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大地之上

                                                                     文/郑周明

如果把二十年来上海地貌变化做成快速过片的影像，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全面崛起。城市的崛起伴随着旧物的毁灭与人性的改变，它诞生了全新的自我，也改变了无数主人的命运、客人的命运。

没有人能绕过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影像，也没有人不惊叹它从一个落寞的身份成为如今全国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炙手可热的金融重地。它依靠的强大力量来自于哪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还是自下而上的诉求呢？作者说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而割裂，也将在土地中和解。这句话何尝不可作为那力量的注解。时间仅仅是过去了20年，旧时的上海仍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浮现，那些小富即安的状态，几乎与世无争的普遍心理，还有最多的是夜晚降临，对拥挤住房的诅咒。居民对城市的感情从割裂到和解，从利用到谈判，也从最初的“客体”成为了真正的“主人”。

作家葛红兵在新作《上海地王》里孜孜以求的记录下这一切。每一部曲前的序言，都在追述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辉煌的过去，以及地理上的气象万千。而如此充满细节的回顾，正与小说中几个枭雄一般的主人公命运紧紧契合，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冒险和掘金，就是考验和探索，从世纪初的资本家到世纪末的主人公崔浩，莫不如此。这也许是巧合，又或是城市与人的同气连枝。然而，土地的命运是趋向于美好的，有如小说前言中的开局，文字纵横在城市命运的一刹那，大城市的气势与小居民的生活形成对照，如此熟悉的生存体验激荡在阅读者的记忆里，但，产生的真正作用却是让人联想到今日的生活环境。

而对主人公崔浩的身份来源选择，则为精确，上海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几乎是以外地移民史为其主线，他们作为客人，带着野心一轮轮的涌入上海，胜者定居，败者离开。而本地居民，则有着更为高远稳妥的追求，强势的客人进来，也便有强势的主人迁往海外。

这样的精确在文本中不断显现。卡尔维诺说，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是以两种文字在相互竞争，一是致力于把语言变得像纤细的尘埃那样轻盈，另一种则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感受的具体性。作为学者型作家，作者不断在文本中注入精确无比的地理风水细节以及茶文化体验，尤其是后者，每当以繁复华丽的姿态出现时——尽管作为象征，它具有开阔人心志向不俗之效——作为读者，都不得不停下来，从故事的情节中脱身而出，慢慢的看待起这份文人情趣。这时候，脑海里想起的顿然就是清初散文家张潮的妙语，“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

恰恰相反，主人公崔浩懂茶，爱茶，但并无深情。他的身边拥有两位帮夫运的女子，但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童子之身，他的欲望仅仅是成为枭雄，而非为情所困的悲剧英雄。但这，的确由不得他，城市的呼风唤雨，永远超过了冒险家的野心所及，亏待土地，只能是过客的结局。

从小说体验的角度来说，更为精确的不是数字和知识，而是情节所带来的感受，在文本初期，作者以寥寥不多的文字叙述了崔浩父亲以及祖父死亡的过程，同时也涉及了土改革命的场景，不长的篇幅里充满着历史的无力感，并且暗示出大量丰富不可明说的历史细节。并且，这里也展现出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真正思考，这样的思考在后文中不时闪现，而答案却随着主人公命运的沉浮而呼之欲出，借鉴以明。

可以说，这是一部“名不副实”的作品。小说并非在写一位上海地王奋斗史，作者苦心安排，四处点染，展现出的城市土地发展史的背景，其全面和深厚远远盖过了幕前的主人公。我并不担心主角形象有多薄弱，我担心的只是他能否躲得过城市的重荷。他做到了，结尾处，崔浩和几个朋友走上白玉大厦，远眺浦江时，他的确放下了自己，也终于对城市有了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