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大问题的答案(孔子以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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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①]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根植于人类的活动之中，以至于任何一个集体都无法回避，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是主动的寻找，还是被动的应付无理性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左右着人类的历史。这一点，可以从毫无联系、彼此独立发展的集体，例如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一点应证，尽管它们历史的进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相似的地方。原因也很简单——它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给出了很相似的答案[②]。
现在的我们都相信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在漫长的时间历程里，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发明文字，以致到今天让人惊叹的科学与技术，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还是社会的。这一切，让我们人类成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主宰，相对于其他与我们人类共同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优越感不言而喻。然而，有一个事实似乎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我们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集体也是由动物群体进化而来。当我们把人类社会与动物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做一个仔细的对比，这种优越感就会大打折扣。考察一个数量上千万的蚁群，我们不得不倾倒于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智慧[③]，尽管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人类面临的两个问题在它们那里难觅踪迹。我们把这一切归结于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心满意足：本能。真的那么简单吗？
下面，我们循着人类发展的轨迹，看看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碰到这两个问题、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以及最终答案如何影响人类自身的发展。
在很多人的眼里，自然是和谐的。相对于人类的历史，自然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这里曾经是成千上万种不同生物的的乐园。从现在人类很少涉足的原始热带雨林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繁荣、和谐的景象。
然而，这种观点是经不起仔细的推敲的。没有人类的生物界一样充满了激烈的冲突。血腥的、惨忍、让人毛骨悚然的捕食场景随时都在上演。一只狮子，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来自另一只动物的生命。很多动物，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样悠然自得，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或者被其他动物捕杀或者因为饥饿或者因为疾病。
尽管有一些规律在自发的调整[④]，动物界是否曾经在一个局部或者整体发生过无理性？例如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食物越来越匮乏，最后导致个体数量急剧的减少甚至灭绝；随着环境的变化，原来通过进化生存下来的优胜者变得不再适应，最后面临灭绝，我们很难确切的知道。但是，我们确切的知道曾经存在过的很多物种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消失是因为完全偶然的、不可控的因素例如气候、环境的变化，还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行为导致的，这也许是一个永远的迷。
尽管自然界也要面临这两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对于人类，他们的这两个问题要轻微得多。所以尽管动物的智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片兴兴向荣的原始森林。
这是由人类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以前，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区区几千年[⑤]。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暂且不去考虑，我们从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寻找人类曾经给出的答案。
两千多年以前的“百家争鸣”，至今我们中华民族都觉得很骄傲。他们留下的思想与智慧，对我们的历史影响深远，甚至直到今日，尤其是儒家、法家与道家。很多人认为，“诸子百家”时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少有的几个学术思想的高峰之一。后人们对于他们的思想的解读、注释与发展的文章与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也出现过许许多多非常杰出的人物与思想[⑥]。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后人几乎没有人可以超越诸子们创造的智慧。而现实是不断发展的，诸子们的思想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回答现实中阻碍社会前进的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要把诸子的思想与智慧真正实践起来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⑦]。
传承“诸子”智慧的后人们之所以难以超越诸子们的智慧，原因有很多，但是笔者认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总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诸子们的回答中，而根本没有去考虑诸子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⑧]。而这个问题，实际诸子们自己也并不知道。
那诸子们[⑨]，尤其是儒家、法家、道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以及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冲突。
可以说，“诸子百家”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真正第一次面临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并且主动的寻求答案。
值得说明的是，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曾经并不存在，他们一直都存在的。商朝的崩溃、周朝的兴起实际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的，而且在后面的历史中一直困扰着我们，比如王朝的崩溃在我们的历史上一次次上演。但是由于导致无理性的进程比较缓慢[⑩]，人们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无理性的进程明显加快，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
