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北省委第一秘书李真因收受巨额雅贿被注射执行死刑
中国官员收藏热的“第三次浪潮”
吴 树
第一位被执行死刑的“雅贪”
2003年11月13日，河北省唐山看守所。
早七点，两名狱警拎着一只大饭盒走进一间重刑单人牢房。
“吃饭吧！”狱警对犯人说。
脸色苍白的犯人朝狱警惨淡一笑，将目光移向刚搬进来的小饭桌，上面摆着几样他平常爱吃的饭菜，外加一瓶酒。他尽量保持外表上的平静，若无其事地吃了几口饭，阁下筷子，从床上拿出一张字条：“可不可以替我递给我的家人？”
狱警接过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两行字：“昨日忘了交代，两幅清代楹联退还XXX，他的事未能帮上忙……”
狱警离开后，两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进来，向犯人宣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依法核准河北高院判处其死刑的裁定和死刑执行命令。
上午8点17分，面无人色的死囚犯身披刑具被几名武警押出牢房。门外，几名武警和一辆大车守候在那里。犯人最后匆匆看了一眼天空，在两名武警战士的帮扶下，木讷地登上刑车。
车上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些用于固定四肢的设施。死囚犯被蒙上眼睛带上那张床。不一会儿，四名身着白大褂、面戴大口罩的护士先后上了刑车，轮流将早已准备好的四支注射液先后注入一个通电注射容器。护士们离开后，观察室里的行刑人员按动通电注射器的按钮，将里面的液体推进死囚犯的血管里。据说，四位护士小姐手里的注射器，有三支灌装的是葡萄糖，只有一支灌装的是能使人在最短时间内走向死亡的致命毒液。当然，这四支注射器究竟哪一支灌的葡萄糖、哪一支灌的是毒液，护士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刑程序，可以减小行刑者的内心压力。
大约过了20秒钟，一阵短暂的痉挛过后，年轻的死囚彻底撇下了他的官位、他的财富、他的珍宝、他的亲人，用自己选择的注射行刑方式结束了昙花一现的生命，独自走向了天国……
他叫李真，罪名是贪污受贿巨额金钱财物。李真入狱前曾是河北省红透半边天的政治明星——28岁升任省委第一秘书，34岁调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同时，听说他还是一位隐形文物收藏家，很多古董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家藏珍宝，但一直到他去世前，很少有人亲眼看过他究竟藏了一些什么。
2004年4月，记者听河北的朋友说有一场“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将在石家庄举行，届时会有一批李真的收藏品集中亮相。于是，几天后记者即时赶往拍卖现场。
“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在石家庄市“东方龙大酒店”四楼拍卖厅举行，此次拍卖共有李真收藏的619件古董和现代珍贵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收藏界人士的眼球。据举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3天预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者达到1万多人，其中不少参观者表达了强烈的竞买意向。
听河北一位同行说，他曾经到过李真家看过他的部分藏品，实际上还远不止展出的这些，李真亲口对他说，他收藏的许多文物精品连省博物馆都没有。那位同行还告诉我，比起别的贪官，李真收受文物贿赂的手段“很仗义”，收藏品位也很高，他有几不收：事情没办好的不收、求助者个人掏钱的不收、不具备文物价值的古董不收。给李真送文物的大多是两类人：一是在他担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一秘时，一些想巴结省委书记升迁的官员；二是他出任国税局局长后，一些想偷税漏税、减免税收的企业主。前者送古董花的钱可以巧立名目公款报销，后者送出去10万元古董，可以为自己的企业省去几十上百万元税收。所以受贿者“心安理得”，行贿者也能“乐得所图”，皆大欢喜。
4月14日上午10时，拍卖会正式开始。拍卖师刚走上拍台，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疾步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字条。拍卖师看过字条以后宣布：“刚刚接到此次拍卖的委托方——河北省检察院的通知，在619件拍卖物品中，有60多件拍品属于国家级文物，予以撤拍。撤拍物品包括古代瓷质钵盂1件、清代窑变釉天球瓶1件、清代花鸟瓷匾1块、恐龙蛋化石1个、明代青瓷花瓶2只、白瓷花瓶2只、李大范墨梅图轴1件、刘墉十三行真迹1本、古代玉器48件……”
尽管部分文物撤拍对竞买者的热情不无影响，但剩下的拍品最终还是全部成交。这次李真受贿物品的拍卖，开创了中国贪官受贿文物专场拍卖的先河，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官员收藏文物现象的高度关注。
“前赴后继”的雅贪们
有人给中国贪官的腐败形式添加了一个新品种，叫“雅贪”。其实要认真考究起来， “雅贪”这词儿也算不上网友们的新创。中国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因而以文物古玩行贿，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了。
算起来，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开始跑火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听当地同仁们介绍，此贪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检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的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在马继国身前身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有“雅贿”罪嫌的贪官。
2002年，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在两位贪官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仅薄绍铨一人，就接受“雅贿”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等。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大贪官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此人嗜古董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1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
