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杀协议书”到底想保护谁？

杨于泽

       富士康25日发生第11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给几十万员工蒙上了巨大心理阴影。据上海《每日经济新闻》昨天报道，一连几天，富士康员工被分批叫到会议室进行谈心交流，并被要求与企业签订一份“不自杀协议书”。员工称，他们对企业的“关爱”受宠若惊。

       “不自杀协议书”，从员工来说，是不自杀；对企业而言，是不让员工自杀。如果达到了员工不自杀的目的，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员工保全了生命，企业少了尴尬和要负的责任。外人应该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让“不自杀协议书”马上签订起来，马上发生效力。

       但一份协议书，对于人的行为约束到底有多大效力？任何契约、合同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双方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订了合同也没用。订立合同之后，当事一方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合同也没法履行。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对生活有信心，双方都准备活下去。一个人不想活了，谁跟他签协议也没用。

       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信心生活下去，我们跟他订一份协议，就会因为他遵守协议条款，而从中受益。如果他违约，他就要付出代价，包括金钱的代价、名誉的代价、社会地位的代价，甚至有刑事的代价。为了避免损失，这个人就会想千方设百计去履约。

       但是生命，特别是“不自杀”的要求，似乎不适合成为协议内容。对于生命的处置权，在道义上永远属于那个生命本身，原则上不能被别人处置。绝大多数人，当然不会去自杀，签一份“不自杀协议书”也就多此一举。签一份“不自杀协议书”，但如果他被推到绝路上去，协议书也毫无约束力。走上自杀之路的人，就是决心放弃一切，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倒是有必要问问：自杀者为什么自杀？他们之所以甘愿放弃生命，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已经不值得过下去，生活、亲情、友情、可能的成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失去了意义。这可能是人的一种对世界、生活的感受，可能是他过于自我的错觉，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生活境况恰如其分的认知。不是人悲观厌世，而是生活本身过于残酷，不值得人一过。

       所以，企业要避免员工自杀，人与人的沟通是必要的，关爱可以温暖一颗绝望的心灵，改变他对生活境遇的感受与判断。但根本性的努力，还是在于改变他的生活境况，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使他真正感受到，生活值得一过。

       富士康都做了什么？管理人员与员工交流谈心，这很好。但人的境遇与感受，本质上是由收入、成就感、休闲时间之类的东西决定的。富士康不打算减少员工加班、降低员工劳动强度，这意味着交流谈心之后，一切照旧,人的境遇未变。

       一份“不自杀协议书”，名目是要求员工“不自杀”，但看看协议具体说了什么：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员工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这样一份协议，不可能阻止员工自杀，但从民事法律上免除了公司责任。

       员工义务是不自杀，企业权利是不负责。看似保别人，实则保自己。看似有情，实则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