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缩水的警示
半年时间，欧元兑人民币由“10字头”跌进“8字头”，1万欧元持有在手，经过半年时间，大约缩水1.7万元人民币左右，手中持有欧元者损失惨重。
自去年底以来，由于迪拜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市场资金再度大举流向美元寻求避险，欧元再度大幅下跌。事实上，伴随欧元快速下跌的，还有英镑和瑞郎。英镑和瑞郎对人民币汇率分别贬值11.23%和10.25%，手头拿了英镑和瑞郎等外币的市民，同样损失惨重。澳元虽然前期抗跌，但是最近也受欧元拖累，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自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英镑身价再次缩水。在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欧盟国家纷纷推出紧缩政策削减财政赤字。
1、西班牙宣布至2011年公务员工资削减5%，冻结公务员工资和退休人员工资增长。
2、葡萄牙宣布至2013年冻结公共部门公务员工资增长，二分之一的人退休才能替补，大约四年裁减掉73000个岗位。
3、希腊宣布取消公务员第13和第14个月的工资，降低公务员8%的奖金，今年3月份奖金已被减少12%。
4、爱尔兰宣布至2011年减少行政部门公务员工资5%-15%，今年平均减少5%。取消奖金，冻结人员招聘，人员退休后无替补。
5、匈牙利宣布冻结公共部门人员工资2年，取消公务员和退休人员第13个月的工资。
6、罗马尼亚宣布减少公务员25%的工资，在140万公务员中裁减10%的人员，减少退休人员15%的工资。
7、拉脱维亚是从2009年开始公共部门公务员工资减少20%，退休人员工资减少10%。
8、意大利政府正在酝酿的紧缩政策包括：冻结公务员工资1年，继续延长冻结公共部门招聘等。
9、智利财政部发出财政紧缩8项具体措施（1）宣传，取消印制机构备忘录，消减订阅报刊、杂志和电子信息数据服务；（2）庆典和接待，开支减少20%；（3）购车，部委和事业单位2011年将严控车辆使用，只为高层领导提供必要的车辆和更换6年以上的旧车；（4）出差补贴，只报销必要的出国组团在国外的必要费用；（5）固定开支，差旅费、加班费、培训费；加班必须得到领导的批准，每人每月白天加班不得超过40小时；（6）公车，部长、副部长和副部级以上官员可配公车和一辆备用车；以前配属给其它部委的车辆应予处理；（7）出差，国际机票可按级别分为三种，部长可乘头等舱，副部长级领导乘公务舱，以下职衔的官员乘公务舱或经济舱；（8）其他开支，检查和减少手机、笔记本、移动网络和其他的官员个人设备等等。
当西方却正在大步后退。中国宣布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管理者应当看看中国古老的《易经》“亢龙有悔”一辞。具体的解释是：“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文言》的说法是：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文言》又说：“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依赖投资拉动的风险
次贷危机一来，虚拟资本泡沫破灭了。2009年美国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为14.3万亿美元（约96.96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将近3倍。美国那么高的经济都被经济危机压得摇摇欲坠。美国收紧裤腰带，全民高负债，不敢消费了，我国的出口就一下子跌到了负增长。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非常虚弱，净出口出现了负增长，消费的比重只占投资的一半，唯一能独当一面的就只投资是有很大功劳的，但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控制了，产能越投资越过剩。
有一个衡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标准GDP的比例，其GDP的真实性、瞒报的可能、注水的可能可能是存在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GDP虚高，却不见税收增加？央行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5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总资产近9万亿元，其中有85%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银行中的呆账坏账70%～80%都是由地方政府担保或地方政府背景公司无力偿还贷款所造成的。特别是县级平台几乎没有盈利。甚至有的乡镇都在建立投融资平台。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8万亿。7万亿左右的贷款占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39.97万亿的18%.地方债务总余额约相当于GDP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
商业银行2009年信贷扩张冲动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系统风险隐患。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含地方政府下属企业）的总负债规模将达12.5万亿元。
从上到下，都在负债，都在透支未来的财富和劳动。那么，货币依托的基础是什么？财富透支、环境透支、健康透支、土地透支……这么多的银行贷款里面，如果有20%的坏账，那银行业（其实是国家）损失可大了。
海外扩张的隐患
美国打伊拉克，打家都知道美国“醉翁之意在石油”。中国没出兵，但出钱并购石油是否也考虑潜在的风险。中国哲学巨匠老子早有古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油企甘冒资产贬值、汇率、自身财务负担等多重风险也要将海外收购，应当权衡利弊。
中国社科院在《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中预计，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07亿吨和5.63亿吨，分别相比2006年提高17.42%和62.47%；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也显示，今年需求量将达到930万桶，比2005年增长37%，比2000年提高2倍多。但国内主要油田产量已几乎开采殆尽。大庆、辽河和胜利，因经过近20年的开采，多半已进入开发的中后期。中石油内部专家估计，国内石油最终可开采的资源总量为33亿吨左右，若按今后每年开采1.8亿至2亿吨估计，大概只能维持不到20年。
