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全民“一视同仁”是环保主义者的误区：普通人和穷人的生活本身就非常的“绿色”、俭朴，客观条件逼迫使然；富人才有条件选择是过一种奢侈的、炫耀性的生活呢，还是过一种所谓简朴的绿色生活。发展主义者也爱拿百姓说事儿：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是牺牲了，经济是发展了，可百姓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民生与环境都成了发展教条的牺牲品。走出一条兼顾发展、民生与环保的新道路，已是刻不容缓。

　　

　　

　　一、穷人没资格、没义务过绿色生活

　　

　　

　　现在环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倡导绿色生活时，常常感慨中国人缺乏环保意识，要求全民都要来践行环保，都来过绿色生活。我虽是个外行，但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还是要表达一下对此的不同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首先应该正视一个现实、明确一个观念：环保是富人的事，至少也要享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才有资格谈得上环保，才有义务去践行环保。所谓提倡绿色生活，就只能是针对富人而言的，环保的宣传也只能是主要针对富人，不要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对穷人的说教上。原因很简单，我们普通人和穷人的生活本身就非常的“绿色”，非常的俭朴。虽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心里愿意这样的，但是客观条件逼着我们不得不“环保”，不得不过“绿色生活”。

　　

　　我本人就是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每天忙忙碌碌地上班下班，为了维持现在的普通生活。也就这些年，我所住的小区里不知不觉间出现了大量的小轿车，为了适应这一状况，小区的所有花坛都拆掉了，铺上了水泥，用来停车。早上，那些每天碰面跟你客客气气的邻居们下的楼来，突然一个个都掏出了遥控器，钻进汽车一溜烟开走了。我也没闲着，大步流星地向公共汽车站前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公交车上有个座位。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区友们算不算中产阶级或富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活要比他们环保，至少在碳排放上我要少得多，原因无他，他们比我有钱，小轿车对我而言，还只是在梦里而已。中国的那些每天靠坐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上班的大众们，恐怕在环保上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靠不得已的俭朴生活来为中国的环保做出贡献。就我本人而言，每天在家里，我用来洗东西的水都再用来冲厕所；去超市买东西都随身带着塑料袋；即使在超市免费提供塑料袋时，我也没有把那些袋子扔掉，而是留下来倒垃圾、装东西，等等。我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的环保意识强，只是为了省钱而已。

　　

　　为什么我要向环保人士建议“绿色生活”的倡导要针对富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条件选择自己是过一种奢侈的、炫耀性的生活呢，还是过一种所谓简朴的绿色生活。不仅如此，目前世界上打着“环保”旗号的产品都是比较昂贵的，很多是像我这样的人所无法染指的，那些环保产品终究为富人所消费。我要是中产阶级或富人，我也把家里的照明都换成上百元的节能灯；我也吃有机食品；我也买丰田普锐斯或者比亚迪电动汽车。可是我是穷人，我用不起那些环保产品。正因为如此，我一定比那些使用环保产品的人更环保，更低碳。比如说我根本就买不起车，所以我一定在碳排放以及能源消耗上比环保车主们更少。可惜现在的社会现实是，那些买环保产品的富人们受到了环保人士的赞扬，而我们却早被忘得没影了。那个央视的芮成钢，在奥运前夕花了一点钱给自己的车子买了一段时间的碳排量，不是到处宣扬、被人夸奖吗？所以，不要跟我们讲什么环保，环保是富人们的事。另外，我对环保人士有一个建议，在劝说富人们使用环保产品、过绿色生活时，不要跟他们讲什么子孙后代或者天人合一什么的，这些可能不大管用，最好是把环保整成一种时尚，一种高品位的象征，就像打高尔夫开法拉利一样，那样富人们可能更听环保人士的话。如果哪一天形成一个富人不环保就老土的时尚潮流，比如富人们的别墅屋顶不装太阳能电池板就让人笑话，就不好意思了，那样环保人士可能就成功大半了。不过话也难说，君不见有些视环保为时尚的新新人类，自京城沪上驾着越野车，千里迢迢赶到珠峰脚下，捡了几个垃圾袋，就美其名曰环保了。

　　

　　

　　二、牺牲环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吗？

　　

　　

