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血汗工厂”？

那么究竟什么是“血汗工厂”？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人待遇低而无保障，应该就是“血汗工厂”的标志。但问题是：所有这些特征都有个相对什么而言，亦即参照系的问题。在关于玖龙纸业的争论中，香港大学生组织实际上是用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指责玖龙纸业的劳工待遇不佳。但平心而论，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全面实行发达国家的劳工待遇，的确是强人所难，不能说是合理的。

与此相反，国内为玖龙纸业辩护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该企业的劳工待遇在国内同类企业中算是高的。“如果玖龙都是‘血汗工厂’，那中国造纸行业就没有不是‘血汗工厂’的了。”笔者并不了解玖龙的具体情况，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例外，但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外向型企业的劳工标准通常的确是高于内地的。虽然这些企业由于最受外界关注也易遭批评，但中国劳工标准最恶劣的那些事例，如“奴工砖窑”、“夺命矿井”之类确实不太可能在这里发生。不过，这样的辩护在国内或许有效，在国外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从逻辑上说，其他企业比玖龙更差，并不能证明玖龙就不是 “血汗工厂”，倒是恰恰给那些关于中国“血汗工厂”普遍存在的指责提供了理由。

第二种辩护是强调那里的工人都是自愿的，“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是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尽管奴工制和其他强制劳动经济有时也被说成 “血汗工厂”（但这么说通常被认为太轻，如很少有人把奥斯威辛或古拉格仅仅说成是 “血汗工厂”，人们更常说的是“死亡营”），但绝大多数公认的血汗工厂还是 “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的自由企业。顺便指出，即便在中国，尽管“奴工砖窑”是强制性的，但千夫所指的“夺命矿井”通常还是用的自由劳工，谁能说它不是“血汗工厂”呢？

第三种说法是：这种劳工制度是“科学的企业管理”所需。关于玖龙就有这种说法。不过，当年“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事实上，西方知识界不少人就是把“血汗工厂”当成“科学的异化”、“科学主义扼杀人文精神”的结果来论说的。

硬指标：有无自治工会

那么到底什么是“血汗工厂”呢？自由雇佣制与科学的企业管理难道不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要件吗？难道所有具有这两项特征的企业都是 “血汗工厂”？

当然不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时都被经常当成血汗工厂的典型，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仍然实行这种企业管理制度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再没有被加以这种“恶谥”，相反，它们都有了“高福利企业”的名声，在最近这次危机中，它们甚至成了“福利太高之弊”的典型。

劳动时间过长常常被视为血汗工厂的重要特征。促使工人延长工时、主动加班的包工制、计件工资和“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都是很多著述中提到的“血汗工厂”制度的典型行为，在日本，《野麦岭》就是这种典型的日本“血汗工厂”故事。但是，战后日本企业加班现象仍然普遍，甚至“过劳死”至今都被说成是“日本病”之一，然而对“血汗工厂”的批评却消失了。相反，日本企业的“温情脉脉”有时被人赞许地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有时，例如我国如今著名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甚至把“丰田生产方式”说成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精髓”在日本的卓越实践（当然，那是在最近出现丰田“召回门”事件以前）。笔者当然不欣赏这类说法——如果说日本有儒家的影响，在没有被美国占领军改造过的“野麦岭”时代，这种影响不会更小吧？至于毛泽东思想什么的，我想崔之元先生也不会再提了。但是，战后日本企业也的确摘掉了“血汗工厂”这顶帽子，其劳工权益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

这都是为什么？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以自治工会为基础的劳企谈判机制的有无。20世纪4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作用大增，在劳企谈判机制的安排下，福特制、泰罗制与流水线作业就不再是“血汗制度”，而是劳资两利的制度，这些公司的工人也被普遍视为美国的“强势工人”甚至“贵族工人”。当然现在这些公司的困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工会太过强势的批评，说这已经不是“劳资两利”，而是劳资两亏了。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资利劳亏”的“血汗工厂“已经成为共识。