近期，国内石油公司海外收购中东和非洲的海外投资项目曾占到总数的近半壁江山，东南亚也在20%以上，欧美占15%，拉美只有10%左右。2009年中石化主打瑞士和安哥拉，中石油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与日本。近期中海油收购阿根廷市场；中石化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中石油获得澳大利亚当局对收购当地油企的准入资格。几乎所有交易都与巨额现金挂钩。中海油收购阿根廷油企就耗资31亿美元，中石化对康菲的开价更高达46.5亿美元。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时高达185亿美元。有人认为，海外业务的拓展将对确保国内石油安全、平抑国际油价涨跌等产生正面影响。但跨国并购必然会与美、俄、日、欧形成战略的竞争与对抗，石油进口的主要运输方式为海运，中国海上石油通道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中国东部沿海。这一条航线是传统的商业航线，最大的问题在于安全无法保障。波斯湾在海湾战争后就是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印度洋上北有印度象南有美军迪戈加西亚基地，马六甲海峡被多国控制且有美军樟宜基地，南海周边又全是对我有“潜在”敌意的国家，意味着中国不论拥有多强的海军力量都难以完全有效保证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哪怕是其中一段的安全。在航线末端，中国未来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都有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战时中国的石油进口更显得无法保证，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产能过剩发展，原料依靠进口吃尽苦果
我国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有人仍以为出口是灵丹妙药，“没有原料依赖进口也要上”，原料依赖进口日益严重，石油、粮食等等很多进口商品定价权完全丧失话语权。
我国地区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投资，一些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造成产能过剩。
1、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国内电解铝产能总量规模依然过大，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截至2008年底，国内已建和在建电解铝产能超过1800万吨，占世界总产能的38%。同时，铝产品出口规模过大，在当前国内资源、能源紧张的形势下，铝产品大量出口相当于输出了宝贵的能源。虽然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14号）明确提出“今后三年内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但各地“变着法儿”仍在大上铝项目。
2、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仍在加剧。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石、甲醇、纯碱等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发电用的多晶硅重复建设，一些地区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
3、造船、大豆压榨等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市场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导致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
4、去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5亿吨，产能6.6亿吨，中国粗钢产能接近全球的50%。国内消费量约为4.53亿吨，其余的粗钢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口。但我国铁矿资源贫乏，反而以大量出口为目标，不符合我国长远发展战略。环保、资源均不允许中国成为世界钢材供给基地。靠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客观上难以实现。
5、风力发电和核电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新能源行业。但近年来我国风电设备行业出现了投资一哄而上、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现象，有的地方一年仅有很短时间有风也上风电。有的地方在内陆水资源紧缺，人口密集地区也要“谋划上核电”，有分析说这是“意在引进资金和搞到贷款”，可谓一针见血。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超过80家，还有许多企业准备进入风电装备制造业，2010年我国风电装备产能将超过2000万千瓦，每年风电装机规模为1000万千瓦左右，产能过剩不可避免。
从长期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核电不宜在内陆发展，我国海岸线长，核电在沿海发展可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国家应协调沿海地区出租合适地方供内陆那些资金雄厚者上核电，去海边发展牟利，核电内送也是很好的投资渠道。
6、 煤化工包括焦炭、合成氨、电石、甲醇等传统煤化工产品以及煤制油、烯烃、二甲醚、甲烷气等现代煤化工产品。目前传统煤化工已进入成熟期，主要产品产能均已过剩。而地方仍盲目发展的传统煤化工产品。我国石油资源紧缺，2008年对外依存度高达51%。
2010年尿素企业面临的未知风险同样巨大。往年进入6月，各企业将接单集港缓解国内压力，同时与6月北方大规模备肥播种玉米共同支撑价格走高，2010年看来情形相对严峻。4-5月低迷行情已刺激部分尿素企业提前集港，导致港口港存逾150万吨，仅山东某港口港存50万吨以上。国际尿素形势近期仍未有企稳迹象，尤其欧洲市场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继续低迷表现。近两年因国际尤其中国市场产能过于庞大，中国尿素在国际市场话语权增加，其表现在于中国旺季关税国际价格呈现火热局面，之后价格持续走低，至淡季关税价格将基本跌至低端。在国内需求清淡，国际价格低迷的双重压迫下，尿素行业后期将面临资源价格上调而带来的成本上涨另一压力。出口前景低迷，出口之路曲折，尿素市场仍难以乐观。
现代煤化工项目投资高，技术复杂，对环境容量、煤炭和水资源占用大，产品竞争力受能源比价影响较大，存在一定经济风险，不宜大规模建设现代煤化工装置。
7、 2008年，全国共有水泥企业4350家,水泥产能18.7亿吨，分布在31个省区市，其中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1018条，产能约11亿吨，我国水泥产量已占全球50%，全国在建和拟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水泥产能8.3亿吨，届时水泥总产能达到27亿吨。2008年我国水泥消费量为13.7亿吨，预计2010年消费量最多不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仍过剩。
