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摘  要：现代经济学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问，是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经济效率达到巅峰的智慧结晶。效率是现代经济学的灵魂，是检验经济学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如果把效率概念从经济学中抽走，现代经济学的高楼大厦便会立即坍塌。效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受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无情的市场原则支配的经济学，却充分发挥了效率极其不利的一面：即忽视生产的环境成本。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效率；环境成本；工业革命

（一）

在过去三千年中，曾有四种“显学”主宰过人类思想：巫术、神学、哲学和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名为“现代”，实质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现代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仍是今天学术天空最闪耀的明星。现代经济学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问，是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经济效率达到巅峰的智慧结晶。效率是经济学的灵魂，是检验经济学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如果把效率概念从经济学中抽走，现代经济学的高楼大厦便会立即坍塌。效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受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无情的市场原则支配的经济学，却充分发挥了效率极其不利的一面。

现代经济学把所有人都变成富有“理性”的“经济人”，然后让一部分经济人向另一部分经济人和让全人类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效率是什么？效率就是能从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经济人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这个行为毅然撇开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把所有手臂和力量都用在一把刀刃上，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规定的路线和方向——杀向劳工和自然，挖出财宝，让一部分经济人致富，思考这个问题的智慧和操作这个活动的绝招，就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做这件大事不是经济学独自的功劳，但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明珠”的经济学拥有国王般的功劳和荣耀——因为它是“统治者”，它提供了最有效率的组织原则和科学技巧。经济学产生二百多年来，在财富世界大道无形的巨无霸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开创者梅耶·罗斯柴尔德曾经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封底）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0年）、写了20世纪人类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的保罗·萨缪尔森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4页）可见经济学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有多高，经济学为满足经济人追求财富效率的宗旨是多么明确，其效用是多么强大——已经大到了至高无上而肆无忌惮的程度。

人类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这段辉煌的历史开始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启蒙”这个词，它最早的含义是“让阳光射进来，以照亮黑暗的事物。”“阳光”是什么？就是科学与知识，所以启蒙运动开启了知识传播的新时代。18世纪欧洲大部分语言中都有“启蒙运动”和类似的词汇，反映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自豪感，也反映了欧洲人与旧思想决裂而处于光辉时代的思想特征。有人说启蒙运动留下的伟大遗产是批判精神，哲学家笛卡尔就教导人们，彻底的怀疑是获得扎实知识的开始。在那个时候，所有世上存在的科学、宗教、音乐、道德、神学、经济、贸易、政治、公民权等等，都通通受到怀疑、批判、检验。怀疑、批判、检验的结果是什么？与狄德罗一起编纂著名《百科全书》的达朗伯说：“其结果是许多事物得到进一步的了解，但又有新的愚昧使这些事物变得模糊。正如涨落的潮汐意外地把一些东西冲上海滩，又带走了另一些东西。”（达朗伯《论哲学的要素》，1758年）得到进一步了解的事物是客观世界、是自然，而变得模糊的事物，其中就包括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那些被带走的东西，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生命理念；而被“潮汐”冲上来留给人类的，正是与自然进行殊死斗争的知识与科学精神。

知识通过教育得到传播，启蒙思想家霍维利亚诺斯说：“有了教育，人类就能照亮自然界的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的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的意志。”“凭借于自然，有什么方法人类不能使用？有什么障碍人类不能克服？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霍维利亚诺斯《论公众教育》，1802年）能够照亮自然界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意志的知识，能够让人类没有什么方法不能使用、没有什么障碍不能克服、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的知识——极伟大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日甚一日地毁坏环境的不归之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这个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就是以知识武装起来挑战自然的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料。

