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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血祸二度传播：湖北金牛镇百人遭感染默认分类
2010-05-09
【编者按】 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 记者 邓飞 发自湖北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
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
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８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
河南血禍二度傳播：湖北金牛鎮百人遭感染默認分類
2010-05-09
【編者按】 賣血、輸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國大陸1990年代以來衛生史上的沉重話題。十五年前，“艾滋村”在賣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現，引發良知追問和製度反思，大陸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辦法和艾滋病免費治療政策，善後工作一直持續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機的傳播，並不止於河南的省界線。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的《中國單採漿危機不完全報告》，其輸出半徑早已達到周邊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遙遠的雲南、貴州、廣西。今年以來，在湖北和更遠的湖南，發現了賣血、輸血感染導致的艾滋病村，當地農民組織隊伍到河南賣血，在河南市場整頓後回本省繼續賣血，導致艾滋病毒二度傳播。雖然大陸在各省建立了數千個篩查站，各地近年來已在進行調查防治，但傳播鏈並未完全掌握和切斷。
河南艾滋血二度傳播的後果，眼下仍未充分顯現。傳播鏈條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處於蒙昧狀態中。
湖北“艾滋鎮”血液傳播鏈
□ 記者 鄧飛 發自湖北
有一段時間，鎮上連續不斷死人，“像雞得雞瘟一樣，一個接一個死掉”。奇異的是，他們大多不到60歲，屬於不應該死的人。每次聽到鎮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財都會頭皮發麻。
他心裡埋藏著一個秘密，一根取不出來的針—這些人都去河南賣過血，他也是其中一員。
2010年3月8日，金牛鎮上飄著雪粒，41歲的朱逢財在一個旅社房間裡提及當年賣血史，心存餘悸。
金牛鎮是湖北東南的一個農業小鎮，東依黃石、大冶，西通武漢江夏、南接咸寧，北鄰鄂州，大金、鐵賀兩條省道穿鎮而過，人稱“五縣通衢”。 2009年下半年，媒體報導的湖北大冶第二醫院患者輸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這個小鎮為中心，又向周邊縣市伸延。
河南賣血史
朱逢財的家在鎮子邊上，家境貧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數厘米，很小就出門做泥水工。在武漢的工地上，他認識了同鄉的一名腿腳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們回到鎮上結為夫妻，租了一個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個兒子。
多了一張要吃飯的嘴，朱需要四處尋覓賺錢的機會。
一個姜姓朋友說可以去河南駐馬店賣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們在武漢坐上火車，來到河南駐馬店159醫院。朱抽煙喝酒，被查出轉氨酶較高，醫院拒絕收購他的血，要他戒菸戒酒，降下來再說。
朱發現金牛鎮的老鄉們很多，幾十人在當地租了一大間房子，每隔幾天就去賣血，買了豬肝、紅糖來補充營養，“他們說這樣造血快”。為了爭取留下來，朱變成了大家的保姆，幫助他們做飯洗衣，養好自己的身體，再去賣。
當年的金牛鎮轄2個居委會、33個村委會。金山張村的人來得最早，一些能說會道的村民還成為“血頭”，除獲得血站的獎金之外，還要每次收取賣血者5元“手續費”。
朱逢財回憶，當年湖北、湖南、四川、重慶的農民操著各自方言排隊，爭先恐後賣血。賣血者大多和他一樣，需要錢給父母治病、交孩子學費甚至繳交農業稅費，當年的中國農村賦稅沉重，生計艱難。
朱賣了兩袋血，交給血頭10元“手續費”，拿到了150元，勉強可以應付家鄉兩個月房租。
有人抽血過多，一起身就撲通倒下，令朱害怕，“終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財回到了金牛鎮，籌集了800多元買了一台三輪車，車廂裡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機顯現，政府整頓血液市場，金牛鎮的賣血者們回到了當地，有的繼續賣血，有的回歸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張村開始不斷死人。他們都不到60歲，“像雞瘟季節死雞一樣，一個接一個死”，醫院查不出原因，當地人認為是瘟疫。政府出面將村莊劃為禁區，禁止人員進出。
消息傳到鎮上。朱逢財打聽到幾個死者姓名後，不由頭皮發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賣過血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來到了這個小鎮，採集血樣—桂在調查河南艾滋病問題時，發現數以萬計的湖北老鄉在河南賣血，他判斷這些外省賣血人也極可能感染艾滋病，將在各自家鄉引發新一輪艾滋病危機。