8、钢铁企业尤为典型。随着国际上铁矿石价格的一路追涨，矿山处于绝对卖方市场，报价方式也是随心所欲。中国钢厂普遍接受了淡水河谷以普氏指数定价的临时矿石价格，即以青岛港现货价格三个月平均价格作为下一季度的定价。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淡水河谷推行的是普氏指数，而力拓则是以在一季度长协价基础上上调价格作为二季度价格，必和必拓则推行自身的更接近市场价的指数定价。钢企进行的每笔铁矿石交易价格都不一样，都是矿山向钢厂报价，钢厂能接受就要，不能接受自然有别的买家要。
当前扼住中国钢企咽喉的国外三大矿山已由金融资本控制，千方百计追求最高利润，一天一个价的定价机制，只保证质量却无法保证价格，价格风险全部由中国企业承担，使铁矿石买卖长期定价协议机制的完全崩溃，钢企只能接受对方确定的价格。铁矿石的现货化趋势可能会同石油期货一样，成为国际游资炒作的对象。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77户大中型钢铁企业中10户亏损，亏损面达到了12.98%。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仍处于盈利低水平状态。目前中国企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缺乏经验和监管，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不到位的情况下，欧元下滑的冲击波再加上房地产的大幅下滑，中国钢企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有可能陷入巨亏的覆辙。
“老大哥”也有陷阱
2007年6月12日在莫斯科市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仪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茹科夫、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为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投土奠基，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再强调，坚决支持和帮助建设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占的面积8.2公顷，项目集高档写字楼、5星级商务酒店、现代化会展中心和综合性商业中心等多功能一体，融合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总体建设规划为20万平方米。周边分布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东方园林式。项目投资约为3亿美元，但是俄方追加到4.5亿美元。中国方面强调，一定要保障专项资金的到位。但是，自2007年举行奠基仪式以来，中方投资项目实质上没有任何进展。项目建设用地49年的长期租赁权至今没有盖完公章；而专案规划立项和土地使用的审批工作一拖再拖。连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都出面干预，仍没有效果。
俄方莫斯科公司与中国工程建筑公司达成协定，由中方承建俄方在哈萨克斯坦签好的项目，但是哈方却不给中方发放施工许可证，中方难以开始施工。俄方以国际建材价格暴涨，各种费用支出增加为由，要中方赔偿5千万美元的损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暑多项能源合作档，能源管道顺利对接，中国在中亚各国实用外交，使俄罗斯、美国备感到失落和“暗中愤怒而设法报复”，今后的此类矛盾与纠纷将会更多。
城市扩张之痛
在以都市化为主调的城市化让人们感到城市空间日益狭窄、资源与利益的冲突渐趋激烈的今天，每位在大城市的人大都对青山绿水，空气新鲜的农村流露出羡慕与向往，但又无奈的留在拥挤的城市。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城市与乡镇规划和发展的二元保“大产权”、压“小产权”的模式。
车流 耗油大军
如今面临困境的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公共交通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完全依赖私家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随着油价不断上涨，居民却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交通工具；再有，土地过度开发和使用，而相关的法律、政策却没有到位；另外，银行对城市房地产放贷限制很小，导致赢利的开发商不断在城市扩张、建房，使各地城市成了千城一面、拥挤不堪的“钢筋水泥森林”，如果不标地名，谁也不知是哪里?反正到处都差不多，没有任何美感与特色：
从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乡村现代化与城镇化不能仅仅围绕中心城市建立，不能完全依赖中心城市。远离都市的乡村，开发成本相对低廉。但城市的道路有的可以修成近百米宽的大马路，而农村的“村村通”水泥路仅有三米多宽，两边是农田或灌溉水渠，两辆小汽车对开碰头还无法错车，谁也过不去，谈何发展？
农村也也应像城市那样规划必需的配套设施，如安全保障、商店、购物中心、学校和医院，要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要发展本地所需食品的加工和运输网络，不能完全依赖外部供给。
古人尚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却“创造”出都是“公民”却无法按“公民”来平等对待的“二元制”“奇怪”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9年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2700美元，而农民年平均收入只有752美元(这个数字大家也怀疑其真实性，因为目前中国农民是一家一户独立种地，村干部如何管理？农民收入数字很难统计）。
因此，中国不能再沿着过去30年走过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地方和中央政府应抓紧研究“破除二元模式的高招”，与其把大量外汇存在国外，不如拿出大部分使城市与乡村并驾齐驱发展。对复垦的宅地给以收购补偿，使农村中的土地得以顺利退出，减少城乡两栖居住和村庄不能被整理带来的土地浪费。要通过绿色科技推动本地新兴产业的发展，保护农业、水资源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有了这些，乡镇首就消除长期以来只是向中心城市输送资源和人力的形象，大城市就不会拥挤。日常生活却能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享受.《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乐被之园，爰有树檀”。岂不乐乎。
“九龙治水”为何治理不了高房价？
