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经济的原动力和根本命脉，其对于经济犹如血液对于人体，是一国或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正常运行的前提和保障，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欺诈门”的曝光，美国高盛集团及其高管的道德操守受到全世界的质疑，不少国家和金融机构也意识到其危害性，纷纷停止与高盛的合作或交易，一些国家甚至开始“封杀”高盛。但我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似乎对高盛的劣迹不仅没有丝毫警惕、防范，甚至对其情有独钟，继续打开金融大门，就像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家门任由别人去偷、去拿、去抢一样，让高盛们在国内继续肆意妄为、翻云覆雨、吸金敛财。

在当今的中国，只要一说防范金融风险，一提保障金融安全，一讲监管金融市场，就总会有些自诩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人挥舞着“政治过敏”、“闭关守旧”、“开历史倒车”的大棒打过来，俨然一个“自由经济”的“卫道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捍卫者，“地球村”的“守门人”，似乎只要“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市场自由化”甚至是“国门洞开”了，中国就真正与世界接轨了，中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中国很快将会成为全球“富国俱乐部”的一员了。其实，这是对“金融安全”的误读甚至是无知。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体内的血液有ＡＢＯ血型系统、ＭＮ血型系统、Ｐ血型系统、Rh血型系统、ＨＬＡ血型系统等二十多个血型系统，一个人体内原则上是不能同时输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血型系统的血液的，否则就会造成血液之间的相互排斥或不良反应，从而危及人的生命。即使是过去曾被错误认为是“万能血型”的Ｏ型血，由于血浆中含有抗Ａ、抗Ｂ抗体，它能致敏或凝集Ａ、Ｂ、ＡＢ型红细胞，使之寿命缩短或立即破坏，属于输血禁忌。因而，当今的医疗实践中都是推广成分输血，而不鼓励采用异型输血的。

金融体系也是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宗教文化、经济管理体制、地方风俗习惯、国民道德诚信和人们意识观念等不同，使得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就金融本身来说，也会因金融体系结构及其独立性和自由化，央行与政府或国会的关系，央行对金融的调控、监管手段、程度和效果，商业银行的产权及业务经营模式，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金融监管的体制与内容，以及金融市场发育的状况，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否，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基础设施，国民金融意识和观念等等存在差异而有着极大的不同。

各国金融系统这种与天俱来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使得每个国家或地区只能适应原生性的金融体系。一旦注入外来的金融元素，必定会产生种种的不适应性甚至是不良反应。要么会因金融体系的简单与复杂、优质与劣质信贷、流动性充足与匮乏、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联系、要素市场关联度等金融要素之间产生抗体或排斥，使本国金融体系崩溃；要么是外来金融元素活性过大，逐利的本性使得各类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有着天然的贪婪性、躁动性和攻击性，从其活动过程来看就表现为金融的活性过大，市场大起大落、剧烈震荡，容易引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要么由于外来资本过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大，资产泡沫、经济泡沫膨胀并带来通货膨胀；要么会因外来资本突然外逃或撤离，导致本国金融体系失血，诱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只要我们对近5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作一番分析研究后就会知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据世界贸易组织等权威机构不完全统计，目前存在并游离于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银行资产超过20万亿美元，保险费用约2万亿美元。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本性，世界上每年近400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因为外贸而发生的，主要都是为了追逐因利率、汇率变化而带来的盈利机会。有资料介绍，美国对冲基金的资金杠杆率高达1:300之多。这些金融投机者无时不在试探窥测、制造风波，以此牟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有套利的机会就会闻风而至，牟取暴利后或无利可图时就会迅速撤离。

从古代的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专门学科就可以看出，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出于政治需要，可以通过发动“金融战争”来达到目的。如1956年10月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危机，英法和以色列三国密谋对埃及进行侵略。为了控制中东地区并争夺世界霸权，美国选择支持埃及而抛弃了英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英国，如果英国不放弃苏伊士运河，那么美国就要抛售持有的英镑，果然随后就开始发生英镑挤兑，受美国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迫于压力，英法撤军放弃了苏伊士运河，大英帝国也从此走向衰落。上世纪80年代中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并让日元大幅升值，也是美国通过“金融战争”攫取他国财富的典型事例。

再来看看我们国家打开金融大门后的遭遇吧，从2005年起，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先后引入海外投资，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投资增殖约7倍。另外，在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过程中，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样的金融开放、资本贱卖实在让国人痛恨和揪心。

高盛在我国乃至全球的所作所为也向政府和经济界人士敲响了警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疯狂吸金。2006年4月28日，高盛以25.822亿美元的总价认购164.76亿股工行股份，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增长4.65倍；2010年，高盛旗下全资子公司GSPharma持有创下A股最高发行价的海普瑞4500万股，以148元的发行价计算，高盛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将浮盈65.89亿元。在投资中国上市公司或向中国国有企业推销金融衍生品方面，高盛也是劣迹斑斑。投资西部矿业后套现70亿，采用不正当手段运作股权，通过双汇发展、中国石化、中粮集团等上市公司获得暴利，并操控中国的粮油和农产品市场。在世界期货市场巧取豪夺，有针对性地把中国有刚性需求的商品价格抬高，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铁矿石、农产品、化工产品等期货价格连年上涨，还兴风作浪，操控期货价格，使之犹如疯狂过山车，暴涨暴跌，不断将世界很多国家的财富收入其囊中。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高盛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利用金融创新、传播虚假信息等不道德行为赚取巨额利润。

金融安全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战争比军事战争更残酷，中国的金融安全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善心与仁慈。面对势不可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和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楚高盛们的真实面目，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充分认识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和脆弱性，科学分析当前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正确应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增强我国的金融免疫力，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性、有力的金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