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就像1999年谈论互联网。”

　　中国概念在过去的十年里——尤其是过去的一年里被热切关注，从华盛顿到哥本哈根，黄色脸孔成为最醒目的焦点。

　　在经历了“危机”与“复苏”为主打的年份后，2010如期到来，但依旧不可预知，不过，国人依旧怀揣梦想，甚至是简单的生存梦想——对于一个GDP世界第三的国家来说，这种梦想有点尴尬。

　　现在，梦想因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而渐渐清晰起来。

　　在“政治冷漠”的当下，市井百姓异乎寻常地关注政府的一个会议，实因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各方面释放出的一个强劲信号，那就是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已迫在眉睫。一声“老百姓干得多挣得少”的感叹，让万众瞩目。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的表述，又呼应了公众的这种吁求和期待。

　　可是，在呼吁提高劳动所得的声音居高不下时，就有观察家指出，不能止于“纸上谈兵”。观察家并非吹毛求疵。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早就惹得民怨沸腾，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见，任何事知易行难，尤其是一旦涉及多方利益再调整，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向前推进一步都极为困难。

　　在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上，有一种观念值得警惕。那就是纯持实用主义的态度，仿佛是为了提振经济，为了拉动内需，才突然想到公众的钱袋子似的。实则收入分配首先还是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公民权利有无保障，其次才是民不富则国必不强的问题。从这个视角观察，就会发现，现实中许多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根源正在于权利的缺失。比如城乡户籍壁垒限制了农民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要得到较高的财产性收入，也比较困难。再以企业职工为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之所以长期廉价，有的甚至不够官方公布的最低工资线，一方面表明“最低工资制度”缺乏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几乎没有与资本博弈的手段，他对自己的劳动力缺乏定价权，也不能通过工会等代表劳动者权益的组织，与资方展开平等的谈判。不抑制资本过于强势的现状，在资本于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劳动者想多分一杯羹，岂非呓语？“维护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没有这样一种决心和毅力，收入分配改革是无法推进下去的。

　　在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误区，即这似乎单纯是“为富不仁”的恶果，只要让企业主割肉就行了。这种误区忽略了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另一个要角：政府。一组数据说，近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增速高达20%以上，而居民收入增速徘徊在7%左右，企业利润的增速则在两者之间。即使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还高达3.39万亿，占同期GDP比重的24.3%，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占比将超过40%，而同期职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最乐观的估计也只占35%，已经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企业中职工工资的开支只占企业成本的10%。须知，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这就说明，要想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除了要加大劳动者与资本博弈的能力，还必须找到遏制公权力与民争利冲动的办法。而这个“民”，不仅仅指单个的公民，也当然包括民企和民间资本。

　　略知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想掠夺民间的财富，根本不必动用行政机器，只需多印钞票即可。而现在人们看到，其实还有一个更妙的方法，那就是抬高房价。究竟是房地产商，还是紧握土地的政府才是畸高房价的最大推手，双方曾经大打嘴仗，不必深论，但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另一方面禁止所谓“小产权房”进入房市则是人人得见的事实。在实体经济并未全面复兴的经济环境中，中国房价逆势飞涨，堪称世界之奇观，这种奇观显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在奇观的背后，是无数平民深深的绝望！2010年房价会不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端看政府有无具体的行动。可这对政府而言实在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房价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政府收入，还联结着GDP呢。

　　说到GDP，2009年的岁末，在一般认为是老少边穷的内蒙古，放了一颗卫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一位副主席在企业家领袖年会上高调宣布：“今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超香港！”这颗卫星遭到了网民的嘲讽。公众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以支撑GDP的发展方式不满，更愤恨的是，当下的GDP有日渐成为掩盖民生艰难的华丽外衣的趋势。GDP连年飞涨，民众的生活却不见改善，这几乎已成为一个顽疾。从媒体披露情况看，被称为“科学发展典型”的鄂尔多斯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一些，但也并非不存在缺陷。2006年6月15日人民网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为题报道，“鄂尔多斯市当年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下辖的准格尔旗是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但全市的8个旗县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不仅如此，资源开发还破坏了当地的水源、土壤等生态环境，导致当地贫困地区的农民更为贫穷。”而就在今年9月2日，《南方周末》一篇报道也说，在“黑金”及相关产业“带给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同时，受益最多的只能是极少数的利益相关者：煤老板、电老板、各种矿老板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掌握了现代能源重工业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从业者。”对未从GDP高增长获益的多数人来说，人均GDP超香港、超纽约，实际意义在哪里？面对GDP这根鸡肋，没有幸福感，只有被剥夺感，难道只有放了卫星的鄂尔多斯一地为然吗？我们当然不要带血的GDP，也同样不要不能给我们增增添实实在在福祉的GDP。

　　盯着并不充实的口袋，耳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洪钟大吕，我们梦想，2010年：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得以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让我们放心消费；我们的劳动者能够依法通过自己的组织与资本展开平等对话；垄断行业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物价能够悠着点，不要连吃一根大蒜都胆战心惊；没想一参加工作就买房，但一辈子的收入总该能换回一套吧；庞杂的行政收费得到清理；行政成本不再居高不下……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梦，那就是公权力在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时的态度将更加谦恭、谨慎。海口工商局的一个“工作疏忽”在2009年底酿成巨祸，农夫山泉方面称“砒霜门”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和公权部门一样，具备强大资源的企业巨头也许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但如果是一个公民呢？权力的运用，可不慎哉！

　　2010，我们集体做梦吧，但愿“所有梦想都开花”。（作者：张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