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刚：互联网技术的创新速度超越了法规制度的完善速度，热烈的表达和频发的集体行动可能改变了监管者的心理预期，监管者与网民的深度博弈也许才刚刚开始。
价值中国：中国互联网的监管目前面临哪些难题？
李永刚：互联网的监管难题要从互联网的变化说起。从参与者规模来看，最新的数据时，网民已经超过了4亿，其中很多人又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意愿，就像是“众声喧哗”的意见集市。技术的发展也很显著，特别是微博的风行，为表达和传播推波助澜。想要管住4亿张嘴，无疑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从政府和用户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难题主要有三点。
一是多头管理的体制。现在有许多部门在介入互联网管理，监管权力也相应地分散在不同的部门。虽然各个部门有大致的领域和权限分工，但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仍会出现一些都在管或者都不管的地带。尤其是运营机构和用户，可能感觉是一头雾水。今年4月的深圳IT峰会上，腾讯的马化腾就曾经讲到，他们最多的时候要面对九个部门。可以想象，每个部门都有来头，都有执法依据，但每个部门的立场和尺度又不一样，使企业无所适从。所以有人建议，政府应该有一个互联网政策协调部门，使网民能够相对简单的和政府打交道。
二是运动式、救火灭火式的管理行为比较多。尽管中国已经有全世界最丰富的互联网管理法律，但条文是一回事，执行是一回事。监管者还是喜欢使用比较传统的管理模式，通过大张旗鼓的专项运动来表达监管意图，通过发传真、打电话等“窗口指导”方式来处理个案。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它很难给人们一个相对清晰的预期，你不容易知道底线在哪里。这似乎也是谷歌选择退出中国时的一种说法。
三是监管缺乏必要的行政救济途径。由于监管在程序上缺少明确的界定，谁实施处罚、被处罚对象违反什么法律、依据什么典则进行处罚都难以明确指认。比如说关闭了你的网站，你想找地方去理论，但答复可能是永远也找不到的“有关部门”。这既与管理部门众多有关，还与操作的暗箱模式有关。而且多数时候，结果一锤定音，即使网站所有者或被处罚个人有异议，也难以寻求复议与诉讼的途径。监管现在看上去还是有点复杂，双方现在还是很难沟通，不知道应该去找谁。
价值中国：从绿坝到“魔兽”之争、从网络视频领域的清剿到谷歌言退，日趋严厉的政府干预导致中国互联网弥漫悲观情绪。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采取这样史无前例的行动呢？
李永刚：从年初的打击色情行动，到年底的政策组合拳，2009年确实出现了监管升级的明显迹象。对此，我没有可信的证据来分析此事，只能谈谈一点猜测。
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本身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对管理层的心理造成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2008年，政府高层对互联网的正面评价较多，在反对藏独、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互联网都表现出很多积极的力量。到了2009年，互联网似乎不那么“正面”了，造成了麻烦却很明显。最近人民网做了一份调查，七成网民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这显示出互联网给管理层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有可能对互联网的某些作用重新进行评估。一些先前乐观的判断，也许转为悲观。特别是媒体报道的伊朗推特革命，会直接激活管理者的稳定和秩序观念。因而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一旦中央政府对互联网的判断发生微妙变化，那么在执行层面力度会更大。
二是产业方面的动机。有数据说，2008年，我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2009年，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207亿元，网络游戏市场258亿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更是突破4万亿。这必定引起相关部门的更大关注和兴趣。互联网产业在过去数年之间，是比较草根的，进入门槛低，创业机会多。就像一些IT精英所说，以前政府的扶持少，但政府的干预也少，就这么自由自在地成长起来了。如今互联网成长壮大，具有巨大的产业利益和增长空间。从这个层面说，监管升级，有可能是相关部门重新界定这块大蛋糕的管辖和分配权。
价值中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乔纳森·齐特赖恩的比喻来形容，“宽带最终的结局将仅仅是给信息高速公路增加了几条额外的车道而已，每条车道可以行驶的车型将越来越少，而且只有某些司机驾驶的装有某些被认可货物的车辆才可以放行。”您怎么理解和看待这句话所表达的观点？
价值中国：我在胡泳老师的文章里看到过这句话。因为没有读过原文，只能凭字面理解，它大概是想说，越来越多的干预会使得信息通道不畅，这样再好的信息基础设施也没有意义。我的看法是，技术继续发展，是很难阻止的一个趋势。但是技术的价值，却在使用它的人这里。用这个互联网车道的比喻来说，车道宽固然好，但只有开放准入，宽的车道才能发挥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处处设置人为障碍，那么高速公路就跑不了车，对技术和使用者都是一种浪费。要认真对待乔纳森的这种忧虑，希望将来的互联网发展，会因为管理者的善意，而促进繁荣的景象，不是造成萧条的局面。
价值中国：您说互联网现在越来越像现在社会的仿生物，那么我们对现在社会的监管政策有多少适用于互联网呢？
价值中国：我个人的经验观察是，在互联网规模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时候，政府将传统的监管手段移植到互联网上来，还是有效果的。在互联网兴起的早期，政府认为互联网是虚拟的，很难拿捏，后来发现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比如物理线路是真实的，网民的公民身份是真实的，运营商是真实的，那些托管的服务器也是真实的。于是就转变了监管思路，从虚拟的世界疲于奔命，回到了真实的世界，转到控制公民接入登记，转向发言实名制，转向审查和控制服务商的运营资格，转向强化网站站长的资格审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政策学习能力很强，学习过程很短，他们确实找到了监管互联网的很多办法。
不过，微妙的是，互联网也在学习，网民也在学习，大家都在变化。甚至可以乐观地说，技术的变化比管理手段变化得更快。每当政府想出一些办法来监管互联网的时候，互联网又会出新的技术。早期政府觉得个人网站有麻烦，就努力监管个人网站，等到个人网站基本销声匿迹时，博客又出现了；政府又想办法来管理博客，现在微博客又出来了。政府不甘落后，也在想一些前瞻的方式，比如白名单之类，博弈也许才刚刚开始。
网民正在发育成为一个新的社群。现在充当主力的80后、90后网民几乎是与互联网一并成长的，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比起那些年长的“移民”，他们更娴熟地使用着这个工具，甚至是融入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得益于互联网上丰富的内容和活跃的交流，网民智慧丛生，多元化明显，很难再用一刀切的方式来监管。
价值中国：您认为中国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中最需要什么？
价值中国：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政府应对新技术持有更加开放和前瞻的心态，主动学习新的技术，跟进互联网的变化。十年前，不少管理者基本不了解互联网；现在，管理层对互联网的了解和认知有了显著改善，这个学习的过程没有止境。监管者有权对互联网做出约束，但也应自我约束，确立公权力的行为边界，寻找更适合互联网的游戏规则。尽量不要用老一套的办法来约束新生的事务，尽量不要通过运动式、偶发式的手段来传递模糊的政策信号。
其次，应该有更加明晰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有清楚的预期。特别是在鼓励创新方面，应降低而不是提升进入门槛。互联网是未来经济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载体，一个大平台，很多技术和产业都要在互联网基础上成长起来。
政府应当明白，互联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互联网，是社会症候群的投射。互联网上偶尔可见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是因为在现实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他们的意见不被倾听，他们的诉求不被回应，只好转战互联网。有些官员总是觉得网民在网上传播谣言，从传播学的角度反思就是，真相不能及时抵达的地方，谣言暂时就是真相。只有信息双向畅通了，理性的沟通交流才有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