朱逢財和20多位賣血者交上了血樣。次年春，朱收到了來自武漢的報告。
果然是。
朱雙手顫抖，把信藏在抽屜裡，在床上睡了半個月，不敢告訴自己的妻子。妻子終於猜到了真相，兩人抱頭痛哭。
當年，中國啟動對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計劃。 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個縣市躋身中國首批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
朱得到了免費藥物。
當地對賣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 2003年6月中旬，朱帶著疾控中心的人四處尋找其他賣血同伴。一個叫吳電寶的賣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吳父正在打製棺材，他4歲的女兒在地上爬來爬去。吳得到救治，但和他們一起在河南賣血的100多人逐漸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鄉，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脅的生命，遠遠不只是這些賣血者。
危險的輸血
1997年3月27日，25歲的張滿容被送進地處金牛鎮的大冶市第二醫院待產。
張的家在距醫院約兩公里的堰口村。
醫生要張做一個付費3000多元的剖腹產，“這樣比較安全”，後又說手術失血較多，最好輸血，“補充一些營養，產後恢復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醫生說做什麼，那我就做什麼。”張說，她接受了一鹽水瓶輸血，付費500多元。
2007年，張感冒，又患上結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醫生髮現她臉上長出了皰疹，懷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醫院接受過輸血，就馬上安排血檢。
張不知道的是，大冶二醫院因為違規採血、輸血，導致了令當地頭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財2003年參與的賣血人員調查，是政府對賣血、輸血危機摸底的措施之一，但當地公眾並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個曾在大冶二醫院輸血的蔡姓男子無意揭開—蔡感冒高燒不退，輾轉多家醫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後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鎮上，徑直去找二醫院理論—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頭，二醫院醫生讓他輸點血，好得快。
消息傳開，在二醫院接受過輸血的人相繼血檢。這些人除了金牛鎮本地人之外，還來自附近各個縣市。
大冶二醫院副院長徐春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1990年代，該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應，質量有保證；另外一部分由該院自行向賣血者採集，賣血者中包括數名“河南賣血者”—他們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後，繼續向當地醫院供血。
衛生部醫政司血液管理處處長衣梅稱，當時的條件和設備以及試劑的敏感性不夠，導致了輸血性艾滋病的發生。
事實顯示，二醫院曾誘導患者接受“過度治療”——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輸血。
院方稱，1996年到1997年在他們醫院做手術時接受過輸血的患者中，80餘人感染了艾滋病，還有人將艾滋病傳給了妻子或孩子，總人數近百人，主要分佈在金牛鎮及周邊。
2007年6月，張的丈夫袁小群帶著兩個孩子接受血檢，發現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兒子CD4細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個。正常人為500個以上。
袁如夢初醒，妻子和兩個兒子近年輪番生病，持續不斷需要治療。這個父親一年在外打工所賺的錢，全部用於給妻子兒子治病。
夫妻牽著兩個孩子找到醫院理論。 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醫院簽定了一份《醫療事故調解書》，醫院在當年12月前賠償袁家4人“精神慰問金、誤工費、喪葬費及醫療事故賠償中各項費用共計44萬元”，醫院承擔4人的後期治療費用，但醫療機構須由醫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須自願放棄訴訟，不再起爭端和提出其他索賠要求。
這樣的協議，大冶二醫院簽了數十份。但對輸血感染者的追踪並不完全，陸續有患者發病後自行找到醫院。
苦楚的各方
33歲的大冶二醫院醫生張愛華（化名）已經不記得醫院被砸過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橫幅，衝進醫院砸玻璃，還大喊要打死院長。”張說，他們之前都驚慌失措，丟下工作四處逃避。後來，醫院建立了某種機制，每每聽到喊打聲，辦公室就緊急通知鎮政府，鎮里報告大冶市政府。約20分鐘後，幾輛警車呼嘯而至，大隊防暴隊員跳下車，手握自動步槍，維持秩序。
大冶市、鎮政府然後出面，組織雙方談判。醫院現在設立三種應急模式來解決艾滋病糾紛：一是分期補償，即每人補償精神費4萬元，前期治療費按3萬元計算，後期每人每月補助生活費500元並承擔治療費；二是一次性賠償10萬元；三是通過法院調解。
因為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被感染，還有多少人衝進醫院，醫生們每天提心吊膽，“就像樓上的那隻靴子沒有掉下來。”
最近掉下來的一隻靴子叫李凱（化名）。