而战后麦克阿瑟主持的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企业进行的民主化改造，其核心也是建立了强有力的自治工会来实现劳企谈判，以后日本工人的加班也就成了工人主动精神的体现，而不再有“资本奴役”的恶名。崔之元先生早年曾以英文著文批评 “儒家资本主义”之说，而极言麦克阿瑟当局引进“罗斯福新政”式劳工制度之效，只是他后来以中文著文，又说这是“毛泽东思想”之效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又该怎么解释丰田的困境，但他该不至于说这是“血汗工厂”吧。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发达国家历史上对血汗工厂现象出现和消失的评论，就会发现工时、工资、福利、劳保等因素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其标准都有很大的相对性——你很难说给工人多少钱一个月是“血汗工厂”，给更多就不是了，或者工作几小时就是“血汗工厂”，工时短些就不是了。但是有无组织自治工会（请注意是自治的工会，即真正为工人维权的工会，日本战前也有军部控制的工会，那不算数）的权利，有无劳企谈判的机制，却是一个硬指标。

“血汗工厂”源流考

据考证，“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它最初指的就是美国制衣厂商实行的 “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后来又指由包工头自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而在这两种做法中，工人获得的日工资都不是最少的。但由于回避了在正规工厂中集体工作的工人可能有的集体博弈行为，其单位产品的工资（计件工资）可以被压到最低，因而被称为“血汗制度”（sweatingsystem）。

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的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但是同样都以回避集体谈判为条件。例如：计件工资制度如果在未经集体谈判的情况下以最熟练工人的产量为分母来确定，迫使所有工人都向他看齐，这就被认为是“血汗制度”；而如果是经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单件工资标准，那么尽管最熟练工人仍然可以多拿，赶不上他的工人也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这仍然是计件工资，但就不是“血汗制度”了。

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存在过血汗工业的多数发达国家里，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住或者消失了。原因是工会的压力、工人政党的发展、工厂生产经济的不断增大以及对工业中人际关系的日益关注。”换言之，自治工会的作用被认为是第一位的。而从19世纪末起，许多学者如B·韦伯在《如何最有效地摆脱血汗制度》（1892）中，J·R·康芒斯在 《工会与劳工问题》（1905）中，也都把工会的存在看成是消除血汗工厂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工人有集体谈判能力，这是就整体的制度框架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而言的，并不是具体到每个企业的工人都行使了这种权利。一般而言，欧洲的工会比美国发达，在美国，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中的工会又比零售业等“灵活就业”部门发达。但是在后一类部门的雇员如果要求建立自治工会，也是没人能禁止的。而在欧盟内部，入盟标准除了市场开放、资本、劳动流动自由这类“市场门槛”外，“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就更为严格。新入盟的东欧国家劳工进入西欧打工，都被要求必须组织自治工会，由西欧公司与这些工会谈判劳务合同。这正是为了防止“血汗工厂”之弊传染到西欧。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曾就此抱怨道：“他们当年鼓励我们搞资本主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是社会主义者。”当然，西欧工人这样要求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不被来自东欧的“类农民工”夺走饭碗，而不纯是为了关心东欧的“阶级兄弟”。当几年前欧洲经济景气高涨、就业率好的时候，这条规定不很严格。实际上还是有东欧劳工在无工会状态下在西欧打工。但经济萧条了，西欧的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东欧的无工会劳工就被清退回来。“老欧洲”宁可以福利方式由西欧向东欧提供大笔补贴。这成为目前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要指出，如今有报道说一些欧美公司在华企业不愿遵照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建立工会。而据研究者指出：这些案例中的多数情况其实是这些公司要求成立自治工会，而中国要求他们成立中国式的工会，结果无法达成一致。事实上这些公司本国的法律是要求必须有自治工会的。这本来是他们那边的工人阶级为了防止企业家对工人“惹不起，躲得起”而推动立法的结果。可是由于投资对象国不允许成立自治工会，这些公司也就“被迫”规避了母国的法律。

