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管理工程创始人  刘先明

2007-02-08

 

今年1月20日，本人和刘吉先生一同参加了在北京理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2007中国成长型企业创新与发展战略论坛”，并分别发表了演讲，刘吉先生20日演讲的内容是《创新战略－打造创新型企业，构建创新型中国》，本人21日演讲的内容是《创新基因——构建创新型企业文化》。可参考：

今天，本人从网上阅读了《南方周末》记者对刘吉先生的采访文章：

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看了刘吉先生的观点和说法以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

一、刘吉说：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想到邓小平，都会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后来农业首先改革，农民自由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了公认的奇迹，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干部会觉得，没有小平，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怎么平反？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1、刘吉说：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

我认为：把“人民公社”说成是“桎梏”，绝对是不准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在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是发挥了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干部的变化，有很多“人民公社”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大量“人民公社”也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对“人民公社”的评价，要从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以相应的结论，简单地把“人民公社”说成是“桎梏”，绝对是错误的！

2、刘吉说：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

我认为：这是与历史和事实不符合的夸大其词，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都成为被专政的对象的。

3、刘吉说：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有着重大历史作用和经济贡献的，那个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较薄弱，城市容纳就业人员的空间很小，就业压力比现在要大的多；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来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很好的就业政策，同时也锻炼了很多知识青年，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不能一概地把“修地球”说成是悲伤的事。

4、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对邓小平的贡献进行评价、赞颂的时候，要把握好“度”。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在毛泽东时代遭受过打击或迫害，而在邓小平时代得以“解放”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把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看成比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还要大的认识，以及肯定邓小平的贡献而否定毛泽东的贡献的观点，都是狭隘的认识，也是绝对错误的认识。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我国的不同时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同时代的领袖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作用；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贡献，才有了邓小平后来贡献的机会和基础，所以，借鉴刘吉先生的一句话，“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前天，就没有邓小平的昨天。

二、刘吉说：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铁的事实，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础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点，一些人慢一点，但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我们是这种情况吗？完全是混淆是非。

我不知道刘吉能不能再具体地指明哪个或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的两极分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情况，我不知道，但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是存在两极分化的。

为了判断是否存在“两极分化”，我们首先就应该定义和明确什么样的状态是“两极分化”。

刘吉说“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这肯定不适合来评价中国“两极分化”的情况，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在还没有说什么样的中国人是“资产阶级”；那么，专家和老百姓能够统一形成的“两极分化”的认识，应该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要界定什么样的人算富人、什么样的人算穷人；富人和穷人是相对的，“越来越富”好讲，是指财富越积越多；“越来越穷”就不好讲了。我认为：并不是穷人的年收入的越来越少的这一种情况才是“越来越穷”，还要根据全社会的物价上涨指数和穷人收入的增长指数来比较，有一些穷人的收入表面上是增加了，但是其消费能力却越来越弱了，这也是“越来越穷”。所以，按照这样的认识来评价中国富人和穷人在积累财富和支配财富问题上的能力和状态的话，当今中国社会是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的。

社会存在“两极分化”是不好的，官员和专家不能正视“两极分化”更是错误的，如果专家无视“两极分化”的情况，而发表可能影响政府官员决策的错误和失真信息，那是犯罪！

2010年05月10日 09:44:55 　来源： 经济参考报

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 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 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2008年04月25日 来源：新华网

 

熟悉中国思想交锋的人都知道，近年来刘吉一直以言论大胆著称，这些言论不但往往使他陷身舆论的风暴眼中，而且一再引起某些敏感人士的激愤。例如，200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喻权域--此人即将在2007年的"两会"提出使舆论哗然的议案--就在大会中作了《端正学风，促进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发言，言辞激烈地批评"有些人伪造马克思的言论来为自己的错误理论作证"，其中"一些人还是'著名学者'和'高参'"，并点名批评刘吉在2003年1月23日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中有关"马克思曾经计算过，在当年生产力水平下雇工8人不构成剥削"是伪造的马克思言论。马克思计算的是"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并不是"剥削"与"非剥削"的界线。据说发言被复印了4600分，不仅分发给二千名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门，还分发给采访2003年"两会"的中外记者。2003年5月又刊登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到各个大学。

这次"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的公开言论，同样使得刘吉陷身于的舆论风暴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引发的风暴更猛烈，批评的声浪一潮高过一潮，其中夹杂着指责，乃至谩骂。

"邋遢道人"在乌有之乡网站发帖大发感慨："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他认为，两极分化并不是马克思下什么定义就什么定义。两极分化从字面意义就不是指"绝对贫困"问题。两极分化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有明确的经济指标。由于世界经济总体在增长，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以10年为期计算都在增长，因此绝对贫困化只在非洲，上世纪末的前苏联和东欧短期出现过。绝对贫困这个概念与其说与分配制度有关，还不如说与经济增长能力有关。因此，如果把绝对贫困作为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没有意义的指标。是个粉饰太平，让统治者高兴，让贫困者无奈的指标。至于刘吉把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作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的"数据"，"邋遢道人"认为"更拿不上桌面"因为无论联合国还是中国的贫困线指标都在向上浮动。即使贫困人口数量没有减少，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可以观察到提高的情况。