38歲的李凱是武漢市江夏區湖泗鎮人，他因為不滿醫院開出的賠償，向《武漢晨報》說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駕駛的小貨車翻車，頭部受傷嚴重，被送往大冶市二醫院住院救治，多次輸血。
傷愈出院後，他身體變得虛弱，肺炎、感冒、結核病等疾病輪番襲擊他，前後花去7萬多元醫療費。 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悶並昏迷，經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搶救，被診斷為嚴重肺部感染。
醫生獲悉他曾在大冶市二醫院輸過血，迅速安排血檢，結果確診其患有艾滋病。
萬幸的是，張妻與15歲的兒子經檢測排除感染。
對李凱的報導引起湖北省黃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視，該市主要領導在第一時間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長熊志紅為組長的協調處置工作領導小組。
大冶審計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醫院已向財政部門借款700多萬元，自籌資金200多萬元，用於支付艾滋病病人賠款、生活困難補助、治療費等。
大冶市宣傳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們一直為艾滋病群體殫精竭慮。他們提供的材料稱，2000年，該市發現HIV感染者以來，成立了以市長為主任、29個政府職能部門為成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認真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和課本費，將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屬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將艾滋病貧困家庭納入低保救助對象，每年春節市政府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問金。
從2005年起，大冶市財政每年投入20萬元作為艾滋病防控工作專項經費，每年安排200萬元用於臨床受血感染糾紛的賠付，並募捐專項資金用於改善他們生存環境，以及艾滋孤兒、孤老的生活救助，補貼病人抗病毒治療和機會性感染治療及子女入學費用，實施臨終關懷。
同時，大冶在全國率先實施了“一對一”幫扶活動，由副科級以上單位幫扶一個貧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費藥物，每個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領取藥物，並每三個月集中檢測治療效果和肝腎服藥損害。
張說，自2003年來，該院發給員工的績效工資逐漸遞減，再也沒有拿過1000元以上的月薪，醫院發展也遇到嚴重困難。
但更苦楚的顯然是無辜感染HIV的人。
5歲的袁紅（化名）在兩歲的時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種中藥來對抗HIV。他經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進醫院。
因為需要回家取藥，父母帶著他回家。三輪車顛簸厲害，風很大，孩子緊緊抱著母親，眼神驚恐不安。
袁家兩層的房子只是用磚頭、水泥板搭起框架，沒有任何裝飾，一樓的房間洇濕了牆上兩張“三好學生”的獎狀。
危機在延伸
大冶市衛生部門多次聲稱，在金牛鎮發現的HIV感染病例均發生在1997年大陸《獻血法》出台之前。 《獻血法》出台後，該市臨床用血全部來自黃石中心血站，再無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試圖給金牛鎮劃上一個句號，靜待時間消磨一切，但事情還沒有終結。
吳電寶被樹立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個標兵—服用藥物後開始摸索生產自救方法並逐漸脫貧。 2005年成立互助小組，帶領病人一起開展生產自救，“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從悔恨、徬徨、輕生到治療、自救、致富”。
2006年，吳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關部門開展反歧視宣傳活動，並讚頌政府在資金、技術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們種瓜養豬養牛養魚種優質稻。
吳說，“是黨和政府將我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他發誓要反哺於社會，做點力所能及的宣傳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財抱怨說政府並沒有落實好“四免一關懷”，直到2008年底，他一個月領取的生活補助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財約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車，圍堵大冶政府大門。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補助，要求懲罰原二醫院的院長—這名院長後調任大冶市婦幼保健院院長。
大冶市政府承諾將依照相關程序處分當年的院長，並將每一病人的月補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稱，湖北是輸血感染艾滋病重災區，傷痕之深至今並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辯稱，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災區。但散見互聯網的各類資料，足以還原湖北艾滋病嚴峻格局。