下面我们来看看“百家争鸣”时期的社会现状。看看这两个问题在当时的境况下是如何展示出来的。
第一、       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时候，周朝天子的权威已经日趋的衰落，诸侯势力日渐强大,诸侯之间的冲突渐渐的变得愈发激烈起来，而表现的方式就是持续不断的战争。
从历史看，这个过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霸权体制”，著名的“春秋五霸”就是这个阶段的见证。尽管“称霸”之路一样充满了冲突，但是霸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取代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减缓了冲突的迅速扩散与激化，对于维持整个国家的和平还是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就是这种“霸权体制”后来也慢慢的式微了。到孔子的年代，实际上已经全面的崩溃。诸侯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迅速的扩散。
从下面的资料中就可见一般。
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
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多个，经过连年的战争、兼并，到战国开始只剩现在人们熟悉的“战国七雄”。
诸侯不纳贡的的事情经常发生。
按照王室的的规定，诸侯要按时到京畿朝聘述职，东周之后，除了晋和郑两个兄弟之邦外，其他的封国早已不朝。
西周之时，天子掌六军，公侯三军，子男一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诸侯甚至与天子看齐，拥有六军。诸侯兴兵对抗王师，甚至杀伤天子的事也不鲜见。
第二、                    在各个诸侯国，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冲突也一样激烈。同时也不仅限于诸侯于卿大夫之间，而是向整个社会阶层扩散。
 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分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鲁国国君的权势，被三家贵族篡夺，而后，三家之中又有两家的权势被他们的“家臣”所篡夺。
   被士大夫逼得流亡的诸侯，屡见不鲜，很多甚至丢掉了性命。像晋出公、鲁昭公。
     《论语.八佾》中写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是诸侯之舞，而季孙只是一个大夫。
    这种冲突在后续的历史中尽管一样的存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确实是从未有过的。
第三、                   民间的冲突也凸显。到东周时期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农耕工具的改进、商人实力的崛起、城市规模的扩大、金属货币的流通、交通工具的革新与扩展，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往来与关系愈发的密切。人口的迁徙流动也日发的频繁。大城市的规模已经蔚为可观[11]。而原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上是靠约定俗成的惯例，我们可以称之为“习俗”。面对日发复杂的社会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各种不合规范的行为日渐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例如通奸、乱伦、偷盗、抢劫等等。
“易牙烹子”的故事，对于现代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荒谬绝伦。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规范的沦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张德胜教授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写到：“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的现象，非春秋战国所独然。但是当时的争夺，无论从规模、频度或者深度看，在人类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而且当时的纠纷与冲突都在制度化的渠道外进行。”[12]。因此把那时社会称之为“失范”的社会。
用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那时一个“乱”世。这一点从诸子以及后人的文章中也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一点。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季氏》写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庄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清朝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写到：“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提到：“政治那样的黑暗，社会那样的纷乱，贫富那样的不均，民生那样困苦，有了这种形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13]
“乱”的原因实际苟子一句话说的很明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基本需求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方向扩展，竞争加剧而又没有强有力的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择手段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冲突自然会增加。这是社会发展很有可能经历的一个阶段，不只是我们中国。[14]
面对这种“礼崩乐坏”，孔子的答案，核心就是“正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现在的理解，就是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存非分之想。“礼”只是“正名”的外在形式与手段。一方面通过“礼”来明确每个人的角色，另一方面通过人们对“礼”的遵循来强化人们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儒家重视个人的修养实际只是想通过个人观念的改变、以自律的形势来维持“礼”的一种手段。
法家的答案，核心就是“法”-----通过强大的外力来维持的规则。《管子.明法解》中写道“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所以赏罚是法家的手段。韩非子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儒法两家的答案。
所谓的“乱”，实际说的是冲突变得激烈，无论是数量上与程度上。冲突的增加，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甚至是一件好事，就像学术之间的“争鸣”就会促进思想的繁荣。决策之前充分的讨论与争辩，对于减少错误的决定意义非凡。“真理越辩越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冲突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掠夺。而掠夺的扩散正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一种内在的逻辑。
一方面，掠夺有很大的负外部性。其次，掠夺会增加不确定性。
前者很好理解。
后者，则要复杂一点。人们的行为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而变化。某种程度上，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15]。不确定性的增加，实际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无理性的表现。而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某些选择的行为更是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柠檬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诺斯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明确的指出：“无序状态的持续令人困惑，因为无需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绝大多数参与人显然都是输家”。[16]
