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目前，我国公务接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要领导批准的接待就是“公务接待”，只要领导签字的发票就可报销。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甚至有苦难言，“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以至吃饭犹如赶场子。”（
“公务接待无底洞”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疾，话题年年议，却也年年至止于谴责性分析，公务接待消费成为行政成本中一笔巨大的糊涂账。专家学者为此开列了很多“药方”，譬如建议构建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譬如倡导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务接待腐败，增加违规成本——遗憾的是，这些工作都是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配合升级，良善的初衷永难落地。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迂回纠结，反而迟迟找不到出口。就公务接待而言，为什么可以奢靡化、自由化、甚至贪腐化？核心问题恰恰在于公务接待从头到脚都是“秘密”——单位部门接待了哪些人、吃了那些酒菜、送了那些“礼尚往来”，这些具体的项目与数据从无明确记录，结账的时候，一应抽象化对之，以“公务接待费”遮羞——既然有这么个弹性十足的帽子挡着，接待上的高低贵贱自然就完全可以“酌情而定”了。
谈到公务接待，我们常摆出芬兰的例子，人家上至总理下至普通公务员，一起吃饭的有哪些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在网上公开其清单，每位公民都能看得到、查得清。芬兰就曾有一位中央银行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上网查阅菜单曝光后而下台。诚然，我们的相关律法可能未必有如人家先进，但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的——譬如周久耕事件等，就足以证明我们也有强大的规制社会秩序的现实力量，缺的不是觉悟与水平，而是“素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奢谈制度建设、体制改革，不如先迈出“详细公布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接待信息”的一小步。只要有了这一小步，公务接待改革自然就纳入了“高清频道”，那么，权力颜面上的“斑斑点点”，就不是一般的化妆技术所能遮掩的了。这一步甚至不需要专门的审计、监察力量，只需如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般摊到网络上晒晒，公务接待中的“霉斑”自然会湮灭。
还原报销发票上“公务接待”四字箴言的本来面目，让公务接待成本纳入“高清”的监督频道纤毫毕现，还怕公款吃喝继续浑水摸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