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日报日前报道，陕西省各新闻媒体的代表在省记协的组织下，来到位于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的张季鸾墓地，祭拜我国的一代报界宗师，大家向张季鸾墓敬献鲜花、三鞠躬，并宣读了祭文。然而，当看到报界宗师被猪场堵道的情景时，不少媒体同仁表示难以接受。
张季鸾先生是陕西榆林人，系“近代陕西三杰”之一（另两杰为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作为办报方针，坚持以言救国，赢得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一致赞赏。1941年，54岁的张季鸾先生病逝重庆，公葬于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的土塬下。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哀悼先生：“季鸾先生，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这份唁电依然刻在先生的墓碑背面，可是张季鸾先生的墓，目前竟然被一个养着上万头生猪的猪圈包围！
这又是一个焚琴煮鹤式的人文悲剧，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着实堪忧！
博主刘继兴长期从事报业工作，张季鸾先生是高山仰止的报业前辈。早年间，张季鸾曾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张季鸾一腔热血，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皆因揭露了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而导致。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直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五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如三人都各执己见时，则以张季鸾意见为准。
正是由于诸多条件的因缘际会，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纸风行，朝野皆知。自1926年至1949年，几乎中国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的声音，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张季鸾爱国情深，时显拳拳之心。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季鸾50大寿时，于右任献诗赞之：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可惜张季鸾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后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同声哀悼之。蒋介石、周恩来还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张季鸾先生人生最辉煌的期间是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这15年间，他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刘继兴）
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先生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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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先生是陕西榆林人，系“近代陕西三杰”之一（另两杰为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作为办报方针，坚持以言救国，赢得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一致赞赏。1941年，54岁的张季鸾先生病逝重庆，公葬于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的土塬下。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哀悼先生：“季鸾先生，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这份唁电依然刻在先生的墓碑背面，可是张季鸾先生的墓，目前竟然被一个养着上万头生猪的猪圈包围！
这又是一个焚琴煮鹤式的人文悲剧，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着实堪忧！
博主刘继兴长期从事报业工作，张季鸾先生是高山仰止的报业前辈。早年间，张季鸾曾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张季鸾一腔热血，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皆因揭露了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而导致。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直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五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如三人都各执己见时，则以张季鸾意见为准。
正是由于诸多条件的因缘际会，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纸风行，朝野皆知。自1926年至1949年，几乎中国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的声音，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张季鸾爱国情深，时显拳拳之心。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季鸾50大寿时，于右任献诗赞之：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可惜张季鸾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后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同声哀悼之。蒋介石、周恩来还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张季鸾先生人生最辉煌的期间是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这15年间，他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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