（二）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看到社会里边空前冒出来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空前地征服自然的机器，于是他就把他所处时代的这个重大变革称作“工业革命”，这个词真实、准确地描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因此而流行开来。工业革命产生的铸铁、鼓风炉、煤炭、蒸汽机、铁路、轮船尤其工厂，使人类生产力增长了千万倍。巨大的生产力被组织起来向大自然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同时也被组织起来向劳动者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在这个索取过程中唯一被关心的是效率，因此工业革命蕴含了经济学最早的萌芽，人类智慧势必要为真正的“经济”——“效率”——造化一门空前致用的学问。这样的学问适时地诞生了，人类第一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明确地把财富的贪欲和有效率地追求财富定格为经济学不朽的研究对象。工业革命中生产的节约化、运输系统功能的专门化、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尤其使用更少人力驾驭更多机器、推行有效的工作纪律——这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工业化需要，赋予了经济学神圣探索的使命。那个时候的英国得益于资本、工厂、铁路、远洋轮、贸易、银行汇集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因而成为“世界工场”。19世纪中叶，英国大部分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世界工场”里边即使很普通的居民，都特别喜欢、习惯并擅长于浏览显示工业革命促使财富和实力迅速增长的繁琐数字，因此“世界工场”也就滋生了为经济服务的现代经济学最早的萌芽。自从有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发明工具的科学就乖乖地屈从于赚钱和战争，而赚钱的科学就叫经济学。西方知识折腾的高人们说，用知识的匕首杀向劳工和自然不能像东方人一样蛮干，必须讲究技巧、效率和杀得彻底，于是就发明了经济学。在杀向劳工方面，残酷的工场效率使雇用4－5岁以上童工合法化，对此恩格斯的理论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雨果的文学巨著《悲惨世界》都有过非常深刻和真实的描述。工业革命使人的经济行为第一次脱离农业社会中大自然规律性变化的约束，在使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可能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变得傲视自然、藐视自然。

经济学的信徒们一直非常在意人与自然进行斗争的力量大小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斗争的效率和效果。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个世纪中，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人口的增长是繁荣兴旺的标志，因为人口多，从事经济活动向自然挑战的人就多。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认为，人口增长是对经济繁荣的一种有效的检验。人们单纯看人，不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都为人的作为和力量而兴高采烈、沾沾自喜。只有英国一个不知名的神职人员马尔萨斯，他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口增多，自然和经济就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生计；土地产出有限，人口增长超过土地产出，饥荒、疾病、战争等等这些抑制性的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但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自然抑制过程，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残酷过程，他那时还不可能想到可以用计划生育和循环经济这种生产模式来改善这个过程。

人类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的生态系统，可是西方经济学，它一直在使用训练有素的专业工具和“效率”这把“匕首”，毁坏着这个作为人类存在基础和前提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百年岁月中，人类在效率空前的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创造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付出了不可复原的沉重环境代价。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片面强调效率和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训，是所有发展教训中最为深刻和惨痛的。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对稀缺资源的权衡取舍，而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告诉生产者如何通过节约成本来提高生产效率，即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在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中，如果要求企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就必然增加企业生产物品和劳务的成本；成本增加，企业赚取的利润就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也必然减少，因此经济学教给企业权衡取舍的绝招，其结果便一目了然——维护清洁的环境受到严重忽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给微观主体的效率支招，外部成本不是它考虑的范畴。典型的外部成本是污染，任何企业只要它不承担污染排放的全部成本，它就必然会大量排放，这是完全符合微观主体效率原则的。这个效率原则得以贯彻实施，是以生态环境牺牲和非理性政府这两个条件为前提。人类听不懂自然环境的语言，牺牲的环境也不能像资本家和劳工那样对其牺牲作出合理要求，于是就造成人类对环境的极大藐视。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模型，它表示一种经济在既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组合，在这个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产量组合中，增加一种物品的生产必须以减少另一种物品的生产为前提，而被减少生产的物品数量就是机会成本。可是在这个经济学最重要的数学模型中，机会成本没有包括丝毫的环境损失，即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或者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增加所有物品生产（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都会造成环境的损失，这个损失在西方经济学里边没有被当作机会成本看待，也就是白白地牺牲了自然环境。