另一位活跃的网络写手"黎明"则质疑道："基尼系数不适合中国吗？"他认为，多数人并不知道基尼系数概念和算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判断。权威人士或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也说服不了谁，因为"第一手资料"和亿万的"第一手人"迎面相撞，再高深的学问和"纯学理性" 也抵不过公众的直感。学者可以从理论上论证"眼见并不为实"，可这理论用在这个地方，就会因调戏了公众智力而" 激化矛盾"。

自称是"精细管理工程创始人"的刘先明著文称，"明确反对刘吉先生'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等错误观点"。他说，"社会存在'两极分化'是不好的，官员和专家不能正视'两极分化'更是错误的，如果专家无视"两极分化"的情况，而发表可能影响政府官员决策的错误和失真信息，那是犯罪！"

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入分析的文章。石勇在《新快报》发表文章，发出这样的疑问"否认两极分化的刘吉们恐惧什么"。他分析道中国的改革在一开始就遵循着"权力意志"的逻辑，它在社会领域里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并形成权力-资本对民间社会的掠夺。在"权力意志"的指令下，"改革"也建构并合法化了一个权力-利益秩序，它们就是今天的所谓"特殊利益集团"之类的东西。"特殊利益集团"粉墨登场，权力创收、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行掠夺等就会成为一种"改革现象"。它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不仅使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且变成政治问题进一步地威胁到根基。与"精英"们的"改革话语"遥相呼应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巨大障碍，因为改革对权力的逼近即是对他们利益秩序的威胁。在改革中受损的广大底层民众渴望继续改革，以制约掠夺自己的权力。"否认两极分化的刘吉们恐惧什么"？作者的回答是，在执政高层改革在逻辑指向上已回归理性，旧的被神圣化的"改革话语"和它所建构并合法化的权力-利益秩序因已异化为改革的巨大障碍而开始遭到边缘化和拆解。以往的那些"改革话语"会走下神坛。经济学霸权会被社会学、政治学等打破。那些用"改革话语"与"既得利益集团"合谋的人的时代即将过去。这才是"刘吉们"所恐惧的。

在众多的批评者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李尔重。李尔重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是一位老革命家。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李尔重爱好文学，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对毛泽东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从1949年到1976年党内一直有个"走资派"，"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党内矛盾，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走不走公有制道路的问题上，产生了合作社问题、国有工业建设问题、计划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多方面的长期斗争，到了最后，毛主席使出杀手锏文化大革命，他老了，病了，反革命集团钻了空子，失败了，他老人家带着党内交接班或和平或腥风血雨的问号，辞世了。"

在文学之外，已经93岁的李尔重同样关注现实问题。他认为刘吉否认社会上有两极分化，就是否认新生的资产阶级，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大声问道："请问那两亿多打工仔，亿万工人，是个别的存在，还是阶级的存在？那成千累万的百万富翁，千万、亿万富翁，是个别的存在，还是阶级的存在？打工仔的月工资不过七百元，（抵不上美国清洁工半日的工资）这算不算超经济的剥削？如果这些是实在的，那么，阶级、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人为的瞎说？"他最后说："眼前的问题，像是很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不回避现实，冷静地想一想：是不是'按资分配'比重特大，而'''按劳分配'比重特小？是否已有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富裕？只要不讳疾忌医，是不难看清病情的严重性的，怎么治？可以问人民。"

上海人的退休工人王炼利发表了"公民王炼利致公民刘吉"的公开信。这位经历传奇、被称为"著名民间学者" 的女士说："我的这封信这个帖子您是否会看我管不着，这是您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封信这个帖子我是一定要写的"，因为在她看来，刘吉"对人民大众太为冷漠，对中国低层社会的民生太为隔膜"，不可能体察中国的真实的国情民情。在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王炼利在系统地批评了刘吉近年来的的五篇发言后，指责刘吉"你的胡言乱语实在太多了！"

在两极分化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两极分化是否存在？一个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上，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讳言中国存在两极分化问题，而且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少学者就指出，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这一公认警戒线。在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基尼系数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所以，更多的争论是在第二个问题上。主要的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是因为搞市场经济造成了两极分化，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走回头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把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是做错了诊断。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腐败、垄断与机会不平等"，把缩小收入差别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是开错了药方。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继续改革，健全市场经济，建立法治国家。

    其实，许多有心人都意识到，围绕是刘吉文章发生的争论是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南方周末〉的采访就是在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背景下进行的。刘吉所担忧的是，被人为炒作的基尼系数、两极分化，已经成了某些一直以来反对改革的人做文章的幌子。所以刘吉在采访中强调，邓小平去世的十年中，邓小平理论依然指导着国家，而且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另外有些人并不这样看。所以围绕是刘吉文章发生的争论，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更大的争论也在悄悄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