根據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單位發布的數據，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東部的浠水縣累計發現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縣16個鄉鎮場（區）、163個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縣累計報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隨州市發現首例HIV感染者後，該市均川鎮被篩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內死亡60多人。 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隨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個家庭，幾乎遍及全市所有鄉鎮。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個血液買賣集散地，除採集本地人血液，還吸引數千湖南人前來賣血。
湖北西部的巴東縣，被大陸媒體發現了一個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縣已經累計發現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衛生廳疾控處副處長張效武曾承認，1980年代末開始，湖北省約有８萬多名青壯年到鄰近省份參與地下賣血，經血源交叉感染後，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衛生專家推算，湖北全省實際HIV感染者在3萬人以上，疫情嚴重程度在中國排在前10位。在被明確的傳播途徑中，血液傳播居首位，佔70．73％，而性傳播只佔3．42％。令湖北衛生部門迷惑的是，在進行婚檢和體檢的正常人群中接連發現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這類傳播途徑不詳的人在湖北省已發現的HIV感染者中占到驚人的24．57％。
李凱在金牛鎮離奇感染HIV，顯示了賣血—輸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鏈條。對此湖北省衛生廳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強調打擊“血頭、血霸”非法組織他人賣血，並禁止鄉鎮衛生院自採自用血液，要求血庫和血液製品生產企業只能購買實驗室檢測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衛生廳曾發出警告稱，曾往河南賣血的人員群體，回到家鄉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將導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實表明，湖北賣血者回籍後繼續賣血導致新一輪感染的，遠不止金牛鎮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東北部的大悟縣、紅安縣兩地醫院自採自賣血液，導致至少50名農民輸血感染，農民們寫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建教，陳3次自費從湖南到湖北，最後寫出6000餘字的報告上交中央，獲得高層批示。
國家疾控中心成立調查小組，深入大悟縣調查艾滋病人情況。接著，湖北省衛生廳、大悟縣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對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費為艾滋病人提供藥品，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費500元，其直系親屬每人每月發200元生活費。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辦通報稱，湖北省累計報告HIV感染者達5132例，是2001年的10餘倍。衛生廳官員解釋說，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傳播和注射吸毒傳播的比例明顯上升，佔感染總人數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繼續佈局示範區爭取更多資金遏制艾滋病蔓延。 2009年9月17日編寫的《全省第二輪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名單》顯示：全省計有中央重點示範區2個縣市、中央和省共建示範區11個縣市、國家合作項目示範區14個縣市、省示範區12個縣市。
但資金瓶頸導致篩查、追踪不徹底，去河南賣血者回到當地，通過血液、性和母嬰傳播鏈條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採用母嬰阻斷措施，像袁紅那樣的兒童本可倖免於難。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間潛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財走在大街上，揣了個小瓶子，裡面裝的是晚上7點半需要服用的三顆藥丸—兩顆紅色，一顆白色。他和遠近的人們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間留存的些許寒意：他長了一個痔瘡，鎮上診所和二醫院的醫生一共打針10多天，就是沒有人敢動手來做個小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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