1993年富士康在江苏昆山开始兴建的昆山信息科技工业园，目前占地1400亩的厂房、宿舍规模，开始直逼其大陆的最初据点——深圳富士康科技龙华工业园。

而各地政府陆续披露的数字显示，深圳和昆山的样本，不过是一个开端。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以电闪雷鸣之势在全国各地复制其深圳、昆山的成功——山东烟台科技园，占地3.3万平方公里，三四年的工夫，员工已超过5万人；山西太原，2400亩地，几年时间也已超过3万人；此外还有营口、武汉……

至2007年底，富士康在全国相对成熟的基地已经超过13个，分布路径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90年代转到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再顺势向北伸向烟台、秦皇岛的环渤海湾，乃至东北老工业区沈阳等地；近几年富士康在大陆的渗透趋势，已从沿海转向了以武汉、山西为代表的中西部……

自1988年投资深圳开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迁徒，至1996年富士康的销售额已达5亿美元，初具规模。此后一路飙升，至2006年达到340亿美元，2007年突破450亿美元。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如果没有2007年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次贷风波及此后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风暴，这样的扩张和迁徙，最多被解读为一场围绕着以成本为中心的“产业转移”。按照世界每十年即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迁徒之定律，“转移”是解决迁出地由城市饱和、资源日渐匮乏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的必然连锁反应。

但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加剧了中国对“转移”以及“转型”的焦虑：全球订单下降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制造刚刚巩固下来的规模优势？沿海城市在产业“转移”之后能如愿“转型”吗？受“成本”驱动的富士康们，如何摆脱经济周期的困扰，又如何摆脱不断迁徒的宿命？

关于这些追问的答案，已经隐含在富士康进驻中国大陆的第一站深圳龙华镇，以及深圳的“城中城”——富士康龙华工业园——的交错命运中。

“龙华镇样本”

富士康来来去去，对深圳的昨天、今天，明天，意味着什么？

1988年台湾企业鸿海投资大陆的第一站选在了一片荒芜之地的深圳关外龙华小镇。20年之后，龙华已经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深圳的“后花园”，并一跃从附属于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小镇独立成为一个深圳的行政区域——龙华镇。

龙华区目前人口约四十多万，其中富士康人口比重占了全区人口的大约一半——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龙华镇的命运，与这家来自台湾的企业一起，结成了难以割舍的关系。

龙华镇的居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富士康早年的扩张，让围绕其庞大工业园周边的农民一下富起来，“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38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员吃喝住行，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现在，龙华区内，有违章嫌疑、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正试图渗透到龙华区内的各类豪华靓丽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一幅标准的城市化进程图——它们的动力都同样来自富士康：随着富士康近年中层技术和管理员工的增加，像深圳著名开发商金地的高档楼盘金地“梅龙镇”，就位于梅观高速直探龙华区的入口处。

据龙华区政府人士介绍，梅龙镇吸引的买家只有少数富士康的中高管，而更多是深圳市区的居民。他解释说，这就是“磁石效应”——富士康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供应商，各种配套产业，也同时带动了龙华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从而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而据富士康集团主管经营的商务长李金明介绍，针对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和条件的大陆中层管理干部，富士康还有分房的福利政策，“最近两年向开发商买了一千套房，免费送给员工”。

正在面临“转型”的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未来的命运走向，也是龙华镇，乃至深圳的未来走向。

龙华区政府人士介绍，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今天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工业园逐步完成“职能转变”的共识。按照李金明介绍，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也将从目前的20多万调整到10-15万。

而转型，意味着将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各种经济数据足以见证富士康与深圳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富士康不仅是连续多年的中国出口冠军，也是深圳历年的出口大户。从2007年数据看，深圳出口额达到1500亿美元，以富士康当年产值约450亿美元、而大部分产值仍出自深圳来计算，富士康去年在深圳出口额中应占据10%-20%的份额。