面对这个问题，尽管儒家与法家的答案表面上看截然不同，实际，核心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强调集体的理性来化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个人的理性是被完全忽视的或者说被刻意压制的。为的是保证“集体”的理性。
儒家的目标是“治乱”。尽管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孔子明确地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寡而患不安”。所谓的“道”、“不安”只是“治乱”的另外一种表达。
如果说儒家的功利思想还不是那么强烈的话，法家的功利思想表述的明确无疑。韩非子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商鞅亦云：“国之所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法家的目标很明确“国富兵强”。
 无论是儒家的“道”还是法家的“国富兵强”更多的是强调集体的理性。作为集体中的个体未必见得能从这种集体的理性中保证自己的理性。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集体来看，显然可以从这种秩序中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理性。秦国日后的强大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强调集体的理性确实是化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办法之一。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新来的老师面对一个毫无课堂纪律的班级。尤其在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零和的博弈”，也就是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例如对于地位、土地、人口、财富等等的争夺。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其他化解这一难题的策略很难奏效。例如力量的均衡本来是化解的办法之一，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是现存的事实，同时也是很难长时间维持的。秦国统一六国实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都不断扩大自己版图的事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强调集体的理性，是当时人类化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唯一选择。
尽管时间点不同，其他独立发展的文明、国家有一些同样经历过类似于我国春秋战国的经历。面临一样的难题。
我们来看看下面两段话。
“据所罗金分析欧洲11个国家从275年至1025年间的历史，他发现，他们平均从事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时间就占了47%，或者大约相当于两年中就有一年与军事行动有关。这个范围从德国的28%到西班牙的67%。欧洲和中东地区早期的王国或者国王很快就被颠覆了，并且很多征服就其本质上来讲都是种族灭绝性的。”[17]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形成的一些现实的原因。
“由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原因，意大利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则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当时整个半岛上存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辖地和那不勒斯等五个较大的国家与其他小国。各国之间本来就在战乱频繁，再加上罗马教皇在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制造分裂、挑起战争，法国、德国、西班牙也乘虚而入，使整个意大利处于战乱频仍的内忧外患之中。”[18]
德川家康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日本一样处于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19]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他们对于同一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实际与我们先人的答案异曲同工。柏拉图的《理想国》[20]，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21]，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22]，霍布斯的《利维坦》[2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24]中表述的思想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都是想通过强调集体的理性来化解面临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值得一说的是卢梭。
卢梭在很多人眼里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了解西方的思想，卢梭是无法忽略的。这一点罗素也说过“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不管我们对他的功过有什么评价，我们总的承认它作为一个社会力量有极重要的地位”[25]。《社会契约论》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在本书中，卢梭从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角度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鼓舞力量，成为“大多数领袖的圣经”[26]。《人权宣言》与法国宪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卢梭思想的产物，在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中亦可找到卢梭的理论。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同一本书亦成了法国雅各宾专政的理论支撑，并在部分上为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提供了思想资源。
从卢梭可以看出人类在面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这个问题时的困惑。
一方面卢梭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又说“每个集社的成员连同自己的一切权利完全让渡给全社会，……假如个人保留下某些权利，由于没有共同的东西在个人与公众之间作出裁决，每个人既然在某一点上是自己的法官，会要求在所有各点上如此；自然状态因而会继续下去，这种结社必然会成为不起作用的或暴虐专横的”[27]。
卢梭用一个“总意志”或者叫做“公意”的概念来协调这两者的矛盾。然而，对于“总意志”，卢梭始终没有说明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在卢梭的思想中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问题就出在这里。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卢梭的内心深处，还是强调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所以罗素认为“结果显然就是个体公民毫无权力的一体国家即极权国家”[28]，“他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实际上最初收获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29]。
