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源于不久前的一次朋友间交流：国务院国资委下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那天，正好与一位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领导在交流，领导对中央的这项“指示”大为称赞，认为有利于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行业健康向好。

　　

　　而我则表示了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我说那些退出房地产行业的央企都是“虾兵蟹将”的“小喽啰”，且不说隶属于荣融主任的央企中还有“招（商地产）”、“保（利）”、“中国海外”等地产业赫赫有名的主流大鳄，还有不归荣融主任管的“中信（地产）”、“中国烟草”等“非国资央企”，个个都是纯正的蓝血贵族，权势“倾国倾城”、财大气粗，走到乐衷于卖地和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面前，都是昂首挺胸地享受朝中京城来客的“部委级”礼遇，在经济、社会体制不改的情况下，78家央企“浩浩荡荡”地“退房”，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是中央政府对条块利益集团调控无力的无奈呻吟。

　　

　　这位领导惊讶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讲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还有很多国有（经营性）资产和“央企”不是国资委控制！

　　

　　其实，领导的这个惊讶在我意料之中，除非象我这种长期做国企研究和改革操作实践的专业人士，大部分老百姓（包括很多在大众财经媒体上开专栏的所谓“专家”）是分不清楚“国企”的控制权属性。其实，中国的“国企”，笼统而言属于国家和人民，但人民是看不到其公开信息披露的“年报”的！审计署和国资委考核局、财政部企业司等，也未必看得到真实、完整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从控制权关系而言，又大体分为中央国资（俗话说的“央企”）和地方国资（又分省、地、县各级）。在“央企”方面，又可以分为荣融主任管辖的“国资委系统央企”和荣融主任管不了的“非国资央企”，如“工农中建保”的金融国资央企、中信、光大等“财阀”级控股公司、及分散于各部委的“央企”（按照资本市场的语言，用实际控制人区分），如团中央的“中青旅”、科学院的“联想”、教育们的“同方”、“紫光”，等等。

　　

　　也鉴于此，每每有舆论指责“（金融）央企高管薪酬太高”时，荣融主任总能非常艺术和理直气壮地回应，大意是：国资委所管央企高管薪酬是有严格考核和制度约束，绝对水平也不高（好象是平均60万之类的）。其实，大家的舆论误伤了国资委，因为，金融央企根本就不是国资委管的！如果没有对中国“国企”控制权类型的准确把握，财经评论员们那种“口无遮拦”、“语不惊人死不休”风格的“大放撅词”，往往是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从而饴笑大方的（当然，不明事理的大众读者却往往会被煽情到义愤填膺的状态中去）。

　　

　　

　　笔者不久前也参加了一家国资委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会议，本来总经理要到场的，临时来不了，一问：解释说是在北京出席某地方城市的招商会议，因为该央企在此城市投资有一间工厂，所以，大家得表示友好和重视，企业必须派人去给地方政府做秀的招商会议捧场。听到这个解释，笔者感叹：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跑部前进”的经济“俚语”，因为那时的各类稀奇经济资源（从资金到指标）都掌握在各“部委”手中；现在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也使这种现象成了升级版的“跑委前进”，这个“委”就是“国资委”！因为国资委下辖的120多家央企，控制200多家上市公司（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因为近几年来的“国企中央化”的浪潮使地方国资被央企或划拨、或收购，手段灵活，形式多样），控制资产高达10余万亿，还有数不胜数的“银行授信”，地方政府发现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外资”、“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民企”，无疑都是“弱势群体”，而只有背靠中央政府信用的“央企”是“强中之更有的强中手”，其几乎有没有约束边界的资本金（帐面上的注册资本随时可以让财政部、国资委注资而无限扩大和增强），那就没有破产风险；而商业银行给央企放贷也几无风险，因为这是有政府信用隐性增级的债务，央企往往有社会稳定的第一要务，所以，其会放弃盈利性（也就是经济运行的效率）而确保和谐，包括银企关系的和谐。

　　

　　

　　写到此，笔者不禁要感叹：独立经济主体（民资、外资）的活动边界还有多少？套一句影视词用语：国有资本间（政府、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对倒”游戏让社会资本“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