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必破”和“访出来的精神病”

　　鲁宁

　　2010年5月18日新民网评

　　赵作海冤案“告破”，三名当年对赵“大刑伺候”的办案民警被刑拘（其中一人在逃），两名办案法官被停职。就事论事，这五人都叫自作自受。若深入一层分析，我对他们倒有点儿同情。

　　“命案必破”，尤其是当地影响大的命案，地方政法委常常下达限期破案的“通牒”，遇到嫌犯甚至于被错当成嫌犯的死活不开口不承认，往往对嫌犯上“手段”。人人都是肉身，能硬扛的终究是“异数”，于是乎，绝大多数嫌犯被“大刑”撬开嘴巴“竹筒倒豆子”，倒出来的豆子真假难辨。部分被错捕的所谓嫌犯，譬如赵作海，因实在受不了皮肉之痛加身心摧残，只好屈打成招。为错判甚至错杀埋下最初的祸根。

　　“命案必破”还是一种威权的体现，是地方政法委领导有方的一种表征，这在赵作海一案中表现到淋漓尽致。

　　赵作海虽被柘城县警方屈打成招，但柘城县警方三次向县检方上报侦查材料三次遭退回。导致此案一拖再拖严重超过最长羁押期限。商丘市政法委急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赵案，作出“已具备起诉条件”的错误决定。

　　然而，屈打成招的罪证毕竟漏洞百出，案子到了商丘中院，一方面，市政法委的决定不能不坚决执行，且根据赵的“分尸情节”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非对赵处以极刑不可。另一方面，此案证据实在让人不踏实，错判与错杀事后追责性质大不同，且追责永远不能追到地方政法委头上，只能找几个“赖阿毛”充当被追责的“替身”。

　　万般无奈也是情急之中，商丘中院玩了折衷，对赵作出死缓判决。如此这般，政法委这厢可以交代，又为中院自身留了后路。商丘政法委也知趣，对死缓判决予以默认。总之一句话，只要“命案必破”的目标已然达致，上下左右皆有所交代。

　　民谚“好死不如赖活”，幸亏因证据不足怕被日后追责，商丘中院对赵作海刀下留情，才为赵作海今日翻身创造了前提条件，否则，尽管被赵所“杀”的“被害人”回家了，再对赵作海昭雪对赵本人已无任何实质意义。

　　大抵15年前，笔者曾采访过一个精神病案例，此人性格有点偏执，但原先并无精神病，这是该“患者”的主治医师亲口告诉我的。此人性格偏执的缺陷缘自受到单位不公正对待，觉得单位领导报复他，非得讨个说法不可。矛盾长期未能化解，有同事出于同情也可视为利用，暗地里向他提供了单位主要领导经济上不捡点的部分证据，于是，没完没了的上访开始了。由于单位领导上面还有领导，有人担心拔出萝卜会带出泥。就这么着，此人被视为当地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因一次次告状无人理会，此人的偏执性格开始向抑郁症方向发展。

　　鉴于此人病相已渐显，机会来临了，正好被送进医院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去。采访线索是此人家属和亲友披露的，作为记者，我自知该采访有风险，且未必能发成稿子。但出于搞清事实也是出于同情心，仍一本正经地作了自以为深入的采访。当然，稿子还是没发成，日后见到此人亲属我颇不好意思，但人家却安慰说“你已尽责了”。再以后，我又碰到过类似的精神病案例，但都知趣地放弃采访。所谓见多不怪心生麻木尔。

　　于今，社会矛盾尖锐程度远远超过15年前。确保稳定早已套上了“一票否决”的笼套。这“一票否决”的约束力之大，在于地方GDP再光鲜而稳定出问题，GDP再光鲜也是白搭。可另一方面，信访制度虽经反复改良，未及旧矛盾化解，新矛盾反倒越访、“越改”越多。于是，新老上访户中的精神病患者也突然增多了。以今年为例，上访户“被精神病”已成网络公民表达的一个焦点词汇。作为曾经的采访者、过来人，我对其中的症结心知肚明。

　　解开症结，党委、政府、学界、社会有识之士，包括媒体和新闻评论，开出药方无数，采取措施无数。作为一篇网评，我无意于再炒冷饭，因为光讲大道理对于众网友已经心生腻味。我只想再补充两点：

　　第一、“命案必破”违背破案规律，古今中外，自从有了刑事司法制度，从来没人没机构做到过。该思维方式不转变，刑讯逼供单凭修改刑诉讼（何况修改阻力极大）怎么都甭想“改”掉，一定还会有赵作海第二、第三、第N，当年佘祥林案平反时我就这么断言。

　　第二、“访出来的精神病”说轻点叫掩盖矛盾，说重了是掩耳盗铃。矛盾从来是个“运动体”，不化解必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逼近临界点。过了临界点会有大麻烦。出了大麻烦，谁都难以堪。

　　铲除“命案必破”思维，杜绝“访出来的精神病”，看似一码归一码，其实都涉及同一主题的制度变革，而在当下，尤该从改变“旧官念”改起。让人寒心的是,就怕死活不思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