　　不只是环保主义者，发展主义者们也爱拿老百姓说事儿：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过我们要问一问发展主义者们：环境是牺牲了，经济是发展了，可老百姓因此而过上相应的好日子了吗？

　　

　　近年来碳排放问题成了世界环保中的热点，各个国家一个劲地就有关碳排放的问题谈判，尤其是现在《京都议定书》快要过期了，大家更有的谈了。在以前的一次谈判中，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激动地对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说：“我来这儿一趟要花几万元人民币，够一户中国农民花上好些年。我来干什么？受中国老百姓之托来了。你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夏天有多少人用不起空调，冬天有多少人还无法取暖……我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当然意味着要排放。这是必要的排放，不是奢侈的排放！”这话说得真是铿锵有力。

　　

　　学者王小东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在碳排放的问题上中国不能让步太多，不讲人均不行，不能只图让外国人高兴，在四五个中国人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在一起不及一个美国人的情况下，他们哪来的权利指责中国？况且温室气体还有一个历史积累的问题，这个问题西方同样负主要责任。《福布斯》杂志的记者曾质问王小东：可如果中国人跟美国人排放一样多的碳，这个地球就崩溃了。王小东立即回答：那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降到中国人的碳排放水平呢？这样一来这个地球不是好得多了吗？不过这没有写到报道里。王小东的论点也是很有道理的。

　　

　　邹骥和王小东都在奋力地为中国争取更多的碳排放指标，就是争取中国发展的权利，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比较贫穷的大众要想提高生活水平，没有一定的碳排放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一句：我们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争取来的碳排放指标到底被用到哪里了？是用到了“必要的排放”上了，还是用到了“奢侈的排放”上了？是用到全民身上了，还是被少部分人独享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遵循了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突出体现就是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美日相比，大概相当于他们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不等。更有统计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21世纪，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多年没有上涨。不但如此，如此低的工资居然存在着广泛的拖欠问题，弄得又是总理讨薪，又是民工们不断上演跳楼秀，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独步全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南方居然慢慢地出现了民工荒。中国人尤其是老板们喜欢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在这个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大国，出现了民工荒，这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前几年新的劳动法通过，劳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可能会有些许改善，好家伙，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为最稀缺资源的企业家们一下子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

　　

　　这些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碳排放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提高中国穷人的生活水平是我们争取碳排放指标的重要理由，但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增长近乎停滞，而物价却在不停地增长，这些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碳排放的增加而改善多少，这该如何解释呢？我不禁要进一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发展？仅仅是那些统计意义上的数字吗？是为了GDP而发展吗？现在的发展到底是谁的发展？是那些富人们的发展吗？是那些企业的发展吗？还是全民的？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这些后备中产阶级现在更难找工作，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同样会下降，他们像农民工一样会成为中国比较优势中的重要筹码。那么在中国仍然保持的让人羡慕的经济增长数字中，到底是谁增长了，发展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低收入造就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这又恰恰造成了这部分人非常环保的生活方式，仅从这两面看似乎是双赢的。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环保低碳的生活仍然无法阻止中国环境状况的大幅度的恶化，因为事实上靠牺牲环境来压低企业的成本，同样是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为了发展，我们承接了西方国家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转移；对企业的污染大开绿灯；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给工人造成的危险置而不顾。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成了野蛮剥夺的辩护士，它要重新确立“包身工”的合法性。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一针见血地写到：“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一面是血汗工厂，一面是高污企业，民生与环境都成了偏袒企业的发展教条的牺牲品。

　　

　　穷人的生活水平要提高，这是完全正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再讲究环保也不能将其剥夺。因此中国一定要在国际谈判中争取碳排放的权利。当我们有了这个权利时，意味着拥有了发展的权利。同时，我们也应清醒了，这个发展一定得是均衡的发展。为此，中国要抛弃片面发展主义与比较优势理论。因为现在的发展教条已经妨碍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发展权利，同时破坏了我们的环境。抛弃发展教条，注重低收入者的发展，降低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为企业盈利而破坏环境，走出一条真正的可持续的、惠及普通大众的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兼顾发展、民生与环保的道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到那时，我希望我可以说，环保是全体大众的事情，而不像现在那样说环保是富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