中国处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如果真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本意而建，我相信中国不会有房地产暴利与金融危机。
冷静观察、研究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处于城市化过渡期，房地产财富来的太容易、太诱人，早把杜甫老先生的美德本意忘得一干二净。房价成为洪水猛兽，甚至出现“九龙治水”治理不了的怪事。
本来，房子是老百姓生活必须的消费品，但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投机者最能获利的投资品。虽然国务院已经将“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遏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作为了重要政策，涉及房地产的部委又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和国家统计局等。尽管遭受政策密集轰炸，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却仍在上涨。飞涨的房价之所以成为洪水猛兽，可以说与“九龙治水”治理不了房地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北京市目前二手房均价达到20079元/平方米，而2009年11月份北京二手房均价为15951元/平方米，二手房均价比4个月前上涨幅度达25.9%，月均涨幅为6.5%。有70个城市3月房价走势新建商品房价格涨幅超过10%。据社科院城调队调查显示，至2010年，全国660多个城市现有空置房6540万套。调查数据中所定义的空置房，半年以上每户每月电表零读数是卖出去了而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全国还有在建房1250万套。意味着空置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
大量闲置的空楼：
飞涨的房价与大量闲置房与银行缺乏审慎与监管有关，好像房地产风险极小。去年银行新增贷款投放规模接近10万亿元， 银行业金融机构明明意识到风险存在，却仍对投机投资性购房贷款明扼暗放，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实际仍信奉西方的管理模式。因为他们觉得房贷是“优质贷款”，“没钱有房子”。（美国的次贷危机，房子为何不能变成现金？房子贬值贱卖如大白菜难道不是危机？“城门失火”焉能不会“殃及池鱼”？）
还有一部分是不靠贷款的“富人”而购置大量的“不动产生财房产”。例如有关部门查证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在北京的35套房产，基本都在三环内。其中，宣武门外大街92号海格国际大厦17套，郝鹏俊名下13套，其余在子女名下；朝阳区关东店四巷和南三里屯危改小区通盈首都花园巴黎城共17套，宣武区信恒大厦1604号房产一套。这些房产购置时的合同金额是1.67亿多元，按现在市价价值3亿多元。这些房子是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吗？不仅不是，而且完全脱离银行和税务部门的监管之外。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发达省份富裕人家早好多年前就发达起来了，但富裕的农村人还是占少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牺牲了很多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的，强行占田，强行拆房，城市扩张占地、高速铁路公路占地，建成后垄断收费，并没有让大多数农民享受到土地增值的福利，反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被剥夺，不仅高房价已经完全脱离了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且土地的升值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升值后的利益农民很难享受到。
支撑高房价其实就是那20%的人群的富人，比例虽小，但是他们却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财富。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揭晓，在上榜的400个富豪中有130多个是房地产富豪。富豪榜前10位中有4人涉及房地产行业，前40位中则有18位涉及房地产行业。《2010胡润财富报告》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达5.5万人，十亿富豪1900位，百亿富豪140位。
中国亿万富豪多由房地产业培育生产。正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支撑着现在的高房价，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资本，占有了社会的大量资源，富豪购房团们，一掷千金，上百万的房子，一买就是一单元，甚至整栋楼。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房兴叹”。
温家宝总理最近说，当前经济形势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实施一揽子计划成效继续显现。我们既要肯定取得的成绩，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又要保持清醒头脑，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密切关注和正确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困难和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些。继续加大对“三农”、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民生工程等薄弱环节的支持，严格限制产能过剩行业扩张，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近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研究会在举行代表大会之际，得到了习近平同志热情洋溢的贺信——并且上了新闻联播。这个研究会就是“延安精神研究会”。习近平同志对延安精神研究会举行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然而事实上，形势发展到今天，我们却不能不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主要是某些官员和不明不白地“最先富起来”的人，是要对延安精神不以为然甚至深以为恨了！