尽管如此，卢梭中的理论中已经可以看到对个人理性的关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随着这种思想逐渐的深入人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他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的还是社会。
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白点看到这一点。
亚当斯密说过，“在古埃及，有一条人人应当遵守的原则，他必须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如果另辟蹊径，那就犯了罪可怕的渎职罪。”
商业是一种受鄙视的行业，商人的地位低下。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重农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其实不只是中国，在西方，一样存在。
个人选择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限制来自于父母、其他家庭成员甚至其他宗族成员、教会。
宋朝儒家们甚至提出来“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观点。
罗布特.海尔布罗纳在《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纺织业行会的师傅，对于它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进行革新。得到的裁决是：‘一个织布商，如果要按照他自己发明的方法对一件织物进行加工，这个问题须先经过4个最老的商人和行会中4个最老的织布商考虑以后，呈准市镇法官，方的按照他自己所希望雇佣的人数和所用的纱线的长短进行加工，否则不得擅自处理’。”[30]这种做法，实际在当时的社会中普遍存在。
这些事实，不管今天的我们觉得有多么不可思议，但是，一定不要觉得荒谬绝伦。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是有其土壤的。
所有的答案，最终让人类都走上了同一条路——强大的极权中心的出现。因为其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原则，那就是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总有人以集体利益代言人的身份以各种方式、手段堂而皇之的损害个人的利益。而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况，反抗几乎是毫无结果的，因为你的敌人是所谓的强大的“集体”，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同时，强调集体理性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外部量来压制个人的理性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冲突。强调集体的理性，必然会导致极权的结果。二战之前犹太人的命运可以说明这一点。
强调集体理性是化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一种办法，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把世界作为一个集体来考察的话，不久的过去甚至现在实际就面临这个困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的气候问题，甚至经济问题。对于集体理性的忽视，是解决这类难题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实际世界作为一个集体来看，同样要面临这个问题，只是相对于国家，他的步伐要缓慢得多[31]。
不管是受到思想家们的影响，还是自发的结果，最终，人类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集体中存在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因为集体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国王、君主、教皇、父母、族长等等，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政府、教会等等。
其它独立发展的文明有一些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虽然建立的时间各异，涉及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罗马帝国[32]，就是另一个例子。
尽管这些中央集权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落，经历过分崩离析甚至最终完全瓦解，但是，集权这一时代的特征并没有退去，甚至有加强的趋势。一方面，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分裂之后，许多又重新得到了统一，就像秦朝灭亡之后，经历过“楚汉相争”，但是，最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汉朝。其次，尽管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当我们以一个个分裂的个体作为考察对象的时候，它的内部一样是具有集权的特征的。汉朝末年，天下纷乱，魏蜀吴三足鼎立，但是魏蜀吴内部的权力结构与之前的汉朝并无区别。
就算是现在的民主国家，一样有一个权力强大的政府，也有一些人拥有异于常人的权力，需要说明的，要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时代的集权是不受限制的，缺乏制衡，几乎是具有无限的权力。古时候的皇帝、官僚系统与现在的总统、政府从权力来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33]。
在西方，尽管君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制衡，但是这只是两种不同的集权方式而已。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从一个国家、政权层面来分析，如果我们从社会层面来分析的话，就更加明显。这种集权的关系也更加稳定，就像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族长在宗族中的权威。[34]
这种集权通过暴力、法律、习俗、惯例、教育等等的方式得以确立，并逐渐的强化。[35]
中国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以管窥一般。
集权的建立，通过强调集体的理性来缓解个人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财富的创造、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安居乐业必不可少[36]。接下来的人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秦朝很快就灭亡了，但是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修驰道的政策对于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的繁荣。
汉朝的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
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
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发生在中央集权强大的时候。
许多宏伟的工程也相继建造，像灵渠、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等，这些工程甚至今天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以上的史实，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央集权的积极的一面。