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越演越烈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实证化。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实证。为什么不讲道德？因为讲道德就没有效率，就会牺牲效率，因此理性经济人的效率原则是经济学非道德的根基。第二个趋势是数学化。数学化是实证的需要，是实证化的工具。经济学家们唯恐经济学剥削劳工、牺牲环境不够精确、不够彻底和低效率，于是便使尽浑身解数引进数学工具。可以说今天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已经登峰造极，以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貌似科学、实证、权威的姿态占据国家经济发展的话语霸权。

（三）

在灿如群星的西方经济学家群体中，并非无人看到西方经济学毁坏人类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萨缪尔森在《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第十八章《保护环境》里边，就把“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这句名言作为开篇提示，并在篇首引用哈佛大学杰出生物学家威尔逊（E.O.Wilson）的一个沉痛警告：“环境保护……将人类视为一种紧密地依存于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地球上许多重要的资源正在枯竭，大气的质量正在恶化，世界的人口正在膨胀到危险的程度。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健康环境的源泉正在不可逆转地退化……每当这个严峻的现实及其后果困扰于心的时候，我的困惑就禁不住会激进得无以复加：人类是不是想要自杀？”萨缪尔森说：“人类的行为正在使得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各种无意造成的恶果正在使得人类的智慧变得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猛醒与警觉起来，以防有朝一日大堤崩溃，愤怒的海洋将我们通通吞没。”他提出“人类必须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学会在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下生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吞食各种悲惨而又无可挽回的恶果。”（[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微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94页）萨缪尔森承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劳动与资本一样，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可是环境多具有不可分拨的性质、产权不清晰，因此面对外部不经济带来的牺牲，环境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哑巴，不会像劳动与资本那样竭力索取回报与补偿。萨缪尔森说，“市场机制无法对污染者提供适当的限制，厂商们既不会自愿地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也不会改变将有毒的废物倒入垃圾场的行为。”（同前，第302页）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产权安排、命令控制、征税、补贴、发放许可证等治理污染的招数，但事实证明因为成本、滞后、缺乏灵活性和预测、统计上的困难，依然不能阻止潜在的和无法预计的后果将会发生。为经济学贡献过杰出智慧、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难以掩饰他的无奈，他无奈地说：“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未遭污染的土地，谁都承认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又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呢？”（同前，第294页）萨缪尔森说：“我们正在许多我们未知的领域，与整个宇宙进行着一场赌博。”（同前，第308页）

这个未知和赌博的性质，就正如作为国际公认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头面人物、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是该不该允许污染——真正的问题是污染应当被限制到什么程度。”（[美]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第2版）（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471页）“选择减少污染的从社会观点看的有效方法，是政策问题中比较容易的一部分，而要弄清楚‘适当的’污染水平并以之作为目标，却要难得多。因为污染后果的不确定性很多，而且对于如何评价特定选择的价值，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何种程度上环境恶化是可以逆转的？”（同前，第472页）针对传统经济学无可奈何的负外部性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在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市场通常是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法”，“看不见的手是有力的，但不是万能的”，“市场做了许多好事，但不能做好每一件事”，虽然“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但“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利益最大化。”（[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第2版）（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210页）

经济学家们看到了经济学的外部不经济这个严重问题，他们的认识和智慧形成一股力量促使经济学不断发展。可是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演变，终究是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这两个框架内寻医问药。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选择不能尽善尽美，于是发展出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因素。但由于政府不理性，于是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在对自然的损害方面，在私有者杀手之外，又增加了非理性政府这个杀手。西方经济学家们看到西方经济学毁坏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他们眼睁睁地看到这个事实，想在经济学体系里边增加一种平衡机制，来抵消其负面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由于受研究对象制约，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看到和重视经济规模、经济人的作用，而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则严重低估并忽略不计。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越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危害越烈，并非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能够解决问题。

