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学大热极热并狂热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到市场。

北大率先搞出一个华夏儒商国学院，占领制高点，人家校学渊源，执牛耳数年理所当然。

蒙鄙人单位领导不弃，让俺去学了一年，一年倏忽过去，四书学了个大概，老庄听了个基本，由于传道者皆为北大及专业翘楚，应该说在非专业的圈子里，俺已颇具学院根底，加之俺一向重视理论学习，早已把史记、通鉴、三国志、明朝那些事等乱读一气，若论国学水平，北京虽然排不上名次，当然海淀区也排不上，因为海淀的水平基本代表了北京的水平，但在俺七八百人的文化事业单位，排前十当属谦虚。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就是三国志蜀书和新唐书列传，掩卷之余，不禁仰天长啸，长啸之余，却又不禁叹息。

从国学渊源上说，孔子承上启下，集大成，后世虽有张载、二程、老朱等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孔子的学说不断发展扩大，但并未超出孔子的哲学思想，而按照孔子弟子们说法，孔老师最大的优点就是温良恭俭让，孔子自己则认为核心思想是个“仁”字。

但俺不是搞研究的，也不是做技术的，而是在一家文化单位里做经营的，是故颇为纠结。

我们单位的组织结构是事业部制，就是根据行业设立不同的事业部，对行业的经营指标负责。有指标就必然要争利益，按老子的说法，“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话在当下是危险的，你不争并不代表着别人也不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客户都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指标完成也是为他人做嫁衣，所以你要争，而且要面红耳赤地争。所谓古人智慧，倒不如一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来的管用。

报社有制度，销售更需管理，奈何当下80、90后常一副爱咋咋地的态度，且社会流毒横行，如无制度约束，则误人误己不浅。若使制度高效公平，民主是行不通的，温良恭俭让也是搞不定的，还是靠法家，赏罚分明，奖善惩恶，否则便乱成一锅粥。

当年五四先贤痛诋孔老师，也是被列强欺压的出离愤怒之后的过犹不及之举，但俺现在对此极为理解，矫枉如不过正，在彼时黑暗而压抑的中国，最终也必定是鲁迅所言的用笔挖一个小孔以苟延残喘而已，解决不了问题。

当然，大学也好，中庸也罢，修身足矣，到一定的境界后，则不失为仅次于宗教的人生智慧。但在许多时候和许多人而言，国学更多的是术而非道，我也如此。

北京青年报某资深名记张X，也是俺同乡，是少数能与我PK历史的同道，对国学和儒家思想一直不以为然，曾有颇多争论，一度写诗相拼，他的诗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是很好的，我写的大部分忘了，只记得一句，“乱世不亦有曾儒”。但写完后，颇觉无力，何以有乱世？既有乱世，为何只有一曾儒？既有曾儒，为何仅为中华帝国的一道中兴的斜阳？

也许，驾驭我们的领导和驾驭我们领导的领导，更能体会国学之精髓，更能理解所谓黄老之学和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而对于当下的我等之辈，国学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