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案发之前在当地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案发后经查实，此人在职期间，曾先后收受他人赠送的文物达数百件，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王天义受贿的财物主要由这些价值高昂的“礼物”构成。在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最低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等。
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曾被人戏称“藏宝局长”。这位“藏宝局长”被批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为了避免招来外界猜疑，邹建新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藏品。后经专案组查证：邹建新的藏品绝大部分均为收受他人贿赂所得……
尽管上面所列举的接受“雅贿”的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一时半刻还难以根除这种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批“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一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的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几乎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做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钱权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雅贪”之意不在“古”
对于大部分贪官来说，热衷收藏、搜刮古董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敛宝聚财，所以，“官员收藏热”势必也已成为我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祸源。记者在多年的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贪官获得有价值的文物之后，不敢在国内公开露面，只好将那些宝贝藏匿于密室，一有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悄悄走私出境，以他人名义送到国外拍卖公司去拍卖或与古董商进行私下交易。一位长期在检察院办案的朋友告诉我：贪官们的文物走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让在外国留学或工作的子女直接携带出境，这些人有头有脸、神通广大，一般通过海关不会遇上麻烦。2006年，一位韩国古董商告诉记者：他通过一位美国古董商，先后买过几幅明清两代画家的字画，那几幅字画的卖主，同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听说那位留学生的父亲便是一位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
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者工作之便，使用港澳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自己的工作用车，直接携带少量文物从深圳过海关去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些胆小的官员不敢在香港进行文物交易，只是把那个自由港当做中转站，将走私文物安全转往国外。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曾亲耳听见一位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的中籍雇员在跟朋友“吹牛”时无意透露：他曾多次帮助北京几名高干子弟上拍过古董，有的在香港拍，有的拿到美国或者英国去拍，价格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港币以上。
三是国内一些有外商背景和黑社会背景的文物蛇头紧密勾结、互相利用，形成长期利益同盟。这样的事例机密度很高，一般不易被人发现。记者见过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广东籍“水客”，人称“泰哥”。听人说“泰哥”手里经常有一些稀少的文物珍品，他的内弟告诉我，说东西再好在他姐夫手上也握不住几天，还与他原来贩毒一样，自己不吸毒，到手就走货，不会让毒品老压在自己手上。
这种现象在我的合作者国外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在2008年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博物馆涉嫌走私中国出土文物的那起案件中，嫌犯在与联邦卧底官员的谈话中承认：他们在中国违法收购的文物，其中不少珍品就是从一些地方官员和他们的亲属手里买到的……
以上事例足以证明：部分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涉足文物走私的现象的确严重存在。
公平地说，官员收藏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这对提高政府官员的文化修养和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就我们国家的现状而言，国家行政官员们的正当收入十分有限，就算是级别高的官员，靠正常收入购买，稍微上点档次的文物也得咬咬牙，更何谈去购买那些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文物珍品？
政府官员收藏热的出现，毫无疑问使中国腐败现象再次发生了恶性变异，它不但从政治上提供了钱权交易的掩护色，加剧了权力腐败的变量，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难度，使得本已十分严峻的文物巨量外流局势进一步失控。根据来自中国海关方面的资料显示：现在走私文物的发案率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猖獗，小到利用国际快件，大到集装箱成批运输，原来十几年仅查扣几千件走私文物的海关，现在经常是破获一起案件就能查扣几千件文物。而面对这一切，我们却似乎显得束手无策。（原载《谁在拍卖中国》，选载《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