而在财税贡献上，富士康旗下两家深圳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分别位居“2007年度深圳市国税局综合纳税总额十强”的第三和第十位。据称，该榜单入围门槛为9亿元。而根据富士康内部各种语焉不详的数据推论，富士康深圳2007年交纳的地税是7亿元，国税是40亿元。

龙华镇政府人士说，代工巨人富士康未来的迁徙，必然要让龙华以及深圳市同时面临这个庞大经济体转型带来的冲击。

“首先，大量生产线劳工搬走，周边农民房的出租率、周边餐饮娱乐都会受到冲击，小店的生意也会清淡。”该人士说，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未来从生产转向研发为主，其人员结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周边的城市的生态。

“龙华区未来的理想状态下，富士康技术、高素质人才将取代低端劳动工人，带来的影响是周边违建的农民房越来越少，高档住宅越来越多。”他说。但他同时认为这种理想中的“积极影响”还有待观察，因为崛起的龙华镇刚刚走上城市化的道路不久，而过于依赖一家企业带来经济拉动的现状还需要时间来改变。

代工王的“升级梦”

富士康的深圳基地能否如愿顺利完成其转型大任？龙华镇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未来命运，将给正在参与这场“富士康大陆迁移接力赛”的其它城市，以何种启示？

经过20年发展，富士康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大陆公司。

“富士康未来的主体还是在大陆。”富士康集团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主管何友成不久前告诉本报记者，大陆与台湾在语言、文化上的共通，天然决定了富士康未来扩张主体依旧只能是大陆。

“国外的工厂目前我们只有四万人。”他告诉记者。而富士康最新披露的大陆员工数量约60余万，近几年其大陆员工增长的幅度与其销售规模的递增速度基本持平。

李金明分析认为，中国近年由税收变革、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总体成本上升，并不能扼杀“中国制造”的优势。“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地方的整体资源能够像中国这样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制造能力。”

加上庞大的内需市场，李说，富士康不会放弃把全球制造的主体放在中国的打算，因为要找到一个拥有同样丰富的劳动力、成本结构，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定政体的经济体，实在太难了——这个大趋势在近期印度的恐怖袭击及越南的金融危机到来后，尤其显得不容置疑。

然而，2008年以来动荡的全球经济形势，显然中止了富士康自进驻大陆以来每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同时也给其一贯依靠扩张再投资方式获得增长动力的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有业界消息说，今年以来，富士康的重量级客户中，仅摩托罗拉一家的订单就下降了30％，而惠普等欧美主要电子巨头都下调了2009年的销售预期——全球电子行业正从增长周期步入衰退期。

富士康和“中国制造”的天花板正在降临——他们该何去何从？

据李金明介绍，外界忽视了富士康在产业转型上的有所为。对于目前在全球拥有十数个大型基地的富士康而言，一再迁徙也令其开始考虑更进一步的产业转型和布局。据称，曾经一度宣布“退休”的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之前已在内部称，其未来主要精力将放在如何利用大陆的资源寻找新兴产业，以及实现“科技的富士康”的宏大蓝图上。“他在找一些新的、可以做的、对的事情，把对的事情找出来。”李金明说。

“对的事情”包括光产业、LED照明、环境工程等，完全不同于“代工贴牌”的产业。“这些产业跟我们客户不冲突，但是市场又很大。”李说，新兴产业对于以代工业为主的富士康而言，还在摸索中，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随着深圳、环渤海湾一带部分基础研发中心和环境工程研发中心等机构的设立，技术和研发人员的比例将会有所上升，但是短期内，生产线员工依旧占了绝对高的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有富士康人士提醒说，深圳在转型与产业升级道路上的路径，还远非尚处于产业转移“接力”环节的内地其它城市所能效仿。富士康在各地的招商潮中，经常遇到各地政府提出的要求——“把研发最好的一堆放到我这里”——而这显然有违经济规律。