另外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尽管自秦朝开始，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中断不时的发生。秦亡之后有楚汉相争，汉亡之后有三国鼎立，唐灭之后有五代十国，这些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38]。
在18世纪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远远超过西方的。在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为33%。[39]科技也大大领先于世界。这一点从一些到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描述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马可波罗[40]。尽管原因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早早的存在,并基本上得以持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忽略的。而儒家理论的盛行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也功不可没[41]。
但是，仅仅靠强调集体的理性来化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显然远远不够。
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            不只是在中国，朝代更替的兴衰循环始终无法打破。
第二、            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社会的财富积累很有限。
 
 
表1 GDP规模和增长率：世界和主要地区，0-1998年[42]

 
0
1000
1820
1998
0-1000
1000-1820
1820-1998
 
10亿1900年国际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
西欧
11.1
10.2
163.7
6961
-0.01
0.34
2.13
西方衍生国
0.5
0.8
13.5
8456
0.05
0.35
3.68
日本
1.2
3.2
20.7
2582
0.1
0.23
2.75
拉丁美洲
2.2
4.6
14.1
2942
0.07
0.14
3.05
东欧及前苏联
3.5
5.4
60.9
1793
0.05
0.29
1.92
亚洲（不含日本）
77
78.9
390.5
9953
0
0.2
1.84
世界
102.5
116.8
694.4
33726
0.01
0.22
2.2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直到19世纪，人类仍然处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阶段，贫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饥饿、死亡随时会降临。[43]
当然可以做很多方面得分析，例如从人口的增长、科技的发展、战争、疾病、教育等等，许多学者也认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44]
下面，我们从人类面临的两个问题这个角度来分析。
强调集体的理性建立起来的“集权”的社会，尽管在防止暴力掠夺与冲突，维持社会的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权力的掠夺却逐渐的变得普遍与严重。
但是，拥有权力的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的民众的掠夺却是日益严重。官员普遍的贪污，横征暴敛，土地兼并，财富的严重不均，百姓的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无一例外的成为一个王朝灭亡前的特征。这种权力的掠夺才是真正导致社会走向崩溃的最强大的力量[45]。
权力[46]有自发聚集倾向的特点，始终是“集权”社会始终无法克服的致命的缺陷。也是兴衰循环背后根本的逻辑。
强调集体的理性，在这个时代，“集体”这个词的含义是模糊地，抽象的。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口中的国家、社稷、人民、天道还是“主权者”[47]，我们都无法确切的知道它的含义。因此，无法据此确立一些原则来真正的确保“集体”的理性。相对来说，确保“个人利益”的原则要简单明了得多。对个人理性的忽视，实际上是让一种很好的反馈与适应机制完全失效[48]，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与未来时，许多所谓的“为国为民”的政策措施，号召、强迫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最终结果却是“祸国殃民”。汉武帝的扩张
在“集权”的社会中，拥有权力的集体、个人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集体利益的代言人，然而，他们本身还有自己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的时候，也就是奥尔森所说的具有“共容利益”的时候，集体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促进。然而，这种“共容利益”并不是总是存在的。而两者一旦发生冲突，所谓的“集体利益”往往被忽视、被牺牲。尽管，总是以“集体”利益为借口。
1894年十月初十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此时的清朝政府、大小官吏面临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她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而此时的清朝政府在外忧内患的冲击下已经是风雨飘摇。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庆典的重要性显然还超过抵抗外敌。
岳飞、袁崇焕的冤死，实际是这个逻辑。
思想、舆论的控制也是遵循同样的逻辑。
“集权社会”还有一个最致命、同时内在的逻辑也最深奥的缺陷，那就是创新的缓慢甚至停顿。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在《世界经济简史》提到“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种种原因，以及约束古代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之消亡的原因，其根本是技术创新的缺失”[49]。
最简单的、显而易见的理由，那就是拥有权力者的压制与阻扰，不管是为了所谓的“集体的利益”，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中国的“文字狱”屡见不鲜，影响深远。西方教会对于“异见”人士的审判与迫害也不是个案。其实这种阻扰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成衣商用布做纽扣，遭到了纽扣商人的大力抗议，政府对布扣的制造者，甚至使用者一律处以罚金。[50]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女孩子是不鼓励甚至不允许读书学习的，从小就要“裹脚”，实际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残废；通奸，一旦被发觉是要被惩罚的，甚至被处死。违抗父母亲的意愿，会被贴上大逆不道的标签；学徒，私自的创新，很有可能被师傅认为是对自己的背叛。教育，更多的也是在于传授知识，而不是鼓励创新。标新立异的言论可能被视为违背“圣贤“。韩愈说过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强调集体的理性，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一件很好的原则。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怎么去贯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一般更实际的是下面的原则，一种是拥有权力者的利益；另一种就是紧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前者，前面已有论述，也很好理解。后者实际某种程度上而言，更是阻扰创新的主要力量。一项新的创新的采用，能够给创新者带来利益，同时也可以给整个国家带来利益。然而，很有可能给某些人带来损失，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人，创新带来的利益是不确定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少的。而对于利益受损失的一部分人来说，利益的损失是直接的，巨大的。毫无疑问，他们会集体抵制新的创新。强调集体理性的原则，毫无疑问我们该抛弃该项创新。因此，除非一项创新，让相关利益者全部获益，否则他是注定要被扼杀的。既然可以“搭便车”，谁还愿意去花大力气创新呢？除非从创新中自己可以得到的收益大于自己的成本。这就掉进了奥尔森“集体行为的逻辑”[51]陷阱。注重集体的理性，实际扼杀了个人创新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创新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持续。就像一辆没有动力的车子，即使在下坡的时候可以依靠重力的作用自发地前进，终究会停止下来。这一点可以从古代的科技史很明显的看出来。