（四）

在西方的经济学者中，有少数反西方经济学的人，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索尔邦大学经济科学终身教授勒内•帕塞。按照勒内•帕塞的观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让经济服从于人类和环境的终极目标”。勒内•帕塞对于在西方经济学框架内弥补缺陷和解决问题深感失望。当有人问到环境退化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可以纠正的偶然意外，还是现代经济学体系运转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一问题时，勒内•帕塞说：“损害环境是符合自由贸易和生产本位主义体系逻辑的，因为这个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结果把生产成本转嫁给环境。”就是说第一，这里存在一个以私人利益、本位主义为核心的市场主体；第二，这些市场主体参与贸易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就是追求贸易效率，而这两者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和核心主张，因此把生产成本转嫁给环境、损害环境就是必然的。勒内•帕塞认为，在现代经济学框架内，即使想在市场上把环境成本纳入产品价格，让市场自动地成为污染控制者，这个也是做不到的。首先，污染源和受害者、受损情况等不会被全部发现，因此根据经济学原理、原则考虑和计算的环境代价就不真实。其次更为重要的，就是所谓代价不仅仅是市场价格，污染环境涉及人类生命、容易破坏的资源、大自然中不可逆转的效应等等，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起着一种调节作用，同其他物种相互依存，这些因素都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只是在一种自然财富变得稀少的时候，也就是在大自然的大平衡中保护它为时已晚的时候，市场才会赋予它价值，可是这个时候被破坏的环境已经无法恢复。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不能解决外部不经济的环境问题，那么能不能对这个理论进行革命，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呢？勒内•帕塞认为很难。其一，没有比思想体系的改变更难的东西。其二，抵制太多，尤其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其三，现代经济学俨然以惟我独尊的科学理论面貌惑众，并拥有了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在内的广泛受众。其四，是既得利益的作用，现代经济学对掌握金钱和吸引金钱的人有利，非金钱的力量很难对抗金钱的力量。勒内•帕塞对西方经济学的弊端和后果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我们要维持环境的运作状态，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以及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环境。你若破坏环境，你就毁灭一切，包括经济。”勒内•帕塞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破坏了社会机体的健康发展，但又无法从社会机体中把这根坏骨头给它医治好或者剜除掉。（前述勒内•帕塞观点，转引自蒋伏利《末日之思》，价值中国网2009-03-06）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清算传统经济学的导火线。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尔斯盖认为，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假设“理性”投资者和“有效”市场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可以解决；当前混乱不堪的经济领域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需要打破传统思维，重新认识经济本质。在凯氏眼中，人类目前对于经济学的认知，有如16世纪俗人对天文学的认识一样无知。他指出，传统西方经济学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一直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要对传统经济学进行革命。（前述凯尔斯盖观点，转引自蒋伏利《末日之思》，价值中国网2009-03-06）

人们常把“经济学”叫作“经济科学”，但经济学与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科学是绝对中性的，而经济学不是。即使是绝对中性的科学，也具有导致人类痛苦与部分毁灭的性质，例如20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D.M.托马斯在《20世纪人类全纪录》一书中写道：“科学不仅产生了奇迹而且也培养出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美]洛兰·格伦农等编《20世纪人类全纪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2月第2版，第6页）经济学不是绝对中性的，因此它的负面作用更大。如果简单地以“左”代表“好”、以“右”代表“坏”，那么把西方经济学放在科学的基石和天平上，它就天然具有“偏右”的性质，而且时间越长、活动范围越大，它偏出中性的距离就越远。第二，经济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进行实验，这就增强了经济学“偏右”趋势的不可逆转性。以经济学原理来指导生产和经济活动，这个活动就会形成既定的事实，尤其是与环境的关系就会形成既定的事实。由于经济学和经济活动的不可实验性，因此我们要认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往往是永久性的。因此为了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对现代经济学进行革命，以发展中的生态经济学取而代之。

作者简介：陈嘉珉，男，1958年出生于贵州省册亨县，黔西南州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