“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作研发的。”该人士说，就如深圳，一座城市，从制造向研发的转型必须要经过漫长的、炼狱般的痛苦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是“血汗工厂”？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人待遇低而无保障，应该就是“血汗工厂”的标志。但问题是：所有这些特征都有个相对什么而言，亦即参照系的问题。在关于玖龙纸业的争论中，香港大学生组织实际上是用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指责玖龙纸业的劳工待遇不佳。但平心而论，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全面实行发达国家的劳工待遇，的确是强人所难，不能说是合理的。

与此相反，国内为玖龙纸业辩护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该企业的劳工待遇在国内同类企业中算是高的。“如果玖龙都是‘血汗工厂’，那中国造纸行业就没有不是‘血汗工厂’的了。”笔者并不了解玖龙的具体情况，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例外，但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外向型企业的劳工标准通常的确是高于内地的。虽然这些企业由于最受外界关注也易遭批评，但中国劳工标准最恶劣的那些事例，如“奴工砖窑”、“夺命矿井”之类确实不太可能在这里发生。不过，这样的辩护在国内或许有效，在国外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从逻辑上说，其他企业比玖龙更差，并不能证明玖龙就不是 “血汗工厂”，倒是恰恰给那些关于中国“血汗工厂”普遍存在的指责提供了理由。

第二种辩护是强调那里的工人都是自愿的，“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是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尽管奴工制和其他强制劳动经济有时也被说成 “血汗工厂”（但这么说通常被认为太轻，如很少有人把奥斯威辛或古拉格仅仅说成是 “血汗工厂”，人们更常说的是“死亡营”），但绝大多数公认的血汗工厂还是 “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的自由企业。顺便指出，即便在中国，尽管“奴工砖窑”是强制性的，但千夫所指的“夺命矿井”通常还是用的自由劳工，谁能说它不是“血汗工厂”呢？

第三种说法是：这种劳工制度是“科学的企业管理”所需。关于玖龙就有这种说法。不过，当年“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事实上，西方知识界不少人就是把“血汗工厂”当成“科学的异化”、“科学主义扼杀人文精神”的结果来论说的。

硬指标：有无自治工会

那么到底什么是“血汗工厂”呢？自由雇佣制与科学的企业管理难道不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要件吗？难道所有具有这两项特征的企业都是 “血汗工厂”？

当然不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时都被经常当成血汗工厂的典型，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仍然实行这种企业管理制度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再没有被加以这种“恶谥”，相反，它们都有了“高福利企业”的名声，在最近这次危机中，它们甚至成了“福利太高之弊”的典型。

劳动时间过长常常被视为血汗工厂的重要特征。促使工人延长工时、主动加班的包工制、计件工资和“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都是很多著述中提到的“血汗工厂”制度的典型行为，在日本，《野麦岭》就是这种典型的日本“血汗工厂”故事。但是，战后日本企业加班现象仍然普遍，甚至“过劳死”至今都被说成是“日本病”之一，然而对“血汗工厂”的批评却消失了。相反，日本企业的“温情脉脉”有时被人赞许地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有时，例如我国如今著名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甚至把“丰田生产方式”说成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精髓”在日本的卓越实践（当然，那是在最近出现丰田“召回门”事件以前）。笔者当然不欣赏这类说法——如果说日本有儒家的影响，在没有被美国占领军改造过的“野麦岭”时代，这种影响不会更小吧？至于毛泽东思想什么的，我想崔之元先生也不会再提了。但是，战后日本企业也的确摘掉了“血汗工厂”这顶帽子，其劳工权益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

这都是为什么？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以自治工会为基础的劳企谈判机制的有无。20世纪4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作用大增，在劳企谈判机制的安排下，福特制、泰罗制与流水线作业就不再是“血汗制度”，而是劳资两利的制度，这些公司的工人也被普遍视为美国的“强势工人”甚至“贵族工人”。当然现在这些公司的困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工会太过强势的批评，说这已经不是“劳资两利”，而是劳资两亏了。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资利劳亏”的“血汗工厂“已经成为共识。

