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3)
蒋经国的顾虑
可以回国的消息使蒋经国万分惊喜。1937年3月24日,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蒋经国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向蒋廷黻行过礼后，自我介绍说：“您好，蒋大使，我是蒋经国。”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蒋经国倒自己出现了。蒋廷黻不胜惊奇。
蒋经国不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就连忙问道：“大使先生，您认为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
蒋经国这样问，自有他的苦衷。他未经父亲同意（也无法与父亲联系）已经和一个俄国姑娘结婚，并已有两个孩子，蒋介石会接受吗？
还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经国公开发表声明，对“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苏联塔斯社将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少年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这一公开宣言，使蒋介石丢尽了脸面，下不了台，蒋介石会计较吗？蒋经国非常担心。
然而，蒋经国最担心的还是他给生母毛福梅的一封信。这封信于1935年1月23日写成，托一位朋友带回中国送到生母手中，后来又公开发表了：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
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真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万人饿死的事吧？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了。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员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鲜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六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
他虽然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该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塞维克虐待，苏维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你能出国，不管哪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蒋经国写这封信，也许是为了求生存，也许是受了外力的强迫，也许是为生母抱不平，也许是思母心切。一种说法是：苏联克格勃不停地监视他，作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更是从不忘记他和蒋经国之间的私怨，不时将蒋经国召回莫斯科，查问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行。1935年，蒋经国再度应召，王明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同意写信，幻想以此作为回国的交换条件。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令蒋介石难堪和生气的。蒋经国对蒋廷黻大使短短的一句“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充分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安、后悔和尴尬。
蒋廷黻不仅尽量打消蒋经国的疑虑，为蒋经国做好一切准备，而且特地在大使馆内举行了一个神秘的宴会，为蒋经国饯行。
在蒋廷黻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
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郭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几天过后，他们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人，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我劝告他，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
当天晚上，蒋廷黻还特地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蒋经国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 1937年蒋经国携妻儿回国
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拉开序幕的前夕，蒋经国于1937年3月25日，带着妻儿，登上特别快车，离开莫斯科，结束了漫长的旅苏生活，踏上归国的征途。在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的陪同之下，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蒋经国动身的这一天，把他全家请到自己家里，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现在我们都认为过去‘以苏维埃化来拯救中国’是错误的。请告诉令尊说共产党绝对有诚意要与国民党团结一致。我们都深明蒋介石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最伟大的领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祝福。”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使当时身价卑微的蒋经国顿生飘然之感。
蒋经国回国前，曾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当他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该市的时候，这些蒙在鼓里的人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中国式的婚礼
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子及子女回国。蒋经国与妻儿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澄庐别墅拜见父亲蒋介石和后母宋美龄。蒋介石一听儿媳妇的洋名，又长又拗口感到叫起来不顺口就给她改名“芳娘”。蒋经国夫妇与蒋介石、宋美龄盘桓几天之后，从杭州乘车到老家奉化溪口省亲。到达溪口那天，正值蒋经国28岁生日。蒋经国的表妹竺英被舅妈毛福梅指定为丰镐房迎接蒋经国的代表。 中国式的婚礼
那天上午九时许，一辆轿车经过武岭门，往溪口的三里长街开过来，缓缓地开到丰镐房门口停下，轿车里走下来两个人：男的，中等个儿，是一位标准的中国男人；跟在男人身后的，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女人。蒋经国夫妻双双拜见母亲毛福梅。母子相逢，对毛福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儿。她仔细地打量着儿子，又听了儿子的一一介绍。当听说媳妇的名字叫“蒋芳娘”时，她一愣，眉头紧锁，觉得不妥当。“蒋芳娘”这个中文名字，是蒋介石取的。毛福梅说：“芳娘，芳娘，我们这些长辈都称她为‘娘’，怎么叫得出口，还是去掉草头和女旁，叫方良好了。”“方良”是方正贤良的意思，是毛福梅对媳妇寄予的希望。就这样，芬娜从最初改名“蒋芳娘”，到后来定名为“蒋方良”。此后，蒋经国称妻为“方”，而方良则称夫为“国”。只是蒋介石还对儿媳称呼“芳娘”。
蒋经国 毛福梅 蒋方良
毛福梅在一片欢闹中提议，要蒋经国夫妇按中国的风俗，举行一次中国式的婚礼。蒋经国为了讨母亲的欢喜，满口答应，并表示：夫妇同穿中装，坐花轿，重新拜天地。这一来，毛福梅连连点头，张口大笑，说：“这才算真正娶了一个媳妇！”
婚礼那天，竺培英做新娘的女傧相，毛福梅有意把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派到他们当中，从早到晚陪伴他们，尤其是陪伴照顾表嫂蒋方良。毛福梅为了照顾蒋方良的生活，特意请来了一位厨师做西餐。
毛福梅要儿子举行婚礼，自然是有她的打算：一是因为媳妇是外国人，外国媳妇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结婚。二是因为蒋方良还不知道哪一位（毛福梅和宋美龄）是她真正的婆婆，或者看似知道了，却不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结婚时，毛福梅坐在大堂正中，蒋经国、蒋方良对她三拜，是树立毛福梅在蒋经国蒋方良心目中的权威。三是因为蒋经国夫妇也要给母亲一点宽慰和舒心。这次蒋经国和母亲分离12年后回国，却没有先回溪口看望亲生母亲，而是先看了宋美龄，这是蒋经国的心病，母亲提出要他俩再按中国习惯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正中了蒋经国的下怀。所以那一天蒋经国特别高兴，处处都满足母亲的要求。通过举行这次结婚仪式，毛福梅心中的一切不乐，全都烟消云散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50多年中，仅回苏联老家三次。前两次是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是1968年6月，经特殊渠道的安排，她秘密地经香港、东京飞回家乡。这一次探亲，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地经原路返回台北。事后，只要提起这事，她总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蒋方良和她的国文教师
回国后，蒋经国为不通汉语的蒋方良聘请了一位国文女教师，这人便是张豪女士。
张豪，1916年生于原孝丰县城一户书香门第。在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奉化溪口小学任国文教师。她长相端庄，国文功底深厚，口才好，笔字清秀。
张豪受聘之后，有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日日陪伴于蒋方良左右。教她对话，也教她识字，同时还教会了她许多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礼节。比如学用筷子、穿旗袍、做中国菜、给长辈请安等。
一年之后，蒋方良就能用流利的汉语对话，懂得了繁琐的中国礼节。
蒋方良为此很感激张豪女士，尽管汉语没再继续学下去，但她仍将张豪女士在身边留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