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例如面临强敌，注重“集体理性”的集体也会欢呼与鼓励创新。历史上的“胡服骑射”、“洋务运动”，前苏联在军事科技上的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是会抵制创新的。
创新能否带来好处，促进社会的发展，是要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当从集体方面去考虑的时候，由于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这种不确定性是很难把握的。而从个人方面考虑则要简单得多。就像一个人发明一把枪，能否获利是很简单的，如果每天捕获的猎物多了，改善了生活，他自然会继续使用，如果由于操作失误、或者技术的缺陷让自己受了伤，他自然会权衡利弊决定用还是不用，值不值得改进。但是从一个国家来看，问题就复杂了。枪固然会使自己军队的力量强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有优势。然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人民的反抗力量得到增强，维护国家的统治变得更加困难。在清朝早期，西方的火枪、火炮就传入了中国，然而，我们熟视无睹，束之高阁[52]。最终自食其果。然而，如果我们采用了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许免于列强的侵略，却陷入自身的内乱之中。[53]
化解不确定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的国家，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阻碍各种创新与变革。阿基米德，公认的科学天才，却公开鄙视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唯一的一次让步是为保卫家乡叙拉古抵抗罗马人做的机械弹弓。[54]蒙昧主义[55]就是他的产物。卢梭也不能例外[56]。
最糟糕的是形成了一种守旧、厌恶创新变革的观念、文化。反对创新、改变已经变成一种“非理性[57]”的选择，一种条件般的反射。一旦这种文化形成，改变就变得超乎寻常的困难。即使是作为一国之君，很多时候也是无可奈何[58]。
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中显得非常突出。
自孔子开始，“祖宗崇拜”的观念就在中华民族慢慢的扎了根。美好的世界总是在那遥远的过去，祖宗定下的规矩是不可以改变的。像主张“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少，但是在强大的主张“此皆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59]”的对手面前终究败下阵来。
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中国历史上变革成功的例子乏善可称。许多积极倡导变革的人成为牺牲品。从商鞅、到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再到近代的谭嗣同，无一幸免。而他们的失败，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拒绝改变的文化。这是一个可以自己强化的恶性循环。越守旧，越难改变；越难改变，就越守旧。
创新的缺乏，显然严重的阻碍了人类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无理性的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强调集体理性的集体一样面临两大难题的困扰，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无理性”的状态。当这种“无理性”的状况无法继续的时候，通过极端的方式例如革命、暴动、起义，被动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暂时中断了“无理性”的过程，甚至短时期内集体的理性得到促进，但是，始终无法打破集体趋于无理性这一规律，人类陷入这样一种循环而难以自拔。[60]
《未完待续》
[①] 在前文中我已经说过人类面临的两个问题有时候可以相互转化，把他看作一个问题。为了讨论方便，在这一部分一般情况下不再区分。当两者不能合二为一时，会特别说明。
[②] 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与15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很相似，后者的代表作是《君主论》，有人把它译为《霸术》，顾名思义，两者的相同之处可见一斑。
[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昆虫的社会》里写到，蚂蚁堪称首屈一指的社会性昆虫，他们的分布极广，从北极的树线一直到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都可以看到蚂蚁的踪迹。全世界蚂蚁的数量估计有1015只，非洲行军蚁每巢的工蚁头数可达2200万之巨，蚂蚁的生态与社会适应性让人惊叹。
[④] 由于后代的生存几率很小，所以有些动物会大量的繁殖后代；有些动物会自发的限制后代的数量；猎食者与被猎食者之间的数量会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一旦出现较大的偏差，会自发的调整。
[⑦] 至今有人认为《易经》代表了中国的智慧，也有人主张用儒家思想来解决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李敖与一些儒学大师例如徐复观、牟宗山等的论战中可以了解这些人的观点。
[⑧] 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他的问题。梁娥在《哲学的钥匙》说：问题的提法，不单规限而且引导答案的答法。她认为一门哲学的特色，是由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由所认定的答案决定的，答案只是一对事实，问题则提供一个框架，将事实的图像显示出来。中国“诸子百家”之后的一些思想家，在发展前人的理论上，明显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没有深入的思考前人的问题，往往专注于前人的答案。因此有人批评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注释，创新不够。
[⑩]殷商（商朝）（前1600年—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又一个王朝。公元前1600年，商族部落首领商汤灭夏创立了这个王朝，一共经历了17代31王，总共554年历史，至前1046年1月20日被周武王所灭。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国王，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东周开始，周王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同时，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历史上也把东周时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春秋（前770-476） 战国（前475-前221）。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齐代姜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下限，或以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为战国始年，或以周定王元年（前468年）为战国始年，等等。