而战后麦克阿瑟主持的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企业进行的民主化改造，其核心也是建立了强有力的自治工会来实现劳企谈判，以后日本工人的加班也就成了工人主动精神的体现，而不再有“资本奴役”的恶名。崔之元先生早年曾以英文著文批评 “儒家资本主义”之说，而极言麦克阿瑟当局引进“罗斯福新政”式劳工制度之效，只是他后来以中文著文，又说这是“毛泽东思想”之效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又该怎么解释丰田的困境，但他该不至于说这是“血汗工厂”吧。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发达国家历史上对血汗工厂现象出现和消失的评论，就会发现工时、工资、福利、劳保等因素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其标准都有很大的相对性——你很难说给工人多少钱一个月是“血汗工厂”，给更多就不是了，或者工作几小时就是“血汗工厂”，工时短些就不是了。但是有无组织自治工会（请注意是自治的工会，即真正为工人维权的工会，日本战前也有军部控制的工会，那不算数）的权利，有无劳企谈判的机制，却是一个硬指标。

“血汗工厂”源流考

据考证，“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它最初指的就是美国制衣厂商实行的 “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后来又指由包工头自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而在这两种做法中，工人获得的日工资都不是最少的。但由于回避了在正规工厂中集体工作的工人可能有的集体博弈行为，其单位产品的工资（计件工资）可以被压到最低，因而被称为“血汗制度”（sweatingsystem）。

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的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但是同样都以回避集体谈判为条件。例如：计件工资制度如果在未经集体谈判的情况下以最熟练工人的产量为分母来确定，迫使所有工人都向他看齐，这就被认为是“血汗制度”；而如果是经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单件工资标准，那么尽管最熟练工人仍然可以多拿，赶不上他的工人也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这仍然是计件工资，但就不是“血汗制度”了。

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存在过血汗工业的多数发达国家里，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住或者消失了。原因是工会的压力、工人政党的发展、工厂生产经济的不断增大以及对工业中人际关系的日益关注。”换言之，自治工会的作用被认为是第一位的。而从19世纪末起，许多学者如B·韦伯在《如何最有效地摆脱血汗制度》（1892）中，J·R·康芒斯在 《工会与劳工问题》（1905）中，也都把工会的存在看成是消除血汗工厂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工人有集体谈判能力，这是就整体的制度框架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而言的，并不是具体到每个企业的工人都行使了这种权利。一般而言，欧洲的工会比美国发达，在美国，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中的工会又比零售业等“灵活就业”部门发达。但是在后一类部门的雇员如果要求建立自治工会，也是没人能禁止的。而在欧盟内部，入盟标准除了市场开放、资本、劳动流动自由这类“市场门槛”外，“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就更为严格。新入盟的东欧国家劳工进入西欧打工，都被要求必须组织自治工会，由西欧公司与这些工会谈判劳务合同。这正是为了防止“血汗工厂”之弊传染到西欧。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曾就此抱怨道：“他们当年鼓励我们搞资本主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是社会主义者。”当然，西欧工人这样要求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不被来自东欧的“类农民工”夺走饭碗，而不纯是为了关心东欧的“阶级兄弟”。当几年前欧洲经济景气高涨、就业率好的时候，这条规定不很严格。实际上还是有东欧劳工在无工会状态下在西欧打工。但经济萧条了，西欧的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东欧的无工会劳工就被清退回来。“老欧洲”宁可以福利方式由西欧向东欧提供大笔补贴。这成为目前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要指出，如今有报道说一些欧美公司在华企业不愿遵照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建立工会。而据研究者指出：这些案例中的多数情况其实是这些公司要求成立自治工会，而中国要求他们成立中国式的工会，结果无法达成一致。事实上这些公司本国的法律是要求必须有自治工会的。这本来是他们那边的工人阶级为了防止企业家对工人“惹不起，躲得起”而推动立法的结果。可是由于投资对象国不允许成立自治工会，这些公司也就“被迫”规避了母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