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审议会、政策咨询机构的智库作用
日本的各种政策审议会和政策咨询机构，有的是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从专业的立场，对特别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审议，属于合议制的一种机构。有的是高官政要或利益集团的智囊团。这些机构或团体，在政策立案过程中，有的从利益集团或行业角度，从事政策研究和建议，有的从中立立场或公益视角，或以专门知识为基础，从事政策调研和建议。其中，审议会所起的作用，多从中立立场出发，进行纷争调解，利害关系调整，引入专业知识。作为桥梁，审议会还有联络民众参加行政决策过程的作用。
由于很多政策是在审议会和政策咨询机构的中间报告及答辩的基础上产生的，审议会和政策咨询机构的组织和其中的人员及其活动，常常受到媒体的关注，有时也受到相关民众的特别关注。
在各种政策咨询组织中，有必须依据法令设立的审议会，也有不必依照法令设立的私的政策咨询机构（私人智库），构成人员主要有企业界人士，中央省厅的经验者，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媒体人士。
审议会和私人智库的作用有一定差异。审议会是公的政策咨询机构，一般承担着决策的后期工作，既从各种政策议论和方案中，最终选择出定案或定论。私人智库一般承担决策的前期工作，进行提议或提案，开展调研讨论，这样的智库临时性的较多，存在时期比较短，人员流动比较大。
审议会和私人政策咨询机构，对日本政策形成确实产生重要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围绕审议会和政策咨询机构的改革呼声没有断过，也交织着种种权利和人脉的明争暗斗。
* 审议会制度及其机构
审议会是战后形成的一种长期的制度。
审议会一般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部门下，是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审议会的智囊人物由这些行政部门聘任。
日本审议会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现在的审议会制度的确立是战后的事情。作为战后民主化的一环，依据1948年颁布的国家行政组织法，开始设立审议会，规定审议会的主要功能是：（1）反映各层国民的意见；（2）通过听取多种意见让行政过程尽量实现公正；（3）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重视专门知识；（4）调整各种利害关系。
1983年以前，各种审议会的设立和废除只能依照法令。1983年以后，经过对审议会制度的改革，其设立和废除的依据可以根据法令，也可以根据政令，既审议会的设置权限放宽了。审议会的委员是国家公务员，审议会属于行政机构，但只是应对行政部门的咨询和答辩，没有对国民执行的权利。1956年日本曾有208个审议会，1965年增加到277个，以后在行政改革中，审议会被削减，2006年活动的审议会有110个。
* 重要政策会议
重要政策会议在日本智库参与决策的历史上浮出水面较晚。典型的重要政策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男女共同企画会议，都成立于2001年。重要政策会议因为有首相做议长，成员由相关省厅大臣和专家学者组成，为首相直接提供政策建议和调研报告，具有首相私人智库的色彩。其中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由已故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设想，参考了美国总统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设置，直到2001年，才由小渕首相着手打造成型。
重要政策会议比审议会的出现晚了几十年，但直接贴近首相，作用特殊。
重要政策会议一般由首相或官房长官做议长，召集相关大臣、专家学者和有识者，成员大约在10名左右，一般民间有识者在其中占四成。重要政策会议根据内阁府组织法设置，重要政策会议的活动形式和作用虽然有类似审议会的地方，但不属于审议会的划分。重要政策会议的人选随着首相的变更多有变更。
* 私人咨询机构
作为官僚和政要的私人智库——私人咨询机构，要比公共智库身份的审议会更加多种多样，名称一般爱用恳谈会、恳话会、学习会、论坛、研究会、检讨会、考量会等等。审议会的设置，要受到国家行政法第8条的制约，而私人咨询机构的设置，不受这种法规限制，因此有“私”的色彩，设置起来比较随便，数量众多。仅日本总务省2006年2月存在着的私人咨询机构就达54个。
很多私人咨询机构都是临时性的，活动寿命不长，有的也就存在1到2年。常见的私人咨询机构有首相身边的恳谈会，有大臣的恳谈会，有党首的恳谈会等。也有为了解决某个时期的特殊问题，制定特殊对策而临时开设的私人咨询机构，如2001年为厚生劳动大臣和农林水产省大臣设置的“BSE问题调查检讨委员会”，就是针对食品卫生法改革和食品安全管理法的制定而临时设立的。2001年小泉为推行行政改革也给自己临时设立了私人咨询机构。这些临时私人咨询机构虽然生命不长，但参与制定的决策可能有重要或广泛的影响。如在“BSE问题调查检讨委员会”作用下，出台了日本食品安全管理政策，这个政策曾经引发了中日之间的食品贸易摩擦。
在日本的权利利益争斗中，私人咨询机构受到关注和争议，有人指责私人咨询机构是法外存在，为私人服务却花公款，应该严加限制和管理。
智库的存在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社会重视，智库有为，才能促进智库和社会的互动发展与决策科学性的增加。当然，有些智库活动可能干扰决策。对智库而言，长期不懈的学识和信息积累，坚实有力的决策型研究成果，是参与决策的实力基础；保持思维的活力和行动的张力，是智库参与决策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基本条件。在信息发达和民众关注政策的社会环境中，智库参与政策形成的途径大为拓宽，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些途径是灵活的，有些途径则通过反复实践被制度化机制化。制度化机制化的途径将智库与决策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