因为延安精神和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是格格不入了——延安精神强调为人民服务，他们追求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甚至人民为我服务；——延安精神强调群众路线，他们却认为“政府对刁民要硬气”；——延安精神强调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们却要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延安精神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们却追求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延安精神强调独立自主，他们却处处以外国为依归；——延安精神强调官兵平等，他们却时时处处都在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法上特权；——延安精神与腐败水火不容，他们却认为“腐败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延安精神强调健康作风，他们却追求腐朽没落；——延安精神强调大公无私，他们却信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
所以当习近平同志再次特别强调发扬光大延安精神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怎能不刺耳，怎能不窝心！企图把公众利益改变为“有自身利益”，其实就是封建特权的的人。欧元大幅缩水，美国政府注资银行却被银行股东分红，西方投资拉动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正在本文写成之时，5月21日凌晨，受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就业及先行经济指标等数据不佳等因素影响，美国股市大幅收低，并创下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日下跌点数和跌幅。三大股指较52周最高点位均已经下跌了10%以上：
欧洲债务危机升级以及美国经济数据不佳，使投资者担心欧美及全球经济复苏都可能受到影响，再次证明世界经济危机尚未过去。步西方模式是不行的，中国不能再学西方那一套，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同时，对力主西方模式的人，不能不格外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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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信息称，将调整部分省份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总队负责人职位，加大系统内干部交流力度，目前一些省份交流调任的干部已陆续到位。国家统计局联合监察部、司法部召开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国家统计局目的是想通过人事上的调整，为下一步的大检查铺路。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将重点检查2008年以来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对查出的恶性弄虚作假案件，要集中通报、公开曝光”。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对于GDP数据造假的新一轮大讨论。
“数据造假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年初刚卸任的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道，“一位地方的统计局长在电话里向我诉苦，统计工作压力很大，有些事情无法左右。”
从科员到司长再到副局长，林贤郁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20多年，熟悉统计工作的前台幕后，认为光打统计局的板子是不对的，“任免和提拔干部不能过多看重GDP，如果干部考核体制不改，统计数据造假现象很难有大的转变”。
统计造假由来已久
1994年9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中滋长起来。反映和汇报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些统计数字水分很大。
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统计数据造假情况甚是少见，江泽民的讲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作为主管统计工作的国家统计局开始从制度设计上着手，进一步优化统计制度。
1998年6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对统计工作也提出要求：一是统计工作要把快放在第一位；二是统计数据要精，不要求全；三是要把统计数据搞准。
2003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向国务院建议：调整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
“普查次数太多，太频繁，调查项目过多，效率太弱，造成经费的大量投入，数据准确性也很难把握。”林贤郁如此解释当时调整统计制度的重大背景。
由于2003年国务院才批转同意实施全国经济普查报告，因此，从2004年12月31日才开始进行首次全国经济普查。
在首次全国经济普查不久，2005年4月，湖北省出现两起统计造假事件。其中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三台村经济普查弄虚作假，竟然捏造了9个多亿，虚夸了10多倍。此案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我们是在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系统内部通报的，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林贤郁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社会上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关注与日俱增。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本地区上半年的GDP。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多出1.4万亿。
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少阶在政协会上作了《应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公信力》的发言。他举例称，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至少2004年以来，几乎年年如此。