[11] 《国语.赵策》有云：“古者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近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史记》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按苏秦估计，每户平均三名男子，男女相等的话，几家便有六口人，七万户就是四十二万人，即使在今天，城市规模也不算小了。
[12]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4
[13] 还有很多的人也描述过这种现象，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到：春秋战国时贵族政治崩坏之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为君主之集权。本杰明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写到：孔子以前及孔子生活的那些世纪，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春秋时代，一般被人们当成衰世对待。在一个多国格局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随意加入到生存竞争的行列之中，周王室仅能作为终极权威虚幻的根据而苟且生存。
[14] 希腊公元前六-七世纪也经常发生革命运动；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跟我们春秋战国的历史都非常的相似，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各国之间战乱频繁。
[15] 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诺斯提到：驱动人类努力的深层动力是什么——是来自意识的人类意向性的源泉吗？人类让自身的环境易于理解——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努力无处不在。
[16]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93
 
[17]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孙港波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535-536
[18]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页4
[19]日本战国时代，割据于各地的大领主。古代日本，名的意思是土地，而大名的字面意思就是占有广大土地的人
[20]《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作品。《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理想国》一书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他前此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作了最为完整系统的表述，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构成了以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乌托邦方案的开端。
[21]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成书于公元前326年。系统地提出了人类社会中的基本政治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刻解析。如“什么是城邦（或国家）？”、“什么是公民？”、“谁有资格进行统治？”、“什么是政体？”、“公民与城邦、政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等。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22]该书论述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被称为邪恶的圣经,是很多君主的床头或身上必带书。
[23]书名是 《圣经》中提到的一种巨大海兽名称的音译，借以表示国家具有威慑一切的权力。全书分4篇：第一篇“论人”，他将人的生命看作一种机械的运动，认为趋利避害、自我保存是人生命运动即人性的根本原则。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中，人们为了私利而争斗，呈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第二篇“论国家”，主要论述自然状态中的人出于对死亡的畏惧，在理性指引下，相互间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交付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从而组成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本质，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臣民对主权者必须绝对服从，但又强调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个人的安全。第三篇“论基督教国家”和第四篇“论黑暗王国”，主要揭露罗马教会的腐败堕落，抨击教皇侵犯世俗权力的行径，提出了政教合一、教权服从王权的主张。《利维坦》是近代西方第一部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著作。书中的无神论、人性论、社会契约论和国家的本质、作用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霍布斯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名望主要来自于这部杰作。
[24]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 《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25]罗素：《中国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25
[26]罗素：《中国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43
[27]罗素：《中国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38
[28]罗素：《中国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41
[29]罗素：《中国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43
[30]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22
 
[31]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面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这个难题的集体是在不断变化、扩展的，从家、到国家再到世界，仅仅在几百年以前，许多国家之间几乎是完全彼此独立毫无联系的。我们的世界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家，世界作为一个集体来考察的话，显然不会面临这个问题。如今由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趋的频繁，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如今的世界，显然已经无可避免的面临这一难题。例如气候问题、金融危机问题。
[34] 中国古代社会，父母、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儿女的婚姻须由父母做主，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说法。甚至父母、族长有处死儿女、族里成员的权力。在沈从文的小说《潇潇》里，通奸的一位妇女被执行“沉潭”的的惩罚，潇潇差一点因为通奸被处死或被卖掉。
[35]

 
