说：“清楚了吧，妈在做针线活呢！她老人家忙累了一辈子，临走还闲不住哪！”
是啊，最了解母亲者莫过于妹妹了。我们哥儿五个都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侍候，几十年来全靠妹妹和妹夫了。一年前，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人事不省，我们偶然回去探望，她不认识，也没什么话；刚刚撂下饭碗就说不给她饭吃，常常惹得妹妹背地里去哭。然而，就是在这样完全失去心智的情况下，她老人家还本能地坚持劳作，可见其一生之苦啊！
日伪时期，我家十口人：祖父母、父母亲和我们弟兄六个。祖传五亩半地无法糊口，便租种了地主的九亩盐碱地。老的做不了，小的要上学，全靠父母起早摸黑地劳动艰苦度日。春天，养牲畜的是用牲畜耕地下种，我家却是父亲用大镐刨垅，母亲在后撒粪点种，一天也种不了半亩地；夏天，人们坐在树荫下歇凉还嫌热，可父母为了多打点粮食，硬是钻进蒸笼般的青纱帐里耪三遍，回得家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就像刚从河里爬出来似的；秋夭，人家的庄稼是用车往回拉，父母则是一趟一趟往回背，母亲那双小脚空手走路也够艰难了，何况重负在肩？有时实在背不过来，就与养牲畜的人家“变工”：人家给咱拉庄稼，咱给人家去收秋。
时至冬日农闲了。母亲那双小脚不用再从早扭到晚了，可是坐在炕上更忙了。全家十口人，试想，每年每人一双夹鞋就得十双，每人一双棉鞋也得十双，每人一身单衣就有十身，每人拆洗一身棉衣又有十身，怎么做得过来呢？我常记得，一到冬天，母亲那两只手背全皴裂成口子。到了晚上，点上煤油灯，先是把纸烟状的黑膏药在灯火上烧，烧出油来滴在口子上，疼得呀呀直叫，然后才开始缝补衣服。我们半夜起来时，经常见母亲还坐在煤油灯下缝补呢！有时缝着缝着就打起瞌睡，针扎在手上才猛然惊醒；有时缝着缝着就靠墙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针线和实底纳帮鞋。眼睛熬得常是红红的，肿得像两只酒枣。
就是这样，忙死忙活也保障不了全家人的温饱，尤其到了年关，不是缺这就是缺那，愁得父母在过道屋里来回踱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六个躲在里屋大气也不敢出，唯恐父亲发脾气。不过白菜是有保障的。因为舅舅种菜园，每到年前他都会给送来的。可有一年，已是腊月二十九了，还不见舅舅的影子，母亲急了，一早起来就催促父亲去舅舅家取，父亲不肯，母亲无奈，这才央求我和哥哥去了。
舅舅家在滦河人海口南岸的王庄子村，离我家十多里路。我俩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过河套，跑到那里手脚都冻麻了。舅母见状，赶紧把我们扶上炕头，端过火盆让我们烤。原来舅舅生病了，不能给我们送菜。舅母忙着给我们做饭吃，舅舅关心地问着我家过年的准备情况，我们照实说了。他不住地皱一皱眉头，长嘘短叹着，慢慢从褥子底下摸出五个铜板，塞在哥哥手里，嘱咐说：“回去交给你爹，添补着买点年货。”
在舅舅的指导下，舅母用麻袋把十棵白菜分裹了两包，我俩每人背了一包，便告别了舅舅一家人。说也奇怪，一路上并没有感到怎么累，一想到初一吃饺子有个着落，心里不禁一乐，小哥俩哼起小调。过得河来，爬上北岸，影影绰绰见家门口站着一个人。哥说：“别唱了，快走吧，妈在等我们呢！”
经哥一提醒，我才记起母亲早晨催促父亲的急切心情。于是，我俩三步并作两步一气跑回村边，只见母亲穿着破旧的薄棉袄，迎着凛冽的朔风，依着秫秸寨子怔怔地站着，不住地用她那皴裂的手背揉搓眼睛，当她认准是我俩的时候，一把扑过来，把我俩搂在怀里，抽噎着哭了，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冻。
后来，在父母辛勤养育下，我们相继长大成人。其中五个离家到外地工作，只有小妹和妹夫留在父母身边。生活是宽裕了，可母亲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她除了帮助妹妹养鸡、喂狗之外，还要抚育我们哥六个的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二至三个，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她老人家的事。她不觉得累，反倒认为是一种乐事。妹妹常说，母亲精神比以前还大呢！果然人是隔辈亲啊！
孩子们到六岁，又相继离开老家回到爸妈身边上学，母亲好像缺了什么似的，每天无精打采的，只顾屋里屋外地转磨儿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她老人家又忙乎开了，把孩子们穿剩下的旧衣服拆洗后打成袼褙，然后还是缝啊缝啊，缝了大的缝二的，缝了二的缝三的，我家总共十五个孩子，每年每个孩子至少给捎一双鞋，尽管我们屡次三番地写信劝阻，可她硬是不听，每年照缝照捎，现在数起来每个孩子总有七双之多。开始孩子们还穿，后来长大了说什么也不穿了。怎么办呢？经哥儿几个商量，决定把剩下的实底纳帮鞋套在一起，给他们压在各自箱底，作为对他们进行终身教育的宝物。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慈祥、贤淑、酷爱劳动的女性，她的一生是艰苦的，劳累的，然而又是充满希望的。正是这“希望”二字的支撑，她那双柴棍般的手才一刻也闲不住啊，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我还能说什么呢？呜呼，谨以此作为对恩母的永远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