国家统计局官员则辩称，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既有重复统计的原因，也有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相同导致的，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考核过关或政绩需要而高估GDP数据。
“第二次经济普查比第一次暴露出的问题更多。”林贤郁介绍说，第一次经济普查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发现，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是重新考核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因此都想把GDP的数据弄得高一些，“这也是这次要搞全国大检查的一个原因”。
GDP“政绩化”
2004年7月，国家统计局核算得出上半年GDP增长数据为9.3%，而按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相差19.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三季度。
GDP统计数据连续不一致，再次引起中央高层重视。当年10月，国务院召开会议，要求国家统计局提供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
2004年10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统计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怒斥地方数字造假的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统计工作中还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少数干部甚至利用虚假的统计数据编造政绩得到升迁”。
为了规范地区GDP核算方法，提高地区GDP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004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由于地区GDP核算中基础数据缺口较大、核算方法不完善、统计体制不健全，特别是某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家和地方之间在统计数据上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因此，国家统计局开始将地方计算本地GDP数据的权力上收。2004年9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GDP核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之一，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实行GDP下算一级，并上收GDP发布权。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推行GDP“下算一级”的新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全国与各地GDP数据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
但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并不认同：“单纯上收发布权和下算一级，不能改变数据虚假的现象，GDP统计和发布程序的改革，容易因利益妥协而流于形式，治标不治本。”
“假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提供给国家统计局的基础数据就是不真实的，国家统计局怎么去核实呢？”上述官员疑惑道。
“GDP的核算统计和国外早就接轨了。” 林贤郁说，“从技术层面讲，统计方法已基本上与国外相同，并且地方各个统计部门也已经同步，但依然存在数据不实问题，这说明改革已经不是技术层面所能解决得了。”
叶青总结出数据造假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统计的制度方法在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另外一个是统计制度之外的原因，提供数据的有关单位、企业，在提供数据时存在造假的情况，“这些数据我们不能直接去改”。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阐述GDP指标的局限性，列出其诸多“不能”：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表示，“本来GDP是企业法人、群众创造的，市场主体是老百姓，而不是领导个人的贡献，但现在人为把它政绩化了。”
改变干部考核制度
作为《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读本(2009年5月1日实施)的主编之一，林贤郁认为《处分规定》有很多局限性，很难甄别出哪些数据被行政干预。
“在核算数据时，某些领导把统计官员叫到办公室，说‘你是不是核算错误了，我感觉不准确，你再回去算算’，像这种情况，很难取证。地方统计局的人、财、物等都归属于地方管理，统计官员很难顶住压力。”
林贤郁疾呼，让GDP客观存在，不要过分看重它，不要把它看成万能的指标，“尽快把干部晋升和GDP增长相脱钩”。
“唯GDP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绩观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叶笃初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部分地区，这些问题的确有些积重难返。”
同样，叶青也认为，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各省上报的数据过程中，很多地方领导跑到北京，讨价还价、挑刺，不是说统计局漏报就是说某些方面应该增加一点。”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介绍说。
“实际上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叶笃初表示，在近几年干部考核中，唯GDP考核已经有所调整，比如说对干部考核增加了生态指标，“再唯GDP考核，是愚蠢的”。
200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和实施《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考核内容，增强考核内容的科学性，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又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透露，广东将改变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办法，新考核办法中，经济增长的指标占整个考核指标不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