[36]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提出了涵盖利益与狭隘利益这两个概念。拥有涵盖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那些具有狭隘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是，当流寇定居下来、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起了变化。坐寇的占领地越富裕，他的收益也越高。因此，坐寇拥有涵盖利益，他掠夺有度，而且不许其它强盗、土匪、黑帮、军阀来掠夺。他积极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创造生产条件，甚至愿意兴修水利、铺路架桥、提供其它公共物品，因为这些活动和有限掠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而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则是保障财产合法性、合同有效性、促进社会长期发展的障碍。 “国王万岁，万万岁，”其实也反映了老百姓求稳、怕乱的心态。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直到相当近代的人类历史，述说的都是同样一个故事：人类文明在坐寇的统治下逐渐进步，其过程偶尔由于流寇的出现而被打断。”
[37]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38] 历史上准确的经济数据搜集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不过我们可以从很多其他的一些途径做一个大概的了解，例如人口数据量的变化、一些文学作品中关于社会现状的描述。例如柳宗元著名的《捕蛇者说》就有一段描写：曩（nǎng）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
[39]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叶燕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前言
[40]《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41]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
[4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叶燕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6
[43] 1820年世界人均GDP只有667国际元，最高的西欧为前1323元，亚洲（不计日本）为575元，非洲为418元，每天的创造的GDP不足4元，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水平与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详细资料见于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44]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道格拉斯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隆纳·莱特的《进步简史》、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45] 《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明朝的灭亡也进行了思考，对于归咎于官员之间的党派之争以及在政治中各种流派相搅的普遍观点并不认同，不过他最终的答案还是没有太多的新意，认为要恢复古之圣贤所建立的制度，尽管主张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
[46]权力，尽管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很常用，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在这里的意义，就按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去理解。
 
[47] 卢梭《社会契约论》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作为集体和立法者的社会。
[48]从中国建国之后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的严重后果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反馈与适应机制的重要性。用诺斯的话来讲就是适应性效率非常低。
[49]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潘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页40
 
[50]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22
[51]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
[52]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進位進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進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 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里提到火枪、火炮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发展。
[53]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的《世界经济简史》中天朝帝国：停滞与倒退一章对这个现象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54]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潘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页41
[55]反对理性、反对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认为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都是文明和科学发展的结果，主张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它贬低和抹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否定科学知识，或者宣传不可知论，或者同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企图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以便反动统治者为所欲为。
[56] 狄戎学院悬赏征求关于艺术与科学是否给予人类恩泽这一问题的最佳作，卢梭获得了奖金，他主张科学与意识是道德的最恶的敌人。正是这种观点导致卢梭与伏尔泰的失和。
[57] 这里的非理性与前面讲的无理性意义不相同，而是指一种与“理智“相反的行为。
[58] 从皇帝立太子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皇帝有时候也无可奈何，不能随心所欲。例如，刘邦想要废除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大汉朝中有一些开国功臣都坚决反对废太子，曾经秦朝的博士叔孙通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又有一个御史大夫叫周昌，他平时有点口吃，一听说皇帝要无故废太子，愤怒不堪，连忙站出来，脱下官帽说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最后，终究未能如愿。
[59]宋仁宗天圣（1023—1031）、明道（1032—1033）年间，凡朝廷议而未决的事端，自科举考试、天下马政至殿宇营造，臣僚经常徵引“祖宗旧制”作为处置的依据。天圣四年，宰相王曾等在议论考试举人条目时，曾经顾虑到“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
[60] 自秦到清朝，朝代的更替是中国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像我们熟悉的唐、宋、元、明、清，一个朝代长则几百年，短的只不过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